《重新思考》7: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建立一個對重新思考友好的社區(qū),需要安全感和責任感。
只有安全感,沒有責任感,人們就會待在舒適區(qū),不做重新思考。只有責任感,沒有安全感,人們就會進入焦慮區(qū),不敢重新思考。
安全感來自信任,責任感來自制衡。
今天的主題是怎樣建立一個對重新思考友好的社區(qū)。它可以是一個小團隊、公司或者學校。
個人也好社區(qū)也好,為什么需要重新思考呢?因為我們的觀念、我們做的事都不一定是對的。你得先承認人的認識是有限的才行。
奧贊·瓦羅爾的《像火箭科學家一樣思考》。像 NASA 發(fā)射航天飛機這種事情,需要高度協(xié)調一致、需要嚴格執(zhí)行,那真是得上下合力萬眾一心才能做成??删褪沁@樣,哪怕設計思路、執(zhí)行都沒問題,最后火箭還是會出問題。挑戰(zhàn)者號航天飛機解體是因為O型圈、哥倫比亞號航天飛機解體是因為掉了一塊泡沫,這些都不是出事故那天才發(fā)生的問題,也不是操作失誤。這些都是已經發(fā)生過好幾次,以前都沒事,雖然有人提出來但是都沒被重視,形成了「偏差的正?;?,完了出事了。
所以沒有完美的組織也沒有完美的執(zhí)行。瓦羅爾提出兩個辦法,一個是從失敗中學習,另一個是從「差一點就失敗」的例子中學習,都是來自外部的反饋,因為靠自己人主動反饋太難了。格蘭特這本書,從組織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新的方法。
你需要考慮組織文化的兩個維度。一個是安全感,一個是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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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安全感的組織里,人們不是戰(zhàn)戰(zhàn)兢兢動輒得咎的狀態(tài),不用擔心自己突然被解雇,表現(xiàn)出來是自信、敢開玩笑,有話才敢說,才能刺激彼此重新思考。
管理學教授埃米·埃德蒙森(Amy Edmondson)有個研究是這樣的。她深入到醫(yī)院中去,想看看醫(yī)生們找問題、挑錯誤的能力如何。醫(yī)生是以團隊的形式工作的,埃德蒙森讓每個團隊上報自己在一定時間內犯了多少個錯誤。我們知道醫(yī)院里有各種錯誤,有時候給患者用藥都能整錯了。
結果埃德蒙森發(fā)現(xiàn)安全感高的團隊報上來的錯誤更多。她一開始還以為這是因為安全感讓人懈怠了。團隊做事大大咧咧,自然就容易犯錯。后來發(fā)現(xiàn)不是。
埃德蒙森用第三方統(tǒng)計的方法客觀地收集了每個團隊*實際*犯的錯誤,結果是安全感越高的團隊犯的錯誤其實更*少*。他們上報的錯誤多,那是因為他們更誠實 —— 別的團隊犯了更多的錯誤但是都不上報。安全感能讓人敢于上報自己和別人的錯誤,而因為大家敢說話,能互相提醒,所以會更少犯錯。
你看這個效應像不像新聞報道:一個地方的媒體上的壞消息少,并不等于這個地方的實際問題少……
所以你希望自己的團隊有安全感,讓人敢說話。安全感來自互相尊重和信任,安全感帶來開放的氣氛。如果大家有安全感,你給人提建議他不會認為你在黑他。你不用擔心今天一句話莫名其妙得罪了領導明天就會丟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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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建立安全感,讓人敢說話呢?
