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報告文學的屬性定位問題都纏繞著廣大的文學研究者，有的將其視為新聞的一個分支，有的將其認定為文體的一種。文體定位上的差別很大程度上阻塞了研究的深入，因此，在歷時梳理的基礎上對該文體進行一個知識考古式的探究就成了必要的步驟。簡單粗暴地對報告文學進行某種不確切的認定都不該是嚴謹?shù)恼撜咴撚械男袕?。傳統(tǒng)文化、時代因素以及域外資源的推動作用都是中國報告文學的發(fā)生以及發(fā)展不可或缺的。
一
不管是《現(xiàn)代漢語詞典》，還是容納量更大的《辭?！返葷h語工具書，都將報告文學僅僅看作是散文的一種，而并未將其視為一個獨立的文體類型。這一認定顯然已被報告文學強大的文體實績及影響力所消解，但釋義本身卻提醒了我們兩點——一方面確證了報告文學的文學本質屬性，另一方面則暗示了中國由來已久的散文及文學傳統(tǒng)對報告文學發(fā)生發(fā)展的重要意義。
事實上，在談及報告文學的歷史源起時，除了最不被認同的“古已有之說”，其余幾種都將這一文體的萌生同外來文學資源相掛鉤，似乎傳統(tǒng)的中國沒有任何因素在孕育著報告文學的文體雛形。事實的景況顯然沒有觀點的羅列這么簡單，畢竟，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長河中包孕著無數(shù)輝煌燦爛的文化典藏。即便是我們常常談起的五四新文學，那種“斷裂”與“再生”也遠沒有五四作家極力宣揚反傳統(tǒng)的言論中所披露的那樣激烈而完全?！叭绻f‘斷裂’，那也是一種‘臍帶式的斷裂’；如果說‘再生’，那也是一種‘鳳凰式的再生’?！睆倪@個意義上來看，“古已有之”的提法雖然沒有足夠的說服力，但它的存在至少提示了我們，文學研究的過程不應該是斷裂式的將歷史分割，而是應當從文體承傳的視角來全方位地考察其源與流。中國源遠流長的傳統(tǒng)文學資源即便是沒有很顯在地呈示于報告文學的敘事過程，也有著較為隱蔽的積極影響。找尋中國報告文學的民族源流雖然為許多報告文學理論研究者所不齒，傳統(tǒng)資源的潛移默化卻是深遠的、無條件的。中國報告文學的發(fā)展深受時代與外來的影響，但傳統(tǒng)文化的深厚積淀無疑才是中國現(xiàn)代報告文學賴以生成的土壤根基。這其中，“史傳”與“詩騷”的文學精神、經(jīng)世致用的文化思想及傳統(tǒng)的散文、小說的紀游筆法等的直接效用相比于其他因素更加外顯一些。
其一，“史傳”與“詩騷”的文學精神對報告文學的品性導向?！胺残≌f家言，若無征實，則稗官不足以供史料；若一味征實，則自有正史可稽?！盵]這是晚清重要的翻譯小說家林紓所信奉的小說創(chuàng)作觀念，它根源于中國古老的文學傳統(tǒng)。的確，對人、事、物、景、情等生活的真實作忠實而客觀的反映與呈現(xiàn)，這是我國古代文學由來已久的傳統(tǒng)習性。而“崇真”也是中國古代文章美學的幾個最重要的范疇之一。正是基于這樣的審美原則與規(guī)范，古人在作文品性上極力地高呼，應當做到“事信而不誕”。于是，“真實”便也被用作衡量文章好壞的重要標尺。這就不難理解，寫作《史記》的司馬遷會因為“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而被后世譽為“有良史之才”。從這個意義上講，刻意地將報告文學同傳統(tǒng)文藝資源之間撇清距離是不明智的，中國報告文學的紀實性品格事實上就是對古代“史家筆法”、“實錄精神”的一種遙相呼應。而正如林紓在其小說觀念當中論述的那樣，假如報告文學作家一味地只是凸顯紀實性，則會傷害到報告文學作為文學的一種的本質屬性?！皥蟾妗迸c“文學”應該是兩相協(xié)調、互為襯托的。
“史傳”與“詩騷”向來被認定為是支配中國敘事文學發(fā)展歷程中兩種最為主要的文學精神。但就其數(shù)千年來的具體表現(xiàn)形態(tài)而言，它們既是隱在的文學精神，又是顯在的文學形式。強調“史傳”與“詩騷”傳統(tǒng)對報告文學發(fā)生發(fā)展的影響，我更多的是從文學的精神層面著眼，但也并不忽略其形式方面呈示出來的雙向互動。正是一種歷史責任的擔當意識誘使著報告文學作家熱衷于以較小的視角去折射時代的宏大，但狹小的藝術構筑中，相對單一化的視角選擇唯獨無疑只能將歷史囿于個人有限的視野之內?！笆穫鳌眰鹘y(tǒng)總是敦促著報告文學作家在具體敘說的過程中時或拋棄視角人物轉而以客觀進行敘事，甚至是全知全能地站出來評判。實錄性的春秋筆法與紀實體的敘事技巧早在古代中國就已經(jīng)流行，單純從這個方面來看，劉白羽等人會如此堅持“古已有之”的報告文學緣起論似乎也就無可厚非了。
而“詩騷”傳統(tǒng)則使得中國的報告文學家在文學本質屬性上下更多的工夫，它強化的無疑是作者的主體性，尤其是主觀的態(tài)度。引“詩騷”入報告文學，突出思想的噴薄、情感的流動、結構的奇巧與花樣翻新等形式上的豐富和變化，這為中國報告文學作為一種敘事文體的創(chuàng)作、接受與傳播鋪設了很好的傳統(tǒng)前提。
必須指出的是，“史傳”與“詩騷”對報告文學萌生及其后期成長過程的重要影響并非處于一種割裂的狀態(tài)，并非是一部分作家作品借鑒“史傳”，另一部分作家作品借鑒“詩騷”，而是一種共同性的介入。正是這兩者的合力在某種程度上導向了中國報告文學的紀實性與文學性，也確立起了報告文學文體規(guī)范的一些具體層面：“史傳”的影響并不意味著放棄了藝術上的合理想象，而“詩騷”的影響同樣沒有忘卻報告文學敘事的基本職能。
