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想,現(xiàn)實 ——《堂吉訶德》讀后感
“咖啡館與廣場有三個街區(qū),就像霓虹燈到月亮的距離?!边@是現(xiàn)代搖滾歌手對于夢想與現(xiàn)實詩意或著說失意地吟唱。在遙遠的文藝復興時期的西班牙,有一位名叫塞萬提斯的反騎士精神小說家寫下了一本諷刺騎士精神的小說《堂吉訶德》。但這本書卻成為了迄今為止最負盛名的關(guān)于騎士精神的小說。人的夢想,追求與現(xiàn)實間永遠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鴻溝,這是任何時代,任何地方我們不得不面對的難題。于是我們從理想主義者走向悲觀主義,從理性走向感性……即使作者不愿承認,但我從他的作品中讀到的不是對于堂吉訶德這樣一個悲劇英雄的嘲笑,而是惋惜與同情。因為,總是有人曾和堂吉訶德一樣經(jīng)歷著夢想與現(xiàn)實的撕扯,在現(xiàn)實與夢想之間巨大的反差面前無可奈何。
理想世界與現(xiàn)實的距離
? ? 堂吉訶德生活的時代,西班牙王朝由強盛轉(zhuǎn)衰,騎士階級日趨沒落。騎士文學的盛行正是基于小鄉(xiāng)紳階級這種沉湎于往昔的繁華而缺乏現(xiàn)實感的精神心理狀態(tài),而堂吉訶德的游俠瘋魔癥正是當是西班牙社會的一種病態(tài)心理,在這種心理的作用下,他的行為與現(xiàn)實社會之間才產(chǎn)生了沖突,漸漸地變成了令人無奈的悲劇。
? ? 在堂吉訶德的心目中,騎士道盛世是一種理想社會,那里沒有邪惡,沒有恃強凌弱,有的只是公道、正義和自由,所以,他要為之赴湯蹈火而在所不辭。這似乎是他的幻想,他也一直都生活在這種幻想之中,所以與現(xiàn)實發(fā)生沖突,當作為倫理實體的現(xiàn)實社會壓倒同樣作為倫理實體的堂吉訶德時,悲劇便產(chǎn)生了。但在這個悲劇中孕育著崇高,因為當我們撇開堂吉訶德理想社會之實現(xiàn)的可能性,而就其合理性、正義性看問題時,他就成了一個不屈不撓地為理想獻身的斗士、一個英雄。騎士道本是反映封建經(jīng)濟的觀念形態(tài),發(fā)生在西歐封建制度進入全盛時期的11世紀,隨著封建經(jīng)濟的解體和火槍在軍事上的運用,它早已成為歷史陳跡。生活在資本主義業(yè)已興起的時代的堂吉訶德卻要恢復這種過時的東西,這就形成了堂吉訶德與客觀現(xiàn)實之間的沖突,這一沖突既具有戲劇性又具有悲劇性。
堂吉訶德的煩惱是時不我與,仿佛是時代的錯位,但實則是理想與現(xiàn)實的距離。他在這樣的時代無法找到自己與現(xiàn)實順應的方法,即使回到騎士時代他也不能如自己幻想的那樣獲得成功。這才是理想主義者的悲哀。
理想與殘酷現(xiàn)實的撞擊
? ? 堂吉訶德開始游俠的時候只是因為自己看騎士小說著了迷不能自拔,而隨性地踏上了游俠的旅程,他并沒有考慮當時社會的現(xiàn)實以及自己的行為所引起的后果,只是因為他想這樣做,僅此而已。其實這倒也沒什么,只不過當時已不再是騎士的世界,他的行為只是與他的幻想契合而脫離了實際,當他最后醒悟時對他的外甥女說了這樣一段感人肺腑的話:“我從前成天成夜讀那些騎士小說,讀得神魂顛倒;現(xiàn)在覺得心里豁然開朗,明白清楚了。現(xiàn)在知道那些書上都是胡說八道,只恨悔悟已遲,不及再讀些啟發(fā)心靈的書來補救?!薄拔冶M管發(fā)過瘋,卻不愿一瘋到死呢。孩子,我要懺悔,還要立遺囑”。
這段頗具悔悟的話,說明堂吉訶德臨死時已經(jīng)意識到了自己的悲劇性,而這卻是永遠無法補救的了,這是典型的行動發(fā)生時的意識與意圖和后來對這行動本身的性的認識之間產(chǎn)生的矛盾,其悲劇意味已然濃烈。其實,堂吉訶德的行動若是放在騎士時代的話,確實不值得大驚小怪,可是他錯就錯在,他的原本或許正常的行為跟他所處的時代產(chǎn)生了沖突,而使得這種行為變成了悲劇的載體。
