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在大荒，中原鼎沸，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自周室東遷以降，五霸迭興，七雄并起，征伐無已，黎元涂炭。昔管仲相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謂其賢；然觀其封內(nèi)，閭里多菜色，倉廩有陳粟，是知霸者之業(yè)，利民者鮮，利國者眾也。故有大才者，非必炫于廊廟，施于邦國；若能濟(jì)一物之窮，解一時之厄，斯亦足矣。
一、亂世之殤，首在黔首
秦末兵興，陳涉一呼，天下響應(yīng)。當(dāng)是時也，戍卒叫于大澤，豪杰起于四方，斬木為兵，揭竿為旗。然函谷關(guān)外，尸積成山；鴻溝兩岸，血流成河。史載“楚漢相距，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zhuǎn)漕”，夫百姓何辜？初苦秦法之酷，復(fù)遭兵戈之難。沛人劉邦，起于泗上，約法三章，民咸歸之，非愛其能，蓋苦秦久矣。及天下既定，民亡蓋臧，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此非兵戈之禍乎？
東漢之季，黃巾蜂起，董卓亂政，中原板蕩。曹操討卓，發(fā)檄天下，曰“舉義兵以誅暴亂”，然其攻徐州，坑殺男女?dāng)?shù)十萬口，泗水為之不流。劉備攜民渡江，號為仁主，然當(dāng)陽之?dāng)?，妻子離散，百姓隨者日行十里，為曹兵所追，死者過半。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非虛言也。王粲作《七哀詩》，有“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之句，觀之令人泣下。
隋末之亂，尤烈于前代。李密據(jù)洛口，開倉散米，民多歸之，然其兵鋒所至，廬舍為墟。竇建德起河北，輕徭薄賦，民謂“夏王”，及敗于虎牢，河北百姓哭之如喪考妣。蓋亂世之中，百姓所求者，不過一飽一暖，一安一寧。若能稍緩其苦，雖草莽之雄，亦足感懷；若逞其才而殘其民，雖帝王之業(yè)，終為罪愆。
二、大才之隱，非無能也
伯夷、叔齊，孤竹之裔，叩馬而諫武王，不食周粟，餓死于首陽?；蛑^其迂，然觀武王伐紂，“血流漂杵”，二子不忍見蒼生之禍，寧餓而死，是其才不在征伐，而在存仁也?？鬃臃Q之“求仁而得仁”，蓋賢于那些助紂為虐者遠(yuǎn)矣。
漢初四皓，避秦之亂，隱于商山。高祖欲易太子，呂后用張良計，迎四皓以輔惠帝。四人雖未居三公之位，未建開疆之功，然一現(xiàn)身而安儲位，免卻骨肉相殘之禍，此非救民于無形乎？若其汲汲于功名，隨高祖馳騁天下，縱立不世之功，亦不過增兵戈之?dāng)?shù)耳。
東漢嚴(yán)光，與光武同游學(xué)，及光武即位，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論道舊故，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yán)子陵共臥耳?！惫饨K不受封，耕于富春山?；蛑^其矯情，然光武之時，天下初定，百姓思安，光若出仕，縱有良策，亦難免卷入朝堂紛爭；退而耕釣，使帝知有不慕榮利者在，亦足以勸天下之廉，此非才之另一種施展乎？
唐之李泌，歷玄、肅、代、德四朝，數(shù)度出仕，數(shù)度歸隱。安史之亂，肅宗在靈武，泌往謁之，陳天下成敗之策，然不受官爵，權(quán)逾宰相。及亂平，即請還山，曰：“臣有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跡太奇。”泌之隱，非避事也，蓋知亂世之中，功高震主，才大招忌，不如退而保身，俟時而動。其保全代宗，定策德宗，皆在山林之間，此非才之善用者乎？
三、才之所用，當(dāng)在利民
晏嬰相齊，歷靈、莊、景三朝，其政不過“省刑罰，薄賦斂”，其言不過“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然齊景公時，民有饑色，道有餓殍，嬰請發(fā)粟于民，公不許，嬰乃歸其家粟，以示百姓?？鬃勇勚唬骸瓣套?，仁人也?！狈驄胫?，非不能合諸侯，霸天下，然其知百姓為邦本，故寧舍赫赫之功，而務(wù)細(xì)微之利，此真賢也。