其二，經(jīng)世致用思想在現(xiàn)代報告文學文體的激烈回響。應當說，文學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一直都是文學理論當中一個基礎而核心的重要問題。古典文藝中的“文以載道”，五四新文學中的“為人生”等觀念即是最好的明證。這就意味著作家的文藝創(chuàng)作不應該僅僅局限于個人的風花雪月，還應當對社會的人情冷暖給予足夠的關注。中國知識分子高度社會責任感的憂國憂民意識事實上正是受到了儒家經(jīng)典倫理——“經(jīng)世致用”思想激蕩的必然結果。
所謂的“經(jīng)世致用”，顧名思義就是指知識分子在自己的日常言行中表現(xiàn)出的對社會現(xiàn)實的關注，著眼于社會層出不窮的矛盾與沖突，運用自己的所學所思去面對并解決相應的社會問題，以求達到國治民安的實際效果。這一思想體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講求功利、求實、務實的思想特點以及“以天下為己任”的博大情懷。之所以將經(jīng)世致用思想的歷史追溯到先秦儒家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是有著歷史事實作為依據(jù)的。究其根源，孔子所創(chuàng)立的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一種積極的“入世哲學”，孔子不遺余力地宣傳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變春秋末年社會動亂，禮崩樂壞的局面，恢復他理想中的社會秩序。而這正是“經(jīng)世致用”思想對于文學本身的功能需求。后起的知識分子則顯然被這種經(jīng)世精神所吸引，并將其作為自己重要的責任，自覺地擔負起關心時政、關注國事、針砭時弊、甚至救國于危難之中的使命。
明清之際，經(jīng)學的倡導與學以經(jīng)世的時代呼聲相結合，從而形成通經(jīng)致用的新學風。徐光啟旗幟鮮明地主張為學“務求實用”，在這一精神的指導下，陳子龍等編成《明經(jīng)世文編》，而高攀龍則提出了“學者以天下為任”的理論主張。明末以來的社會動蕩，至明清更迭時達于歷史的極點。時代的急劇變遷，以及伴隨而來的戰(zhàn)亂頻繁、經(jīng)濟蕭條等不堪的局面，使整社會陷入空前的危機之中。于是自明萬歷末葉興起的經(jīng)世思潮，至清初獲得了更加龐大的支持者而空前高漲，知識界發(fā)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時代強音。明亡之初，南北諸經(jīng)學家孫奇逢、傅山、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從事反清活動。當他們投筆從戎反清失敗后，嚴酷的現(xiàn)實驅使知識界轉而走向用著述救世，立足于“神州蕩覆，宗社丘墟”的現(xiàn)實，他們進行了沉痛的歷史反思，以期“明學術，正人心”?；蛘J為，“孔子之刪述六經(jīng)，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經(jīng)書乃是“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或對明末以來的社會積弊針砭，以“匡扶社稷”為“天下之公”。通經(jīng)致用，學以經(jīng)世，已成為知識分子們不約而同的共識，從而構成明末清初經(jīng)學的主干。同時，在具體的做法上，“經(jīng)世致用”者大多比較實事求是，重調查研究。這樣的態(tài)度恰恰也是中國報告文學作家應該有的對待報告文學的一種姿態(tài)。
近代知識分子與歷史上其他時期的“士”所承擔的歷史責任已經(jīng)大相徑庭，知識結構與社會歷史語境的急劇變遷導向了他們不一樣的文學選擇顯得順理成章。因此，雖然表面看起來，經(jīng)世致用的文學觀念在強調文學所具有的社會功用上與傳統(tǒng)“文以載道”和“教化”等觀念相差無幾，但相比較而言，經(jīng)世致用所提倡的有用于世更多的帶有批判精神。顧炎武說：“君子之為學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撥亂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勢之何以流極而至于此，則思起而有以救之?！笨梢哉f，正是這種社會政治批判精神與對傳統(tǒng)文化的反思、批判精神，才使得“經(jīng)世致用”的文學觀念同“文以載道”等劃清了分野。而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黃遠生《外交部之廚子》等中國報告文學最開始階段的代表作品明顯帶有的批判性特征則很好地彰顯了“經(jīng)世致用”思想對包括其在內的中國近代文學的深刻影響。
其三，傳統(tǒng)的散文、小說的紀游筆法對萌生期報告文學形式上的示范作用。游記在中國傳統(tǒng)文藝中源遠流長，碩果累累。東漢時期馬第伯所寫作的《封禪儀記》被學界認定為中國最早的游記作品，由此開始，游記文體便成了各個時代不同文人作家難以割舍的文學選擇。唐宋時期柳宗元、王安石、蘇軾、陸游等人的作品向我們展示了文人墨客在游山玩水的同時所飽含的各種對于人間百態(tài)的縱深思考。而明清時期，徐霞客三十余年間走南闖北，徒步大半個中國所留下的“古今游記之最”的《徐霞客游記》更是獲得了后世不絕的贊譽。雖然該書更多的是一本地理學方面的作品，但是由于作者在展示外在景觀與描寫旅程的同時也將自身的個性思想呈現(xiàn)于字里行間，“已具有一定的‘報告’成分”，所以其史料價值與文學價值同樣不容忽視?！坝斡泴ψ骷易约簝刃氖澜绲慕沂荆瑒儆趯λ鑼懙牡貐^(qū)的揭示”[]，當代美國游記作家保羅．索羅將游記視為是一種“自傳”不無道理。