一個辦法大約可以叫做從「供給側」出發(fā),動員員工多給上級提意見。實驗表明這種方法的效果只能持續(xù)一周:一周過后,領導們又會回到以前的狀態(tài),聽到意見會難受,員工也不敢再提了。
另一個辦法則是從「需求側」出發(fā),讓領導本人先行動。
比如說,領導可以講講自己以前犯過的錯誤。說說當時被誰指出來,自己接受了,然后問題得到解決的案例。我有過從建設性批評中受益的經歷,我真的需要你們的反饋。這樣員工能感受到你的誠意,你也會因為是自己主動提的,有掌控感,而更能接受批評。
不過最厲害的辦法是當眾表達一下你的批評承受能力。大學里每門課程的最后學生會給教授打個分,可以自由地寫各種評語,有的是直接說壞話。沃頓商學院有一次是這么干的,教授們把自己收到的壞話匯總在一起,自己當著所有人的面念出來!整個過程有一種喜劇效果,你看你們這么說我我也沒咋地,我還給變成自嘲,學生們哈哈一笑,雙方的安全感都倍增?,F(xiàn)在格蘭特每學年開學都會先給全班學生放一段這個自己念自己收到的負面評價的視頻。
格蘭特把這個方法教給了比爾·蓋茨的妻子梅琳達·蓋茨。蓋茨夫妻倆現(xiàn)在致力于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這個基金會是個慈善機構,但是也像公司一樣運營,有專家、有員工、講究績效,只不過他們不研究如何賺錢,而是研究如何花錢。
梅琳達學了這種自嘲,當著所有員工的面,念了一段自己收到過的批評,而且其中是直接爆粗口。格蘭特拿著個視頻對基金會的員工做了隨機實驗,證明的確有利于后來梅琳達和其他高層領導收到真反饋。而且有意思的是他們同時也收到了更多的贊美:正所謂批評自由,贊美就有意義。
但是只有安全感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另一個維度,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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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安全感,沒有責任感,人們就會待在舒適區(qū),不做重新思考。只有責任感,沒有安全感,人們就會進入焦慮區(qū),不敢重新思考。只有當安全感和責任感同時具備,人們才會在學習區(qū),實現(xiàn)“團結緊張嚴肅活潑”。
一說責任感肯定得有“追責”才行,出了問題得有人擔著 —— 可是既然要追責,人們就可能會因為怕出事而不敢采取新動作,這里面有個矛盾。
杰夫·貝佐斯在亞馬遜是這么解決這個矛盾的。他曾經在給股東的信中提出一個關鍵思想,就是“賭”。貝佐斯說一個創(chuàng)新舉措,要是等到你證明它好用再去用,就已經來不及了,而且你很難證明。所以我們的做法是你要覺得這個想法行就先上,大膽嘗試,如果到時候證明它不行,再改回來。
當然像這樣的嘗試肯定不能因為錯了就懲罰當初的實施者,但是對錯也得有個說法。建立責任感的關鍵是把決策本身和對決策的評估分開,交給不同的人做。
舉個例子。銀行高管有權力批準公司客戶的大額貸款。有些公司獲得貸款之后,經營狀況不理想,沒有按時還款,那么他們會再找到同一家銀行,說你上次借給我的1個億暫時還不上,你要想讓我還錢,最好再借我1個億,我把公司救活了,到時候一起還。而這種情況下,銀行高管往往會愿意再次借錢給他。
為什么呢?因為如果不這么做,就等于是證明了自己當初借給他第一筆錢的決定是錯的。經理會拿銀行的錢拼命挽回自己的決策聲譽。
正確的制度是評估那筆貸款的不應該是最初決定那筆貸款的人。一家公司來貸款兩次,第二次貸款的審批人不能是同一個人。這就是制衡,責任感來自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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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安全感又有責任感,能接受別人的批評又不會在情緒上太敏感,關心公司又敢于提出質疑,這樣的素質太難得了。所以最好從小培養(yǎng)。小時候學習唯唯諾諾、遇事能躲則躲的人,長大了不太可能變成人才。
如果你的教育目標不是培養(yǎng)流水線工人,而是培養(yǎng)能創(chuàng)新有擔當的高水平人才,你應該怎么做呢?
有個八年級歷史老師是這么干的。為了讓學生認識到知識可以更新,現(xiàn)有的說法不是固定的,她特意搜集了一批 1940 年的美國歷史教科書給學生看。學生們一看,哪怕是對于古代史,當年的說法跟現(xiàn)在教科書的說法都不一樣。有些歷史事件當年很重視但是現(xiàn)在不講了,有些歷史事件當年不重視現(xiàn)在卻在大講特講。
注意八年級可是初中生啊。這位歷史老師給學生留了一項作業(yè),你從現(xiàn)在的教科書中任意選擇你認為寫得不夠好的一章,你自己去做一番調查研究,你來重寫這一章。
有個學生選擇了民權運動。他說有一場華盛頓的游行,可能是因為最后一刻被取消了,沒成功,就沒有入選教科書。可是這場游行激勵了馬丁·路德·金啊,我認為應該入選。還有的學生說墨西哥裔和日本裔的士兵在二戰(zhàn)中都曾經為美軍作戰(zhàn),他們的貢獻應該寫入教科書中。你看這不就是主動學習嗎?
