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發(fā)了聊《弟子規(guī)》的文章,有個國學讀經機構來找我,說我的理念和他們太一致了,要給我寄兩本他們的書,《論語》、《孟子》。我說《論語》、《孟子》我都有,家里地方小,放不下,不用寄了。他執(zhí)意要寄,說他們做的和別人做的不一樣。我說,真沒有必要,你就是寄給我,我也不會看,你有什么要求不妨直接說。他就說,其實還是希望我能夠為他們機構宣傳宣傳,大家都是熱愛國學的人,應該共同為國學的復興做點什么。
嘿嘿。
我對國學的復興不感興趣。中旬去常熟出差,姑蘇晚報的記者采訪我,問我是不是很高興看到國學的復興。我說一點也不高興。真正的國學沒有辦法復興,而且也沒有復興的必要。講國學復興的人,有兩種,一種打著這個旗號賺錢,一種是國學不復興他就跟不上時代了,哭著鬧著要國學復興。
為什么國學沒有辦法復興呢?因為時代不一樣。比方說,在王維的時代,你一首五言絕句寫得好就可以名動天下,那個時候還沒有互聯(lián)網,連飛機都沒有,但是文字就可以有這個魔力。沒有誰比詩人更是明星。今天呢?你詩寫得再好也不可能成為王維,光有詩不行,可能需要你是個腦癱,是個農村婦女,總之要具備一些完全在寫詩之外的亮點,然后,運氣好到碰到有人推你。
《詩刊》編輯彭敏,有一天做微信公眾號,把余秀華早已公開發(fā)表但沒人看的詩歌重新編輯了一下,想了想,改改標題,把“腦癱”放到標題里,就火了。彭敏跟我說,他完整見證了一個人從默默無聞到爆紅的過程。
不過,余秀華的爆紅也遠遠無法和王維比。我在鳳凰的同事嚴彬,也收獲了“可能是近十年中國最偉大的詩人”的評價,而且是圈內權威,茅盾文學獎評委之一說的。但依然沒有多少人知道他,他的新書只印了3000冊。
在這個時代,寫詩的不可能比寫時評的紅,寫時評的不可能比寫小說的紅,寫小說的不可能比寫劇本的紅,寫劇本的不可能比當導演的紅,當導演的不可能比演員和唱歌的紅。所以,真的有大才華,在這個時代應該去拍電影,寫詩就浪費了。
這里頭的東西說來話長。李商隱不是大才嗎?可惜他生在晚唐,如果他和李白杜甫換個年代,詩仙詩圣的稱呼落在誰頭上還不好說。為什么歷來評詩的人,都說盛唐是巔峰,中唐就稍遜,晚唐就愈加不行了呢?難道一個時代的詩人整體才華和智商比起上一個時代有大的滑坡?當然不是。因為盛唐是開創(chuàng)和集大成,中唐是守成,晚唐是求變。盛唐人可以在隴上耕種,晚唐人只能在自家 屋后的廁所旁邊墾出一小塊地。賈島姚合不是工夫不逮,只是盛唐人把大塊工作做完了,只剩下細處給他們用功。杜甫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后人發(fā)現格律詩能達到的高處王維、李白、王昌齡等都達到了,走到頭了,唯有杜甫指出的路還能繼續(xù)走下去,還有深耕的余地,可能走到別有洞天的地方。還有人把賈島的畫像供起來天天焚香禮拜學寫詩,寫出的詩卻沒幾個人記得。
錢鐘書認為清詩遜于宋詩,宋詩遜于唐詩,龔鵬程認為清詩不遜唐宋,其間差異很值得玩味。汪辟疆說,陳散原算得上杜甫以來第二人,超過黃山谷,他的講法不無理由,但論影響力,陳散原肯定無法和黃山谷比。所以,一定要搞明白時代的差異,才知道自己所做的工作是何等意義。
王維在盛唐什么地位呢?就好比今天鹿晗的地位。全民偶像。而且他還要超過鹿晗,因為鹿晗是紅一時,王維是紅一輩子。那個時候,寫詩是最正宗的消遣方式,比今天看電影追美劇聽演唱會加起來還要流行。那時候寫小說是非主流,最大牌的偶像都在詩人群體里。今天寫詩、寫散文的群體,整體被邊緣化了。