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游記，或是其他以旅行的方式來架構的散文、小說文本，事實上和西方“在路上”的小說模式異曲同工。“在路上”成了改變人物命運和生存方式的重要契機，而反過來，漫長的旅途則成了人物心靈的歷程、作者情感抒發(fā)的憑借。旅行者置身于一個陌生的世界里，得以觀察、思考、分析那些前所未見的新鮮事物，進而獲得一種新的人生感悟。許多本地人見慣不怪、熟視無睹的事物與問題，對于旅行者來說，卻是新鮮的外在刺激，促使他從一個新的角度來思考社會、歷史、人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紀游并非簡單的走馬觀花，而更多的是一種創(chuàng)作的心態(tài)，一種觀察的眼光，一種獨特的思維方式。
當然，紀游筆法結構起來的文本，在一個風云變幻的激變年代里能夠擔負的責任要明顯地重于和平盛世的穩(wěn)定時期。重大歷史演變的目擊者或是社會變遷的見證人使得中國文人由來已久的“補史之闕”的神圣職責得以強化。“在路上”的紀游方式使得旁觀敘述者在擴大自身視野的同時，增強了文本更加實在的“史”的價值與意義。傳統(tǒng)全知全能的敘事者方便于對廣闊生活場景的直接展示，卻也不自覺地對文本的真實性造成了很大的傷害。而紀游筆法的限制視角無疑能夠使得“感覺真實”與“歷史真實”之間獲得相對的平衡。在具體處理的過程中，第三人稱的限制敘事沒有被簡單化處理——一方面以見聞錄的形式獲得視角的統(tǒng)一，另一方面敘述者又不時地突破單一化的視角，能動地站出來予以品頭論足，明確表現(xiàn)的主題與主觀的立場。
紀游筆法的流變與納入對中國近代文學的轉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以旅行者為小說的主要角色，并非始于晚清；但只有在清末民初的‘新小說’中，才成為一種值得重視的文學現(xiàn)象，并對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起重要作用?！倍毡緦W者川口浩曾經(jīng)說過：“從Feuilleton到Reportage的推移，還是因為這些新型的旅行記而實現(xiàn)的?！钡拇_，作為緣起于近代社會急劇變遷的新型文體，報告文學自然沒有理由對這一重大文學筆法視而不見。梁啟超的《新大陸游記》、李奎的《環(huán)游地球新錄》、康有為的《歐洲十一國游記二種》等報告文學早期作品，一望其題目便可知紀游筆法的明顯滲入。而且，紀游筆法大量存在于報告文學，使得各類有意無意的“旅行者”應運而生，這對報告文學結構的整體感、敘事角度的轉變，以及新的價值判斷方式的確立，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盡管大多數(shù)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中國報告文學產生的外來影響，但其內在的精神實質卻是從民族自身文化當中衍生而來的。歷史文化的厚重積淀深刻地導引了中國報告文學的近代發(fā)生。
二
“每一時代產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學?！皥蟾妗笔俏覀冞@匆忙而多變化的時代所產生的特性的文學式樣。讀者大眾急不可耐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天所起的變化，作家迫切地要將社會上最新發(fā)生的現(xiàn)象(而這是差不多天天有的)解剖給讀者大眾看，刊物要有敏銳的時代感——這都是“報告”所由產生而且風靡的根因。”[]
這是茅盾1937年2月在《關于“報告文學”》一文當中從創(chuàng)作客體、主體和受體三個角度對報告文學本體“特性”進行揭示的經(jīng)典表述?？疾斓募氈?、全面一方面彰顯了茅盾對報告文學文體足夠的關注，另一方面則提示了我們進行報告文學文體研究所不可忽視的幾個重要側面。事實上，正如L·A·懷特在其《文化的科學》中所強調的一樣：“我們從未聽說過，在文化系統(tǒng)或在其他任何一種系統(tǒng)之中，有什么東西是從空無中產生出來的。一種事物總是導源于另一種事物?！眻蟾嫖膶W的文體發(fā)生除卻中國傳統(tǒng)文學源遠流長的緩慢孕育之外，轉型時代的文化選擇、報紙等現(xiàn)代傳媒的興盛以及啟蒙新民的政治需要等因素共同催生了報告文學在近代中國的破土而出。
美國文學理論家、批評家雷納·韋勒克在其著名的《文學理論》一書中為我們區(qū)分了文學研究的兩種基本方法——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很長一段時間內所力主的社會歷史批評顯然屬于前者。80年代之后，這種批評方式日益受到貶斥，形式研究獲得了極大的施展空間。在我看來，文本的創(chuàng)作同作者的人生經(jīng)歷、時代背景等外在因素的復雜纏繞沒有必要由于純形式的文藝研究的興盛而被完全剔除?！拔捏w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個開放的系統(tǒng)?！薄拔捏w的背后永遠存在著深隱的原因。”報告文學作為一個密切關注現(xiàn)實世界的文體類型，對它進行研究的時候自然不能夠對其外部環(huán)境置若罔聞、熟視無睹。如果單純地從客觀角度來予以考察的話，近代中國之于報告文學源起的重要性就愈發(fā)的明顯。畢竟，中國的近代的的確確就是茅盾所明確提及的那樣一個“匆忙而多變化的時代”。