這位老師還告訴學生,現(xiàn)在還有些人在質疑納粹大屠殺的真實性,你們能不能自己去檢驗一番,看看誰對誰錯呢?讓學生直面質疑。
還有個例子是讓一年級的小學生學會建設性地批評。課堂上老師讓大家畫蝴蝶,學生們畫好之后,老師讓他們互相點評,指出對方哪里畫的不夠真實。然后大家再重新畫一個版本。然后再批評,再畫一版……就這樣迭代到第六次,你都不相信小學生能畫出如此精確的蝴蝶圖像。而他們真正的收獲是反饋有多么有效,他們能體會到集體中的安全感和責任感。
我們對比一下,相對于那些上一年級被老師捧著,上五年級被家長嚴厲批評,上初中學歷史只知道死記硬背大事的年份和標準答案的學生,這樣的教育是不是更可能出人才呢?相對于從小學就建立班干部體制的教育,這樣的教育是不是更能訓練領導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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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的反義詞是只看績效。一味強調績效會讓人不敢嘗試新方法,只用已經被證明有效的套路做事,不敢重新思考。責任感的反義詞是領導一言堂,決策的是他,判斷決策行不行的還是他,沒有制衡。
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1945年有本書叫《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提出了“開放社會”這個概念。他那時候沒有現(xiàn)在這種水平的心理學,如果波普爾讀了格蘭特這本書,他會同意,安全感和責任感是開放社會的必要條件。而且他會同意,對下只看績效,對上一言堂,是開放社會的敵人。
其實波普爾說開放社會并不是在搞一個政治議題,他的出發(fā)點不是說怎么選舉怎么限制權力。波普爾說開放社會,強調的是一個認識論問題。
開放社會的理念是大家不知道這個社會的正確發(fā)展方向在哪里,沒有一個絕對真理為指導,我們必須一起摸索,才能找到下一個好方向。
你看這不就是創(chuàng)新型公司嗎?開放不是說“對外開放”就叫開放:得鼓勵互相反饋,能嘗試又能承擔責任,愿意重新思考,這才叫開放。
反過來說,封閉社會的特點是認為已經知道應該往哪走了。人們相信偉大藍圖已經繪就,我們只要按照那個藍圖走就行。在這樣的社會里當然課本上寫的都是對的,領導說的都是真理。這樣的社會不需要重新思考。
重新思考是開放社會的特征,安全感和責任感是探索者的氣度。
《重新思考》8:重新思考人生
主題是人生和幸福。格蘭特從心理學角度提供了一些新的證據,相當于是溫故而知新。
關于人生,芝加哥大學女哲學家艾格尼斯·卡拉德(Agnes Callard)的“渴望理論”,我們知道價值觀是會變的,所以不要過早地說“我是誰”。托德·羅斯的《成為黑馬》,說人年輕的時候最好不要做長遠的規(guī)劃,應該一邊自我發(fā)現(xiàn),一邊自我實現(xiàn)。
關于幸福,阿德勒的哲學和戴維·布魯克斯的《第二座山》,知道幸福來自貢獻,而貢獻則是響應使命的召喚。
重新思考不是說要重新思考人生和幸福的本質,而是你想要達到美好的人生和幸福,需要不斷地重新思考當前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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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舉個關于人生的例子。格蘭特的祖父母是俄國移民,家族一直希望能出個醫(yī)生,結果全家的希望落在了格蘭特的堂弟,叫瑞恩(Ryan),的身上。瑞恩從小就聰明,確實是不負眾望,考上了耶魯大學,讀上了醫(yī)學院,而且選定的專業(yè)還是醫(yī)生中最高端的神經外科。
其實瑞恩學醫(yī)一直對經濟學和商業(yè)很感興趣,他曾經想過換專業(yè),但是既然當醫(yī)生是兒時的夢想,而且已經為此奮斗了十幾年,那就安心學醫(yī)吧。瑞恩順利畢業(yè),成了一名住院醫(yī)師。
住院醫(yī)師相當于實習醫(yī)生,需要干七年才能轉為正式的醫(yī)生。瑞恩在當住院醫(yī)師期間,經常覺得自己不喜歡這個工作。主刀醫(yī)生總罵他,而且有時候手術不成功,病人去世了,他感到非常痛苦??墒羌热蛔叩搅诉@一步,他還是完成了七年的住院醫(yī)師培訓,成了一名真正的神經外科醫(yī)生。
這時候的瑞恩已經三十多歲了。他每天忙于照顧病人,工作非常繁瑣,沒有個人時間。如果你不喜歡當醫(yī)生,卻非要當醫(yī)生,那是非常痛苦的。
瑞恩后來終于想通了,當了五年的正式醫(yī)生后,痛定思痛決定不干了,辭職去開了一家跟醫(yī)學相關的創(chuàng)業(yè)公司。
堅持兒時夢想,真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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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孩子都會有大人會問他“你長大想做什么?”有的說想當科學家,有的說想當宇航員。大人一看,啊,好孩子,有志氣!我們看以前那些英雄模范的報道,也愛說從小就立下了遠大志向云云……但是你知道嗎,遠大志向不科學。
奧巴馬的妻子,米歇爾·奧巴馬,就曾經說過,“你長大后想做什么”這句話的問法就有問題。這句話是默認了成長是有限的,好像到了某個時刻你的故事就結局了??墒钦鎸嵉娜松菑碗s多變的,幾乎是個無限的游戲,你可能換好幾個工作。長到幾歲算長大?哪個工作算是你“長大做”的工作?