當一個理想主義者具備了實干家的精神時,悲劇就一定會發(fā)生,但與此同時英雄也一定會誕生。余秋雨先生曾說:“沒有悲劇就沒有悲壯,沒有悲壯就沒有崇高?!碧眉X德或許是魯莽的,盲目的,甚至從某種層面來看他是愚蠢的——無法認清現(xiàn)實。但他卻充滿勇氣和堅不可摧的意志,他把所有理想主義者敢想?yún)s不敢做的事付諸于行動的時候,他本是已經(jīng)成為一個群體的信仰?,F(xiàn)實越殘酷,理想與現(xiàn)實的撞擊越猛烈,這樣的悲壯轉(zhuǎn)化為的崇高就越深入人心。
過去與未來的選擇
理想與現(xiàn)實的選擇,就是過去與未來的選擇。作者之所以反對騎士精神,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認清了現(xiàn)實,深知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代表著未來,過去的精神文明也會隨著落后的經(jīng)濟體制而被淘汰。所以他在書中不僅設(shè)置了理想與現(xiàn)實這個巨大的矛盾,同時也給出了解答。
桑丘·潘沙是作為反襯堂吉訶德先生的形象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他的形象從反面烘托了信仰主義的衰落這一主題。堂吉訶德充滿幻想,桑丘·潘沙則事事從實際出發(fā);堂吉訶德是禁欲主義的苦行僧,而桑丘·潘沙則是伊壁鳩魯式的享樂派;堂吉訶德有豐富的學識,而桑丘·潘沙是文盲;堂吉訶德瘦而高,桑丘·潘沙胖而矮。他,桑丘·潘沙是一個農(nóng)民,有小私有者的缺點,然而到真正把他放在治理海島(實際上是一個村)的位置上時,他又能夠秉公辦事,不徇私情,不貪污受賄。后來由于受不了貴族們的捉弄離了職。他說:“我赤條條來,又赤條條去,既沒有吃虧,也沒有占便宜,這是我同其他總督不同的地方?!?a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朱光潛先生在評價堂吉訶德與桑丘·潘沙這兩個人物時說:“一個是滿腦子虛幻理想、持長矛來和風車搏斗,以顯出騎士威風的堂吉訶德本人,另一個是要從美酒佳肴和高官厚祿中享受人生滋味的桑丘·潘沙。他們一個是可笑的理想主義者,一個是可笑的實用主義者。但是堂吉訶德屬于過去,桑丘·潘沙卻屬于未來?!?/p>
桑丘·潘沙是塞萬提斯給出的怎樣順應時代發(fā)展,如何生存的答案。但,在我看來生活不等于生存。這也是為何直至今日仍會有人發(fā)出“我該如何存在”的吶喊。
或許我對于這部小說的解讀是片面的,過分歌頌了堂吉訶德理想主義英雄的一面,忽略了他瘋癲,可笑,愚昧的一面。因為堂吉訶德是與哈姆雷特相似的人物,他們的身上有著令人敬仰的高尚的道德,卻也有著足以毀滅自身的人的缺陷。
堂吉訶德是復雜的,多面性的人物,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價值標準下他有著不同的意義與價值。在這個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壞的時代里,一個有著敏感體質(zhì)的人一不小心就會和理想主義沾邊,一不小心就會對堂吉訶德產(chǎn)生憐惜和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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