一、轉型、激蕩時代的文化選擇是造就報告文學文體發(fā)生的時代基因。封建時代的中國，雖然其間王朝更迭甚為頻繁，但經(jīng)濟、政治、文化等范疇一直都在世界上占據(jù)著無可替代的重要位置?；鹚?、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這四大發(fā)明在彰顯古代中國人民的智慧與創(chuàng)造性的同時，也給世界人民帶來了諸多的便利。當歷史的車輪磕磕絆絆地滾動到了19世紀，原本相對的安靜祥和慢慢地滋生了動亂的因子。閉關鎖國政策籠罩之下的封建中國在夜郎自大中消磨著風燭殘年。而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在累積了足夠的資本之后，終于漸漸露出了荼毒貪婪的本性，一方面對內殘酷壓迫勞動人民，榨取其血汗勞作，另一方面則對外恣意擴張侵略，搶奪資源與市場。不同制度、不同種族、不同國度之間的紛爭明示了19世紀的世界發(fā)展趨勢——整個世界充滿著尖銳復雜的矛盾，越來越顯得騷動不安。
很快地，西方的堅船利炮在利益的驅使下開始把目標瞄向了古老卻又地大物博的封建中國。鴉片戰(zhàn)爭的炮火在造成中國人民水深火熱的生活困境的同時，也警示了知識分子新的思考。內憂外患的時代語境迫使當時的知識分子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所處的現(xiàn)實社會與人生。困窘的生活情狀在誘發(fā)知識分子的承擔意識的同時，卻也提供了足夠豐富的素材來源。戰(zhàn)爭形勢的日新月異需要及時予以呈現(xiàn)，外來的進步觀念、新生事物同樣充斥于各種文體的日常表達之中。日益繁復的生活境況同文學敘述相對遲緩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如何采取更加穩(wěn)妥的方式去應對，一時間成了知識分子共同的時代焦慮。報告文學短小精悍且反應迅速的文體特點在此時的中國恰恰解了他們的燃眉之急。
激蕩的時代亟待新質的文體來適應其更新?lián)Q代的速度，這便是報告文學應運而生的時代基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近代社會歷史語境的特殊性與報告文學文體特性上的暗合是導致其萌生的重要原因。失卻了這樣的時代文化選擇與規(guī)約，失去了這樣的土壤的培育，報告文學不可能在當時當?shù)孛壬?，報告文學或許也就不是今天我們習見的模樣。當然，這并不是說報告文學的創(chuàng)作者在其草創(chuàng)階段就具備了足夠清醒的文體意識，恰恰是不夠完備的文體形態(tài)確證了報告文學發(fā)生的時代性造就。時代在選擇了一個略微粗糙的文體方式之后，又是時代不斷地雕琢著它的成長與壯大。
二、報紙等現(xiàn)代傳媒的繁榮是報告文學文體承載與傳播的必要憑借。“這種文學樣式，當然不是從前就有的。這始終是近代工業(yè)社會的產物。印刷發(fā)達之后，一切文書都用活版印刷的形態(tài)傳播，在此才產生了近代散文——即一般叫做Feuilleton的形式，Reportage就是這種形式的兄弟?！盵]川口浩的理論研究文章在論及報告文學的發(fā)生條件時，明確了報告文學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近代傳播媒介。事實上，茅盾在其論述中提到的“刊物要有敏銳的時代感”也是著眼于報告文學的傳播與接受。畢竟，正如馬克思所言，“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客觀地說，讀者的閱讀需要在近代以前的中國相對而言是比較難以滿足的。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咎于傳播媒介的匱乏。雖然造紙術與印刷術榮幸地躋身中國古代四大發(fā)明，但國人并沒有很好地運用好這兩個技術?？v然中國擁有世界上最早的報紙邸報，“新聞”一詞也早在唐代就見諸文章，但“實際上都是官方文件，并非新聞事業(yè)”，中國近代的新聞業(yè)發(fā)展處于嚴重滯后的狀態(tài)。封建王朝為了維護自身的統(tǒng)治秩序，大興文字獄、焚書坑儒等愚民政策的有效實施很好地實現(xiàn)了對普通民眾的精神控制，卻也導致了原本能夠強國利民的一系列先進技術最終做成了自己生命絕響的掘墓人。特別是火藥在近代階段的反戈一擊，原本不可一世的封建統(tǒng)治者終于被迫放下了自己高傲的姿態(tài)。
資本主義的軍事與經(jīng)濟侵略固然令人痛心疾首，但伴隨而來的傳教與文化殖民在愚弄、麻痹國民思想的同時卻并非一無是處。當年由中國傳出去的印刷技術經(jīng)由西人的不斷探索已經(jīng)日臻完美，而西人在中國辦報的行徑也刺激了國人的新聞夢想。封建王朝的被迫開放，反而造就了文化上一次新的開化與求新的浪潮。“他是中國歷史上以報紙為講壇，宣傳變法圖強的第一人，也是中國新聞史上的第一個報刊政論家”[]39，王韜之于中國近代新聞業(yè)發(fā)生發(fā)展的重要性完全可以由其創(chuàng)辦的《循環(huán)日報》的影響力來予以傳達。印刷業(yè)的快速確保了新聞的時效性，而報紙內容時代性的增強則使得新聞文體產生了更加廣泛的社會效應，二者之間可算相得益彰?！皶r務報起，一時風靡海內，數(shù)月之間，銷行至萬余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梁啟超對自己創(chuàng)辦的《時務報》在當時聞名遐邇的不無得意實屬無可厚非?！靶侣勆鐣巧拇_立，無疑也是歷史進入近代的顯性標志?！