如果你過早地想好了自己這輩子是什么人,心理學家對你有個說法,叫做“身份過早認同”(identity foreclosure,或者叫“過早自認”)。這是一個缺點。你還沒有經歷過人生,你沒做調查研究,沒有努力拼搏,你怎么能知道你是誰呢?身份過早認同會讓你思想閉合,等于是把其他的可能性都屏蔽了。
身份過早認同,不遇挫折還好,遇到挫折會更麻煩。有些挫折其實只是嘗試了,失敗了,一般人會選擇換個方向,但是有身份過早認同的人不但不會考慮換方向,而且會加倍地投入,對承諾升級。這就如同一個企業(yè)家發(fā)現(xiàn)自己的戰(zhàn)略不好使,他不但不撤出而且還要追加投入,非得總想把項目救回來。NBA 球隊用很好的順位選到一個新秀,如果新秀的表現(xiàn)并不好,他們往往會給他不是更少、而是更多的上場時間和更好的合同……這些都是不愿意承認失敗。
如果你把身份認同押在一件事上,“堅毅力(grit)”可能會害了你。堅毅力 = 熱情 + 堅韌,被某些人認為是成功的關鍵品質。而格蘭特說,堅毅力有黑暗的一面。堅毅力強的人更有可能把一個不可能成功的任務堅持到底。堅毅力最強的登山者更有可能在登山過程中喪生,因為他會不惜一切代價登頂。
那你說堅持不行,可是什么都不堅持也不行???堅持和不堅持的度在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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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度就在于身份認同。你做事當然要有堅持的精神,但是不要堅持到把自己的身份認同押在這件事上的程度。就算放棄這件事,就算不做這個工作,你還是你。
事實上,把工作當成身份,恰恰會損害你做好這份工作的能力。
有人專門做過研究。那些從小立志要當科學家的孩子,到了一定年齡,常常意識到真正的科學家太厲害了,感覺自己比不過,就放棄了。反而是那些沒有什么要“當科學家”的理想,只是喜歡做科學實驗的人,反而對科學有更強烈的興趣,更容易堅持下來。
這個道理是你應該追求“做科學”,而不是“做科學家”。就算做不成科學,你還是你。你不需要用“科學家”定義自己的身份,更不需要用這個身份支撐自己活下去。
我們在人生的路上經常會遭遇身份危機?!柑焐也谋赜杏谩?,那我到底有啥用呢?我到底是誰?身份過早認同并不會解決你的身份危機,它只是掩蓋了你的身份危機。你還是強烈地想證明自己,而且該重新思考不重新思考,該放手不放手。
有研究表明,20歲的時候對自己的職業(yè)規(guī)劃最確定的學生,到 30 歲的時候也是后悔最深的人。因為這樣的人一來思想閉合,二來過度自信。他們認為自己選定的那個職業(yè)就是最好的,他們看不起其他職業(yè),整個思想進入了隧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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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人生是漫長的,你不太可能一下子就遇到最適合自己的職業(yè)。而且根本不存在“最適合你”的職業(yè),每個階段的你適合不同的職業(yè)。格蘭特建議每年重新思考職業(yè)兩次,問問自己,理想是否發(fā)生了改變?當前的工作角色是不是做到頭了?是不是考慮換一種工作?
做這個重新思考可以有點科學家精神。去考察一下其他領域中你佩服的人、你羨慕的人??此麄兠刻煸诟墒裁矗麄冏龅氖虑楹湍愕呐d趣、技能、價值觀是否一致?去嘗試一下他們所做的事情,看看自己能不能做。
那你可能會問,我們對終身伴侶,也應該用這個態(tài)度嗎?比如結婚十年了是不是應該重新思考一下,換個伴侶?不是啊。格蘭特絕對沒有鼓勵大家離婚。
重新思考在婚戀上的應用是這樣的。你小時候可能有一個夢想,說“我長大一定要找個黃蓉那樣的妻子”,或者“我必須找個楊過那樣的丈夫”。這種兒時夢想跟夢想當科學家一樣不靠譜。長大之后的你,碰到一位異性,你跟ta在一起相處非常愉快,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ta不是黃蓉/楊過,這時候你怎么辦呢?難道繼續(xù)尋找嗎?