任何東西都有它的生命周期,比方說,90年代末,雜文很流行,《雜文選刊》賣得很好,那一幫熱潮就是被王小波們掀起來的,至今好多文學青年還十分懷念王小波,誰的雜文好,就把他和王小波比。實際上,今天雜文能寫到王小波水平的,多不勝數,但是雜文這個體裁,整體就不行了,說不行當然不是絕對的銷聲匿跡,而是轉變成了時評、段子、論壇體,以及變種雞湯,誰再用90年代末《雜文選刊》的文風寫今天的事,標題叫《叉叉叉叉為那般》,就會把人惡心得胃酸都出來。余秋雨的散文可以在90年代靈,于丹的雞湯可以在十年前靈,但今天就不靈了,任何一種東西,都有它的壽限。就像“文化”這個詞,不同的時代,理解也不一樣。
我曾經以為自己很有文化。幾年前,住八寶山,有天寄快遞,小哥到我家里取件,看見墻角堆著高高一摞書,說:你是賣書的嗎?我說,不是,都是自己看的。他說:矮馬,文化人呀。我很高興,就真以為自己有文化了。
后來換工作,去一家雜志應聘,他們問我,你做什么板塊,我說,文化板塊。他們就遞給我?guī)妆倦s志。翻開一開,文化版是什么呢?最新的電影、最流行的時裝、還有一些高科技的手表、臺燈這些。我嚇了一跳,原來自己沒文化。我先前還以為,會寫兩首詩,讀過《西游記》、《紅樓夢》就算有文化了。這個時代文化不是這么定義的。
因此,就知道為什么國學不可能復興。問問那些讀經班的人,知不知道戴震?戴震不是某個國學培訓學校的校長。他們不知道戴震,他們知道馬震,因為范冰冰。那還有什么好說的呢。
國學不是讓小孩穿得跟演古裝戲似的抱一本《弟子規(guī)》搖頭晃腦,也不是讓上千孩子在操場里給父母洗腳。孔子不贊成穿成那樣子,孔子以前的古人戴的是麻冕,緇布帽子,孔子的時代變了,戴絲帽子,孔子說這樣更好,挺節(jié)約。
讀古人的東西,目的是明理,領會古人的精神。明理在今天,不一定非要通過讀古書去實現。這個道理古人就講過,你去讀顏習齋,發(fā)現他講的就是沒必要多啃古籍。朱熹也說過:“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p>
那為什么很多人認為一定得讀古書才能明理呢?兩種情況,一種是他自己沒搞清楚古人真正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另一種是,他讀古書不是用來明理,是用來裝點門面,顯得自己有文化,好跑出去忽悠人。很多人喜歡跟人講《易經》,什么亢龍有悔見龍在田,講得天花亂墜唾沫橫飛。你問他“樽酒簋貳”什么意思,他想了想,說到簋街上喝兩盅。
高校也愛和外面的機構合作開國學班,國學班講什么呢,講《周易》,《老莊》,還有《孫子兵法》,和企業(yè)管理聯(lián)系到一起。我沒見過古人哪本注疏里講過企業(yè)管理。為什么愛講《周易》呢?《周易》神秘,一般人不懂,就好拿出去裝。不過,從《周易》里基本學不到什么。朱熹說,“《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也。《易》與《詩》中所得,似雞肋焉?!?/p>
那為什么古人那么看重《周易》,那么多人給《周易》做注解呢?他們很多人并不是從《周易》里學到了多少東西,而是借《周易》把自己的三觀和對世界的理解表達出來。程伊川和王船山,都是講《周易》的好手。有時候,你直接講一層道理,別人不信,或者以為膚淺。你借著《周易》講,說這是《周易》說的,別人就信了。說白了,很多東西不神秘。
但不神秘就有一個問題。很多人越是神秘的東西,他越信。不神秘他就不信了。我讀研的兩年看《周易》比較多,就經常有人找我算卦:你算算我今年能不能結婚?——這事《周易》管不了。你老老實實告訴她,她覺得你不懂。
去年秋天,一家企業(yè)請我講國學。中午吃飯,他們說,王老師下午講講國學里的酒文化吧——酒桌上怎樣才能讓別人多喝?中國酒文化博大精深,國學里肯定有這方面的學問。我說,國學要是研究這個的,你們都是國學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