眻蠹埫浇樵谀莻€年代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的確，正如茅盾所言，“讀者大眾急不可耐”正是近代中國國民心態(tài)的真實寫照。近現(xiàn)代轉換時期的中國社會正由那種封閉落后的封建格局被迫走向逐步開放，而生活在這一時期的讀者大眾對于社會信息的期望也日益強烈。這當然有很大一部分僅僅局限于安身立命的狹小訴求，但不乏由此去透視國家與世界局勢、憂國憂民的有識之士。“在一個非正常的生活時期，人們時時都在為自己的生活環(huán)境操著心，為自己的安全操著心。所以，關心時局，關心有關的矛盾沖突和戰(zhàn)爭的一切消息，就是人們的一種實在的欲望了?！焙唵纹矫婊南?、通訊等當然可以直接滿足普通讀者大眾的信息需要，但閱讀過程中所獲得的粗糙與干癟的感受則不斷脅迫著各種報刊在同西人與國人其他刊物的市場競爭中不斷去修繕自我。而報告文學作為一種優(yōu)化形態(tài)的新聞文體在當時無疑獲得了更大的市場競爭力與閱讀受眾群體。類似于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李奎的《環(huán)游地球隨錄》等作品，復雜而重要的新聞事件的及時報道與人物描寫、事件過程的翔實細致等初步體現(xiàn)出了報告文學新聞和文學的雙重屬性。文學生產的過程本來就包含著消費與接受的環(huán)節(jié)，否則完整意義上的文學鏈條就喪失了重要的組成部分。
曹聚仁在論述《晚清報章文學的興起和它的背景》時寫道：“就新聞記事來說，《上海新報》記載太平洋戰(zhàn)爭，《申報》記載臺灣生番殺琉球人事件，記載法國攻安南侵密渡的戰(zhàn)爭，《時報》記載周有生案，記載大鬧會審公堂案，備具報告文學的條件，大得讀者愛好?！盵]因此，我們說，正是由于“讀者大眾急不可耐”的心態(tài)與報紙等現(xiàn)代傳媒的興盛促成了報告文學的近代發(fā)生。
三、知識分子的責任擔當與啟蒙新民的社會政治需要塑造了早期報告文學明顯的政論性特征。意識形態(tài)對文化、文學的制約與引導在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時代都不足為奇。中國近代文化的復雜特質事實上正是根源于特定歷史時期的政治變革與救亡圖存的社會思潮。報告文學作為一種社會傳播性的寫作方式，自有其獨特的文體功能。二者的內在暗合首先必須立足于知識分子主體意識覺醒的前提之下。思潮的引導總是無法將主體的努力擱置一旁。缺乏了主體的付出，任何思潮的掀起都將只是空穴來風。
從創(chuàng)作主體的角度去考察，報告文學作者的自我認定并非只是激蕩多變時代毫無情緒的旁觀者，而是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參與者與擔當者。在茅盾看來，報告文學的寫作者的創(chuàng)作目的性很明顯，那就是——“迫切地要將社會上最新發(fā)生的現(xiàn)象解剖給讀者大眾看”，以達到喚起大眾覺醒的深刻訴求。因此，現(xiàn)實政治上、社會上的具有新聞價值的人與事一時間成為萌生期報告文學取材的偏愛?！拔彷呏疄槲?，豈其欲藏之名山，俟諸百世之后也，應于時勢，發(fā)胸中所欲言。”以梁啟超為首的知識分子界日漸明確的報告文學傳播意識則成為中國早期報告文學作者“立言為公”博大胸懷的最好佐證。
那樣一個內憂外患、水深火熱的時代，充溢于文學作品字里行間的毫無疑問地都是強烈的危機意識。嚴酷的社會生存現(xiàn)狀，喚醒的是先覺知識分子必要的審視與沉思。時代語境的風云變幻、國內的暗無天日以及外來文化的激蕩都要求著一種迅疾反應的文體類型來承擔文學的實錄及批判功能。王綱解鈕時代，相對寬松的政治環(huán)境則提供了更加自由的言說空間。不管是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新大陸游記》，還是康有為的《歐洲十一國游記》，其中滲透的公共言說的批判意識都力透紙背。啟蒙新民的政治需要與知識分子批判性的歷史擔當之間的共謀使得報告文學在并不安分的近代應運而生并日漸成長。
三
近代文化轉型固然是中國報告文學文體發(fā)生的重要內因，但復合視角的考辨要求我們同樣不能夠忽略外來文化營養(yǎng)的滋補作用。人的成長一方面源自于內里機體逐步而有序的蛻變，卻也不得不依靠外來營養(yǎng)物足夠的攝入。中國報告文學的文體發(fā)生和“西學東漸”不無聯(lián)系，早期報告文學的文本也大多以紀游的方式來展示西方世界的文明與進步，此后其現(xiàn)代化進程更是離不開歐風美雨在理論及創(chuàng)作層面上的榜樣與借鑒作用。
“西學東漸”一詞最早見于容閎1909年寫作的自傳性作品《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的中文譯名《西學東漸記》。兩個版本的書題名之間表面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卻是傳主容閎對其一生所生活時代的文化背景最確切的簡練概括。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中，西方文化參與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這就不難解釋為何即便到了現(xiàn)在，“西學東漸”仍然頻繁地出現(xiàn)在人們描繪近代中國思想文化變遷的紙面敘述中。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悠久寫實文學傳統(tǒng)的民族，但現(xiàn)代報告文學的文體發(fā)生與長成，“西學東漸”必定是不可繞過的話語場。
