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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次貸危機的案例很值得單獨拿出來討論，首先直接說明這就是一個政府干預導致事與愿違惡劣后果的典型案例，在里面銀行、美國政府（以下稱當局）、貸款人、投資機構分別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我一個一個拆分來講。

銀行：

無論是商業(yè)銀行還是投資銀行只要是自主經營，都是唯利是圖的，古往今來皆不例外，這次案例主要涉及的是商業(yè)銀行。本來在這個事情上面唯利是圖是能夠發(fā)揮正面作用的，商業(yè)銀行最主要的業(yè)務就是吸納存款然后貸款出去賺取利息差，所以只要有利可圖銀行應該有盡可能把手上的資金貸出去的動力。但是，把錢貸出去是需要承擔收不回來風險的，基于對客戶以及投資人的負責，銀行就要通過風險評估對貸款申請人進行合理的歧視，所以總會有一些人申請不到貸款，以下我所說的貸款人如果沒特別說明主要特指這一類。因此當貸款人在正常情況下，應該是申請不到那些后來變成壞賬的貸款的，直到當局的介入。當局下發(fā)了行政指令，但是銀行根據(jù)自己身的利益考慮仍然不愿意濫發(fā)貸款，直到當局通過行政手段替那些貸款人擔保，于是銀行就明白了，貸款發(fā)放出去不用承擔任何風險，然后開始了大力的宣傳鼓勵本來沒有意愿貸款買房本來沒有資格貸款買房的人紛紛加入這個游戲，于是才有了后面的故事……

投資機構：

其實機構在這個案例上面是最無辜的，雖然他們參與了不良資產的炒賣，但是他們既沒有推動不良資產的生成，也沒有參與資產的變壞的過程。他們只是做著自己最熟悉的業(yè)務，把銀行手里放出來的資產放在投資市場上展示出售，對于其他任何的資產他們都是這么干的，由于投資市場的成熟，美國的投資機構越來越少承擔辨別資產好壞的責任，只是如實地把所有的信息按照法定要求披露出來，等投資者自己來決定該怎么玩這個游戲，至于銀行為什么單獨把這些債務打包出來？那當然是因為銀行清楚本來這些貸款是不應該發(fā)放出去的，所以也不指望能夠按照一般貸款合同那樣賺到約定的利益，早早把“毒藥”脫手才是最合理的選項，當然這也是唯利是圖的本質體現(xiàn)。

貸款人：

當然參與貸款的不全都是資質太差的個體，其中還是有一些資產地位偏低的中產階層由于優(yōu)惠政策增加了貸款購房的意愿，并由于自身的條件比較好幾十在外部環(huán)境不如理想的情況下，也依然還得起貸款，他們可能是整個事件里面唯一真正受惠的一個群體。至于那些當局想要幫助的中下階層就比較慘了，他們本來不來借不到錢的關鍵因素就是銀行不看好他們的

還款能力，由于在評估貸款人資質這件事情上面銀行本來就最專業(yè)最有動機把事情做好，所以銀行的判斷一般都比較準確。那這些還不起錢又貸款買了房的人怎么辦呢？他們就只能被迫違約了，當大量的違約出現(xiàn)后當局為了收拾殘局只好安排兩房這樣的國企出面收購市面上已經違約的貸款合同，最后有些資質相對好的成為了當局的債務人房子還能繼續(xù)住，有些運氣比較差的只是住了幾個月的新房子，做了一次有房人的美夢，最后落得一場空還把本來就不怎么樣的信用背景搞得更糟糕。

美聯(lián)署：

雖然經常都是由美聯(lián)署帶頭宣布調整利息，然后各大銀行各國政府緊隨其后，但事實上并不是聯(lián)署操縱了利率，而僅僅是聯(lián)署通過充分的信息收集向社會匯報了利息調整這一信息。經濟學家哈羅德.德姆塞茨在討論價格的時候曾經受過：“從亞當.斯密到歐文.費雪，半個世紀的經濟學成就，就是建立了一個高度分權的抽象模型，其中沒有任何人可以控制價格或其他重要的市場指標?！崩示褪抢锩嫠f的其他重要市場指標之一，即使是聯(lián)署這樣的行政機構也不可能操縱利率，而只能通過調整基準利率來達到維持國家資本流動保持在正常范圍以內。更何況其實聯(lián)署調整的僅僅是供銀行參考執(zhí)行的基準利率，而不是實際執(zhí)行的存貸款利率，實際上根據(jù)具體交易細節(jié)的不同，每一筆交易的利率都是不一樣的，通常來說實際貸款利率都會比基準利率高不少。

當局：

這個就比較罪大惡極，現(xiàn)在我們已經無從考究美國當局想要推行這樣的一個違反經濟秩序的政策，突破自身該有的行為操守去干預商業(yè)銀行的運作到底是出于什么樣的理由。從好處推測，可能是真的想要讓更多中下階層過上安定的好日子，從而更好地推動經濟發(fā)展；中性一點來考慮的話可能是在慷他人之慨，在使用納稅人資金的時候不夠審慎負責；惡意些來推斷的話可能是個別官員為了自身的聲明或者選票的考慮，不顧遠期后果，推出了這么一想害人害己的混賬招數(shù)。到底是什么原因已經不重要了，經濟學研究的本來并不是好人做好事壞人做壞事的童話世界，所以一般來說我們并不會太深入研究最初的動機是什么，反而更關心的是在什么樣的環(huán)境下面好人可以做更多的好事壞人可以少做點壞事，以及那些事與愿違的規(guī)律。當然無論是機構還是個人都會犯錯，本來犯錯沒有什么大不了，我們之所以對當局決策的要求特別高，但官員做決定的程序要求特別嚴格，是因為一旦他們犯錯了以后，所造成的的后果是可以很壞很壞的，更關鍵的是他們根本負不起這個責。行政機構是沒有私人財產的，決策官員只要不是貪污舞弊也不會為錯誤的決定真正承擔什么責任，所以當政策出現(xiàn)了不良后果的時候，所有的結果其實是由整個國家甚至是參與這個國家投資的全世界的社會一起來承擔的，是當局的錯誤決定把本來應該由銀行自己研判自己承擔的風險，重新分攤到社會的每個角落上面，即使不考慮其中的摩擦損失，剝奪本身最有能力研判風險的商業(yè)銀行決策權，改為由當局作出決定，顯示是增加了風險，這怎么算都是一個負和的游戲。

最初在學習經濟學這門課的時候，我也覺得這幫家伙好像總是透露著一絲精英高傲的冷漠，仿佛他們總是只考慮效率缺乏人情的氣息，這個可能也是很多對經濟學了解不夠深入的人對這門學科提出的觀點不以為然甚至深深厭惡的原因，直到后來通過對馬糞案的分析，對公共政策的研討，逐漸才理解到效率才是最大的公平，只有總體效率提高了才能夠讓整個社會的收益達到最大化，這樣即使是社會的中下層，所獲得的處境也要比那些只講公平只講人情，大量資源耗費在制度安排上的世界要好得多！經濟學并不冷漠，他只是不擅長去表白解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