鄭子產(chǎn)治鄭，作丘賦，鑄刑書，國人謗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chǎn)，吾其與之！”然子產(chǎn)不為動，曰：“茍利社稷，死生以之。”三年之后，國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chǎn)誨之；我有田疇，子產(chǎn)殖之。子產(chǎn)而死，誰其嗣之？”蓋子產(chǎn)之才，不在擴(kuò)張，而在安民，初雖見怨，終必見思，此所謂“功在當(dāng)代，利在千秋”也。
宋之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其知鄧州時，建花洲書院，興教育，育人才；知杭州時，歲饑，發(fā)粟募民，修堤浚河，以工代賑。其“慶歷新政”雖敗，然其憂民之心，見于一言一行。所謂“才”者，非必變法革新，驚天動地；能解一方之饑，教一方之民，亦足以稱賢。
明之徐光啟，官至禮部尚書，然其最大之功，不在朝堂，而在田間。所著《農(nóng)政全書》，集古代農(nóng)書之大成，教人“力耕數(shù)耘，收獲如盜寇之至”。又引入番薯、玉米等作物，教民種植，使數(shù)省之民免于饑饉。光啟之學(xué)，貫通中西，其才足以經(jīng)天緯地，然其畢生精力，多用于農(nóng)事，曰：“農(nóng)者，天下之大本也?！贝朔遣胖糜诿裾吆?？
四、為國與為民，本末之辨
商之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三使往聘之，乃幡然改曰：“與其藏之于己，不如施之于人?！彼煜鄿ヨ?，放桀于南巢，曰：“予恐來世以臺為口實?！币烈ヨ?，非為湯也，為夏之百姓也。桀為虐政，“作傾宮，飾瑤臺，殫百姓之財”，民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故伊尹起而伐之，此所謂“為國者，實為民也”。
秦之商鞅，說秦孝公以霸道，廢井田，開阡陌，獎勵耕戰(zhàn)，使秦富國強(qiáng)兵。然其法“刻薄寡恩”，“刑棄灰于道者”，“民勇于公戰(zhàn)，怯于私斗”。及孝公卒，秦人“不憐”，車裂以徇。商君之才，不可謂不高，然其所為，皆為秦之“國”，而非秦之“民”，故雖成一時之功，終遭萬世之罵。
漢之賈誼，年少有才，文帝召為博士，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議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然其言多“切中時弊”，如《論積貯疏》云：“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勸文帝重農(nóng)抑商，以安百姓。后遭絳、灌之嫉，出為長沙王太傅，然其憂民之心，至死不渝。所謂“才”者，當(dāng)如賈誼，為國者，實為安民；若舍民而強(qiáng)國，如商鞅者，雖雄亦奸。
唐之魏征，事太宗，數(shù)犯顏直諫，曰：“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碧趪L問曰：“朕欲使民富，奈何？”征曰：“省徭役，薄賦斂，輕刑罰，則民自富?！碧趶闹?，遂有“貞觀之治”。夫魏征之才，在諫諍，不在征伐；其所為，在安民，不在強(qiáng)國。然國以民安，民安則國強(qiáng)，此非本末之理乎？
五、才者，民之器也
縱觀史冊，天下大亂，苦莫甚于百姓；有大才者，非必施于邦國；才之所用，當(dāng)在利民，而非媚上。伯夷、叔齊餓于首陽，非無能也，不忍見民之死；嚴(yán)光耕于富春，非無志也，不欲助爭之徒；晏嬰、子產(chǎn)，治一邦而安一方，其功勝于擴(kuò)千里之地；徐光啟、范仲淹，興一業(yè)而濟(jì)萬民，其德高于拜三公之位。
故曰：才者，民之器也，非國之器也。為國而用才，如操利刃以屠牛，雖得肉，而牛已死；為民而用才，如持耒耜以耕田，雖費力，而谷可生。亂世之中，有大才而隱者，非避世也，待時以救民也；有大才而出者，非慕榮也，臨危以濟(jì)厄也。若其才用于國而害于民，則不如無才；若其才藏于身而忘于民，則亦非真才。
嗚呼！當(dāng)今之世，若有能以才救民于水火者，雖不居高位，不著功名，吾必謂之“大賢”；若有以才助紂為虐者，雖位極人臣，功蓋天下，吾必謂之“大奸”。此千古之公論，非一人之私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