歷史學意義上的“西學東漸”包含了明顯的兩個階段：一是明末清初耶穌會傳教士到來所引起的西學浪潮；二是鴉片戰(zhàn)爭前后直到五四運動前后這一歷史時期東西文化的激蕩。1605年，西方傳教士利瑪竇輯著的《乾坤體義》，被《四庫全書》的編纂者稱為“西學傳入中國之始”。第一階段的西學傳入，主要以傳教士和一些中國人對西方科學著作的翻譯為主。時代的規(guī)訓使得當時西學對中國的影響主要局限于天文學、數(shù)學和地圖學等自然科學方面。而且，封建統(tǒng)治者基于統(tǒng)治穩(wěn)定長久的考慮，對這些西學作品的傳播也進行了較大的限制，只在少數(shù)的士大夫階層中有一定的流傳，而且大部分深藏宮禁，未能深入民間，自然也就談不上很好地進行普及了。19世紀中葉前后開始，西方人再度開始登臨中國，這一回，他們的態(tài)度急轉直下地發(fā)生了劇變。殖民掠奪的野心催促下，他們以資本主義的殘暴長驅直入，當然，隨之而來的還有以各種新式的傳播媒介帶來的西方新知識、新技術、新思想。
鴉片戰(zhàn)爭的節(jié)節(jié)敗退及英法聯(lián)軍炮火猛烈的外在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代開始推行洋務運動，西方的科學技術再一次較大規(guī)模地涌向中國。當時的洋務人士主要采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態(tài)度來面對西學的潮流涌動，而主要關注的是西方的先進武器以及相關的器械運輸?shù)?，而未試圖對西方的學術思想加以學習。因此，在這期間學術思想方面的傳入更多的是藉由西方傳教士創(chuàng)辦的新媒體以及少部分洋務機構中為軍事目的順道譯介的相關書籍作品。不過，新興傳媒強大的輻射面已經(jīng)警醒了國內知識分子思考與努力的自覺?！鞍殡S著19世紀中后期政治集團提倡‘洋務’這一顯性學習，域外文化的隱性傳播在民間如一股暗流在涌動，這就是現(xiàn)代傳播系統(tǒng)的中國化、現(xiàn)代傳播媒介——報紙、出版、學校的扎根和萌芽?！?/p>
1894年在甲午戰(zhàn)爭中敗給日本之后，清政府幾十年苦心經(jīng)營的洋務運動功歸一簣。為了補救財政上的困難，封建王朝被迫給民族工業(yè)讓出了一條發(fā)展的道路。而在帝國主義為爭奪利益而大量投資的刺激下，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在夾縫中獲得了初步的發(fā)展。經(jīng)濟上的一抹亮色猶如指明燈一樣照亮了晦暗的中國，面對著國破家亡的憂慮，許多有識之士開始更積極全面地向西方學習，出現(xiàn)了梁啟超、康有為、譚嗣同等一批思想家式的新型知識分子。他們一方面積極地創(chuàng)辦報刊，向西方學習大量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強學報》、《時務報》、《湘報》、《國聞報》等輿論造勢先后出現(xiàn)；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力主施行改革，力圖推動中國的“變法維新”。這一時期大量的西方知識傳入中國，影響非常廣泛，不僅限于經(jīng)濟、科技、軍事等層面，也涉及到了思想文化層面上的新探索。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同西學東漸之間的關系甚為密切。
文化層面的轉變自然而然地體現(xiàn)在了文學這一載體上。晚清以來，近代中國的新聞通訊中，除單純紀事的一類之外，還有著大量新式的紀游體作品。如王韜的《漫游隨錄》、黃小配在廣州《南越報》上分57天連載的《五日風聲》、梁啟超1903年刊發(fā)的《新大陸游記》等即是當時旅行通訊的典型代表。從國際報告文學發(fā)生的歷史來看，萌生期的報告文學大多就是這種形式的紀游體散文，如德國蓋奧爾格·弗爾斯特爾的《環(huán)游世界的旅行記》、德國詩人海涅的《旅行雜記》、俄國作家安·契訶夫的《薩哈林旅行記》、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密西西比河上》等作品。所以，我們說，發(fā)生期中國報告文學的紀游體式一方面既是對傳統(tǒng)文藝的一種承傳，另一方面則是對發(fā)生期國際報告文學的一種積極回應。包括《新大陸游記》在內的近代報告文學作品在對自然與社會風情進行描寫的同時，睜眼看世界地對異域外邦作一番詳盡的文化考察。其中蘊含的實錄筆法、敘事角度的多變與從容以及富有思想性、批判性的真知灼見毋寧即是報告文學的典型文體形態(tài)。
西學東漸讓原本萬馬齊喑的知識分子階層終于有人因了春風般的沐浴而先行覺醒，他們在思想文化層面上的全面反思與付諸筆端，再加上報告文學所依托的報紙等新興媒介強大的社會輻射面，一方面使得“打破鐵屋子”的啟蒙新民思想獲得了很好的擴散，另一方面則使得報告文學在中國近代獲得了充足的發(fā)展的主客觀條件。它們的存在形成了參與社會、文化變革的“公共輿論”和“公共空間”。所以，即便西學東漸的氤氳并沒有使近代中國很快地走向世界，但其歷史價值卻不容忽視。中國報告文學的現(xiàn)代化進程更是離不開這一文化現(xiàn)象的積極影響。
由此可見，清末民初報刊等現(xiàn)代傳媒的日益博興、人的解放與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形成，都離不開域外文化的強行登陸并與傳統(tǒng)文化的激烈碰撞、對話。這也徹底底打破了舊有的文學生態(tài)傳統(tǒng)。文學生產從創(chuàng)作、傳播、消費、接受等各個階段都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文本創(chuàng)作者身份的普泛化、生產復制的機器化、傳播機制的市場化、接受者的大眾化都表現(xiàn)得尤其明顯。這些具體而微的變化同樣深刻地反映于報告文學領域，導向了報告文學的基本創(chuàng)作范式。
