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徐志摩和陳西瀅的論戰(zhàn)由來已久，到本文漸趨白熱化，這篇文章也可以說是前期論戰(zhàn)的一個集大成者。文章洋洋灑灑八千余言，魯迅將女師大風潮以來，陳、徐二人批駁、辱罵、中傷他的言論進行了匯總，逐條反駁回去?；蜴倚εR，或有理有據，展現了魯迅強大的文字功底和罵戰(zhàn)功力。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的《晨報副刊》上，發(fā)表了徐志摩的《關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讀者們》和陳西瀅的《閑話的閑話之閑話引出來的幾封信》，共同發(fā)動了對魯迅的攻擊。在陳西瀅的這《幾封信》中，既有《致豈明》（豈明即魯迅的弟弟周作人，兄弟倆這時候還在同一陣營），也有《致志摩》。這是論敵慣用的一種惺惺作態(tài)的表現形式，把對魯迅的攻擊寫在給別人的信里，表面是私人信件，卻又公開發(fā)表。魯迅對這種遮遮掩掩的方式嗤之以鼻?！?b>說話最方便的題目是《魯迅致XX》，既非根據學理和事實的論文，也不是“笑吟吟”的天才的諷刺，不過是私人通信而已，自己何嘗愿意發(fā)表；無論怎么說，糞坑也好，毛廁也好，決定與“人氣”無關。”魯迅自然不會采用相同的方式回擊，他這篇文章偏偏就起名叫《不是信》。
這才是魯迅——罵就罵個痛快，何必惺惺作態(tài)！
首先，魯迅梳理了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以來，陳西瀅扣在他頭上的帽子。
（一）污蔑女師大風潮是“某籍某系”的小團體在“暗中挑剔風潮”（原因我們先前說過，因為支持學生反對女師大校長楊蔭瑜的七名教員，包括魯迅在內有六名是浙江籍，又大多是國文系講師。所以陳西瀅所謂的“某籍某系”指浙江籍國文系）。
（二）因為清代官衙中的師爺以紹興籍的居多，魯迅正好也是紹興人，于是陳西瀅就說魯迅“是做了十幾年官的刑名師爺”。
（三）李四光因為感覺魯迅言辭過于犀利，于是在文章中勸魯迅“十年讀書十年養(yǎng)氣”。
（四）陳西瀅在《致志摩》中說：“說起畫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二十三日《京報副刊》里林玉堂先生畫的《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你看他面上八字胡子，頭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個官僚的神情來。不過林先生的打叭兒狗的想像好像差一點。我以為最好的想像是魯迅先生張著嘴立在泥潭中，后面立著一群悻悻的狗?！?/p>
（五）還是陳西瀅在《致志摩》中說：“你看見嗎，那刀筆吏的筆尖？”……“其實一個人做官也不大要緊，做了官再裝出這樣的面孔來可叫人有些惡心吧了?，F在又有人送他‘土匪’的名號了。好一個‘土匪’?！保ㄗ龉?，指魯迅任職教育部僉事一職。）
“刑名師爺”、“悻悻的狗”、“刀筆吏”、“土匪”，一頂頂“雅稱”扣下來，這些還不是陳西瀅最狠的地方，最狠的是他說魯迅抄襲?！八３Ｍ诳鄤e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鈔了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里面的‘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在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去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盡量的把人家刻薄?！`鉤者誅，竊國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相罵無好口。如果說被罵成“土匪”，魯迅還可以一笑了之。一個文人被控抄襲，可就真不能忍了。文章中，魯迅做了大量的解釋說明?！?b>鹽谷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系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
說魯迅是抄襲有些言重了，但魯迅的《小說史略》確實借鑒了鹽谷溫的書的一部分，而且并未聲明，也是事實。
魯迅接著解釋了對于“有一個學生鈔了沫若的幾句詩”這件事，他并不知情，批評學生的并不是他，他也沒有看過郭沫若的詩。解釋完畢，筆鋒一轉，順水推舟，連消帶打?！?b>紳士的跳踉丑態(tài)，實在特別好看，因為歷來隱藏蘊蓄著，所以一來就比下等人更濃厚。因這一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陳源教授大概是以為揭發(fā)叔華女士的剽竊小說圖畫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將“大盜”兩字掛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權威者”。殊不知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這些小說。“琵亞詞侶”的畫，我是愛看的，但是沒有書，直到那“剽竊”問題發(fā)生后，才刺激我去買了一本Art of A．Beardsley來，化錢一元七?？蓱z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見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費了。遇見的“糞車”，也是境由心造的，正是自己腦子里的貨色，要吐的唾沫，還是靜靜的咽下去罷。”
這一段話包含了大量內容，魯迅指出陳西瀅之所以惱羞成怒說魯迅“剽竊”，是因為凌叔華剽竊在先，他以為報紙上指責凌叔華剽竊的文章都是魯迅作的，其實并不是。
凌叔華，廣東番禺人，小說家，同時也是陳西瀅之妻。
徐志摩主編的《晨報副刊》在報頭上用了一幅敞胸半裸的西洋女人黑白畫像，徐志摩說是凌叔華所作。后來《京報副刊》上登載了署名重余（陳學昭）的《似曾相識的〈晨報副刊〉篇首圖案》，指出該畫是剽竊英國畫家琵亞詞侶的。凌叔華的小說《花之寺》發(fā)表在《現代評論》上，被一個署名晨牧的人發(fā)文指責抄襲。陳西瀅把這兩件事都算在了魯迅頭上，于是攻擊魯迅愈發(fā)猛烈，魯迅也算是受了無妄之災。
文章主要內容就是這樣的筆墨官司。陳西瀅憑借“剽竊”一案成為魯迅生平刻骨銘心的敵人之一。
附帶提一句，十年之后，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終于有了中譯本，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也有了日譯本，念念不忘的魯迅也終于證明了自己并非剽竊。他在《且介亭雜文二集》中沒忘了挖苦陳西瀅：“在《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的序文里，我聲明了我的高興，但還有一種原因卻未曾說出，是經十年之久，我竟報復了我個人的私仇。當一九二六年時，陳源即西瀅教授，曾在北京公開對于我的人身攻擊，說我的這一部著作，是竊取鹽谷溫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里面的“小說”一部分的；《閑話》里的所謂“整大本的剽竊”，指的也是我?，F在鹽谷教授的書早有中譯，我的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嗚呼，“男盜女娼”，是人間大可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 并且將“謊狗”的旗子，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倘他無法洗刷，就只好插著生活，一直帶進墳墓里去了。”
十年，魯迅一直沒忘記，可見當初陳西瀅對他的傷害有多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