格蘭特說別找了,這個可能就合適。你早就不是當年的你,黃蓉也早就不是你小時候理解的黃蓉了?;橐鰶]有所謂的“正確模式”。伴侶跟工作的區(qū)別在于伴侶自己也會變,你們在未來的相處之中雙方的自我認同都會變化,良好的婚姻都是雙方一起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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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關鍵思想是不要用固定的標準尋找好東西。幸福也是這樣。
如果你先設定一套幸福的標準,說“有房有車、年收入50萬”算幸福,你會發(fā)現(xiàn)你永遠都不會幸福。心理學家研究發(fā)現(xiàn)越是這樣的人越容易得抑郁癥,越是整天評判自己夠不夠幸福的人,越是不幸福。因為他總是在評價生活,而不是真正在體驗生活。他過多地考慮自己的硬指標,沒有考慮到社會活動對幸福的影響。他追求的是幸福的強度而不是頻率,他忽略了生活中點點滴滴的小幸福。
最重要的是,真正的幸福并不來自某些條件的滿足。達到了你定的那個硬指標,那個幸福感只能持續(xù)很短的時間,你馬上就有了新的指標。
而真正的幸福不會隨著時間減弱。因為它來自意義。如果你覺得你正在做的事兒很有意義,你的生活很有意義,這個是實在的幸福感。
而意義跟自身的改變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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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蘭特的一個洞見是,如果你現(xiàn)在感覺不幸福,那么你應該改變的是自己,而不是外部環(huán)境。幸福不是取決于你所處的位置,而是取決于你所做的事情。
有人說住三線城市不幸福,住北京才幸福。有的說北京太忙了不幸福,住海南三亞才幸福。有的說必須進入某個工作單位才幸福。這都是不懂幸福。事實是你如果在一個地方不幸福,換個地方也不見得幸福。
格蘭特提到一個電視節(jié)目。主持人假裝自己是在給意大利旅游做廣告,他那個廣告詞說得非常好。他說,有些游客到了意大利會感到失望,度假的作用是有限的。度假能讓你看到一些長得不一樣的松鼠,但不能解決你深層的問題。我們可以帶你去遠足,但是不能把你變成一個喜歡遠足的人。如果你之前是悲傷的,坐上飛機就來到意大利,那意大利的你會依然是那個悲傷的你。
那怎么辦呢?格蘭特舉了一個學生的例子。這位同學到沃頓是沖著排名來的,可是來了之后覺得沃頓的社區(qū)感不強。這里的同學都埋頭學習,大家不怎么交往,她感到很難融入這里,想要轉學。
格蘭特告訴她,你先別急著換地方。與其重新思考去哪上學,你還不如重新思考如何度過你*現(xiàn)在*的時間。沃頓不好你可以改變沃頓???就算你改變不了整個沃頓的文化,你可以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亞文化啊。
結果這位同學就找到了另外幾個同學,發(fā)起了每周一次的咖啡聊天活動。他們形成了一個小社團,還邀請到其他同學一起。這個小社團不但讓這位同學感到了幸福,而且讓其他同學也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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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yè)、配偶和幸福都不是“匹配”出來的,是自我改變、自我發(fā)現(xiàn)和自我建設出來的。很多人以為應該找自己“感興趣”的工作,可是你如果沒做過、沒深入做過,怎么知道自己有多大興趣呢?深入的興趣是培養(yǎng)出來的。
幸福來自于意義,意義來自于貢獻,貢獻又來自于你做的事情。你總要嘗試做很多事,才能知道你能做出最大貢獻的事情是什么,你才能找到你的幸福是什么,你的身份認同到底是什么。
人生是一個開放式的系統(tǒng),走不同的路線可以到達同一個地方,從同一個地方出發(fā)也可以去往不同的地方。因為這個開放的性質,工作、貢獻、意義、身份認同和幸福都是你自己尋找出來的,而不是你一開始就知道的。你需要經常重新思考,你需要科學家式的好奇心和實驗精神。
用書中那個萬能句問你了:
「什么樣的證據,才能讓你改變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