應當說，報告文學發(fā)生的時代，也正是中國國門開啟、走向世界的時代。在戰(zhàn)爭潰敗的反思中，包括封建統(tǒng)治者在內的國人逐漸意識到了自己同西方一些先進國家之間發(fā)展的巨大落差。尋找救國方略的有識之士，既批判性地揭露國內的生存現(xiàn)狀、政治體制，又將自己的視域拓展到了域外國邦，甚而有人事必躬親地親赴異國他鄉(xiāng)，實地考察西方近世文明的繁盛及后起的社會主義蘇俄。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選擇了新興的報告文學進行自己的話語敘述，這其中的早期實踐者與佼佼者首推梁啟超。他的《戊戌政變記》、《新大陸游記》等作品在新聞性、文學性、批判的政論性等方面都明顯地具有了報告文學的形態(tài)和功能。題材的社會性、形象的生動性、敘述角度的多樣性、傳播的及時性與廣泛性都確證了梁啟超之于中國報告文學的重要性。雖然直至五四之前的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中國的報告文學一直使用的都是文言文，但其通俗性與生動性卻在梁啟超“新文體”主張的強調下日益地深化。
1919年的5月4日，北平爆發(fā)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一周中北京公民大活動》、《二十一日聽審的感想》等報告通訊予以了迅疾的記述和報道。而在它的刺激與推動下，一場更加聲勢浩大的思想文化變革迅速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內外交困的時代夾縫中，知識分子力圖依托于文學而有所突圍，報告文學作為一種現(xiàn)實性極強的文體責無旁貸地擔起了重任。民族危機的深重與國內慘烈的生存境況在《唐山煤礦葬送工人大慘劇》、《執(zhí)政府大屠殺記》、《街血洗去之后》、《五月卅日下午》等報告文學作品中得到了及時而強烈的宣泄。
五四新文學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最淺層直觀的現(xiàn)代性表現(xiàn)就在于語言文字的更換。傳統(tǒng)晦澀難懂的文言文終于被通俗淺顯的現(xiàn)代白話文取而代之。白話文運動的開展與文字改革的實踐都將自己的斗爭矛頭指向了難學難記的漢字。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將新的白話文作為國語予以了官方的認定和確立，這對于市場化的文學生產機制無疑是有利的。啟蒙救亡的呼號在五四運動的催促下愈演愈烈，而部分有識之士選擇了旅歐的方式來向西方尋找真理。采域外之花以釀己蜜成了包括梁啟超、周恩來、瞿秋白等人在內的共同努力的方向。
清王朝覆滅之后，梁啟超離日歸國。但他虛幻的立憲政治理想一再碰壁，并且最終和老師康有為分道揚鑣。1918年末，執(zhí)意要為中國找尋社會問題的新出路的梁啟超啟程踏上了歐游的旅程，于1920年初寫成十萬余言的《歐游心影錄》，很快陸續(xù)在上海《時事新報》上發(fā)表。白話文的使用讓人眼前一亮，但其更大的報告文學價值還在于第一次全面、翔實而生動地報導了歐戰(zhàn)結束時的歐洲。巴黎和會的實際情況，特別是會上關于中國山東問題的討論的關注所映襯的梁啟超強烈的愛國熱情令人津津樂道?！稓W游心影錄》的創(chuàng)作為梁啟超之于中國報告文學的重要性又添加了重要的砝碼。
“我自問那篇通信中所敘的事實，和我所加的評論，很少的出于我個人的偏見，或者是從他人得來的暗示?！?920至1924年，赴法國、德國勤工儉學的周恩來正是以這樣的客觀敘述為天津《益世報》撰寫了三十多萬字計五十多篇的旅歐通信。忠于事實、注重為革命服務的社會效果以及鮮明的無產階級立場使得周恩來的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在真實性、革命性和藝術性的高度統(tǒng)一。這些報告文學作品不僅報告了中國勤工儉學學生在異國的斗爭壯舉，還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歐洲各個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等諸多方面的變遷，如此豐富的思想內容涵蓋面對于國人開闊眼界、認清資本主義世界的本質毫無疑問地是有很大幫助的。樸實的風格敘述中深沉的無產階級感情也彰顯了早期報告文學文本的戰(zhàn)斗性品格。
“欲了解異國的社會生活，決不能單憑幾條法律幾部法令，而要看得見那一社會的心靈?！盵]93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應北京《晨報》館和上海《時事新報》館的聘請，與俞頌華、李宗武同行前往莫斯科考察十月革命后社會主義蘇俄的實況。旅俄兩年間，瞿秋白進行了廣泛而細致的采訪和實地考察，及時準確地向國內的民眾報告他的所見所聞。這些報告文學作品后來輯錄為《餓鄉(xiāng)紀程》和《赤都心史》由上海商務印書館于1922年9月和1924年6月出版。作為中國最早的對社會主義蘇聯(lián)進行科考的兩部報告文學作品集，“瞿秋白貢獻了最初的力作”。鮮明的時代性和階級性、嚴格的真實性、多姿多彩的文學性以及作品類型的多樣化為現(xiàn)代中國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基本原則很好地“探路”“領路”，其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豐功偉績自然不會輕易地被歷史遺漏。
域外新風借取的重要歷史價值則在《歐游心影錄》、《旅歐通信》、《餓鄉(xiāng)紀程》和《赤都心史》等這些文本中發(fā)揮到了極致。只是，文本創(chuàng)作者身份普泛化所帶來的報告文學發(fā)生期的混亂也在這個時期達到了迫切需要解決的臨界點。缺乏相應理論的指引與照亮，報告文學的文體確證始終無法在散亂的文本表達中找到抽象化的剝離。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現(xiàn)實性、革命性的文學政治功利性訴求愈來愈被強調，但何以能夠照亮三十年代中國報告文學的成長道路卻又成了擺在新文學作家面前一個艱深的問題。左聯(lián)的成立似乎為包括報告文學在內的文學找到了一個可以依靠的組織憑借，但這并不能真正地指引報告文學的文體成長。理論與創(chuàng)作之間良性互動的缺失首當其沖地需要得到解決。歐風美雨在理論及創(chuàng)作層面上的起到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在這一階段經(jīng)由左聯(lián)的努力獲得了淋漓盡致的發(fā)揮。
1930年8月4日，首屆左聯(lián)執(zhí)委會通過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新的情勢及我們的任務》文件中，明確提出了：“創(chuàng)造我們的報告文學（Reportage）吧！”而第二年11月通過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同樣對“西歐的報告文學”的采用予以了“執(zhí)委會決議”式的強調。這種略帶壓迫性的推崇彰顯了報告文學自身獨特的文學價值和社會功能，隨之而起的引進和譯介國外報告文學理論與創(chuàng)作的熱潮也就顯得水到渠成了。
川口浩的《報告文學論》（沈端先譯）、山田清三郎的《通訊員運動和報告文學》（里正譯）、T·巴克的《基希及其報告文學》（張元松譯）、基希的《危險的文學樣式》（胡風譯）、巴比塞的《關于生活和戰(zhàn)斗》、皮埃爾·梅林的《報告文學論》（徐懋庸譯）、安德爾·馬爾克勞斯的《報告文學的必要》（沈起予譯）等等均是20世紀30年代關于報告文學理論的譯介文章。這些不同時期、不同國度有關報告文學理論的譯文就報告文學的歷史淵源、創(chuàng)作對象、創(chuàng)作內容、文體特征等都做出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論述。除了關于“真實”、“藝術手段”等近似的表達之外，川口浩所分析的報告文學“社會批判性”的文體特質、基希的關于報告文學作家必須掌握“辯證唯物論”的思想、皮埃爾．梅林所力主的科學縝密的田野調查等都對隨后中國自身報告文學理論建構及其創(chuàng)作實踐有著極為重要的啟示和指導。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困擾已久的理論匱乏在這些譯介文章的指引下有了相當程度的改善。在袁殊、胡風、周立波、茅盾、周鋼鳴等人的努力下，伴隨著《報告文學論》、《關于速寫及其他》、《談談報告》、《關于“報告文學”》、《怎樣寫報告文學》等理論文章的相繼問世，吸取而來的域外資源很快地實現(xiàn)了中國化。
與此同時，外國報告文學作品也紛紛登陸中國?？紤]到國內讀者不同的閱讀需要，外國作家以中國為題材的作品（如基希的《秘密的中國》、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等）以及域外題材的作品（如英國記者匹特卡倫的《西班牙在前線》、約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高爾基的《一月九日》《列寧》等）是當時翻譯的重點。尤其是基希冷靜揭露的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引起了國內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的熱情，并促成了中國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第一個高峰的出產期。柔石（署名劉志清）的《一個偉大的印象》、阿英選編的《從上海事變到報告文學》、樓適夷的《戰(zhàn)地一日》、夏衍堪稱典范的《包身工》、蕭乾的《流民圖》、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鄒韜奮的《萍蹤寄語》《萍蹤憶語》、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茅盾等人編選的《中國的一日》等等都昭示了30年代中國報告文學在域外資源滋養(yǎng)之下的日趨成熟。隨后直至今日，中國報告文學理論與創(chuàng)作雖然有了許多新的突破與發(fā)展，但30年代的“拿來”與創(chuàng)造所形成的文體規(guī)范至今都無法繞過。
事物的發(fā)展本來就是一個復雜的進程。忽視了其中的某一個側面都將傷害到我們對這個全面認知的可能性。對于報告文學的認識亦然。綜上所述，中國報告文學的文體演變并非一些研究者簡單認定的域外影響，而是包含著豐富的外在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