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許多研究都是對薛鳳祚某個側(cè)面的研究,綜合全面的研究文章一直比較少。
薛鳳祚的獨具特色的會通模式和準哥白尼體系的使用開創(chuàng)了我國科技之先河，特別是薛鳳祚的歷法思想、易學思想、醫(yī)學思想等都極具開拓性和前瞻性，另外，薛鳳祚的水利思想、數(shù)學思想既繼承前人又有所改進,薛鳳祚的歷法會通夢想得到了后世極高的評價。
西北大學“211工程”經(jīng)費資助項目唐高句麗遺民《南單德墓志銘》考釋則對薛仁貴曾孫薛夔和薛氏家族與朝鮮南氏家族的淵源進行了科學的考證。
《南單德墓志》現(xiàn)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館,志文記錄了朝鮮半島南氏家族在高句麗滅亡后,南狄、南于、南單德三代在大唐做官的經(jīng)歷,志文重點敘述了南單德在大唐討伐"兩蕃"以及安史之亂中的功績以及與薛仁貴曾孫薛夔的世交關系。
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趙水靜對河南洛陽出土《薛府君夫人張氏墓志》和《薛文休墓志》進行了詳盡考釋，填補了當代河東薛氏南祖房研究的空白，該研究成果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五代十國歷史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階段性研究成果的認可。
廣東著名文化學者江馬鐸，歷時一年多對潮州庵埠薛隴明清古建筑進行了系統(tǒng)摸底和研究。
南開大學學者任鋒重點研究了南宋儒者薛季宣的中庸觀。
薛季宣對"中庸"觀念的獨特詮釋,體現(xiàn)出理學思潮對他的影響,但他不贊同形而上學的探討趨向，他開拓出一種以格物實踐為本位、重視"時中"的中庸觀,為其政治思想提供了哲學根據(jù),并在學理上促進了經(jīng)制之學的形成。"時中"中庸觀是薛季宣思想的核心理念。?
四川省宜賓文化館鄧沛、王穎等學者針對薛煥其人與宜賓趙場薛氏家族牌坊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山西運城學院郝星久先生對明代著名理學家薛瑄的遠祖和世家族系進行了多年的研究。
通過上述分析梳理，可知學界對隋唐以來河東薛氏家族史的有關研究，主要集中于個案和專題的研究，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和層面上做到了由微見著，起到典型研究的作用，但這并不能替代從宏觀上對薛氏家族的整體研究。
應該承認，上述學者的研究大大推動了隋唐以后薛氏家族的研究。近代學界以地方志、家譜、明清學者文集中所涉及的薛氏家族資料為基礎，綜合運用史料分析、計量統(tǒng)計等方法，在進行定量分析的基礎上結(jié)合定性分析，以求把握薛氏家族發(fā)展的整體狀況，并以薛氏家族發(fā)展與區(qū)域社會的互動關系為切入口，探討形成這一發(fā)展狀況的原因，并考察薛氏家族對中國各個區(qū)域社會的影響。
按照古法規(guī)定，家禮只能祭祀祖、考，不能祭祀始祖、先祖。 明代中期以前，一般家族在祠堂祀祖時，從人情出發(fā)，從維系族人角度出發(fā)，不僅祭祀祖考，還祭祀高祖，甚至祭祀始遷祖。
到了明代中葉，情況發(fā)生變化。
嘉靖十五年（1536），禮部尚書夏言根據(jù)民間存在的家族祠堂祭祀始祖的事實，專門上《請定功臣配享及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廟》奏議：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而廟制亦未有定制，天下之為孝子慈孫者，尚有未盡申之情。乞詔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詔天下臣工建立家廟。
嘉靖皇帝聽從了夏言的建議，下詔允許天下臣民祭祀始祖。
歷代《薛氏家譜》中關于始祖和始遷祖的記載較多。
根據(jù)《中國家譜總目》和《清代硃卷集成》有關薛氏家族情況的記載，可以將薛氏始祖生活時代進一下的分類。
在已知家族始祖具體情況的138個家族中，明確知道始祖時代的有118個大的直系家族。其中以北朝和隋時期最多，占總數(shù)的85%，其次是唐代，這與本身朝代存續(xù)長短有關，也與各個朝代關于家譜的思想有關。
在宋代之前的朝代中，由于時間長遠，而且往往由世家大族把持朝政，“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于簿狀,家之婚姻,必由于譜系”，國家設有圖譜局，責令史官掌管其事，因此注重對大家族的記載，以致于缺少其他家族始祖的具體記載。
宋代，舊式譜牒制失去其價值，家譜修纂發(fā)生很大變化。 同時，隨著科舉制和私有制的發(fā)展，科舉官僚家族及平民家族日益壯大，越來越多的家族開始注重修譜，于是有了更多的關于始祖的記載。已知薛始遷祖職業(yè)身份的有540多個，主要是從政為官者和學者，其中不乏歷史名人。
家族以歷史名人作為始祖，可以突出其與其他家族的不同，增加本家族的自豪感；還可以以始祖成就或精神為號召，團結(jié)廣大族人，發(fā)展壯大家族規(guī)模。
清代末期，薛氏家族有近90個始遷祖無具體官職或?qū)W術身份，只是普通人，也可以反映出家族平民化，不一定只有世家大族或者官僚家庭才可以修纂家譜，平民家庭也開始關注家族歷史和傳承。
家族中始遷祖與該家族的遷徙密切相關，其所處的時代就代表著家族遷徙的時間，從其中的經(jīng)歷上可以看出一個家族遷徙的原因。
根據(jù)鄭樵：《通志》卷25《氏族略》等史料記載，中國歷史上有三次人口南遷，第一次是永嘉之亂，持續(xù)到南北朝，前后共二百年。 中原百姓分三路南遷，其中東路就是沿淮河到揚州，南京，再過長江到蘇南浙閩粵一帶。
第二次是唐代天寶年間的安史之亂，一直到五代。
第三次則是宋代的靖康之難，都城南遷到杭州，百姓也大量遷移。
三次大移民中，河南、江蘇、湖北、安徽、江西都是必經(jīng)之地或落腳之點。而每次朝代更迭，戰(zhàn)亂頻繁，又都會造成人口遷移。
探析薛氏家族歷代的遷徙路線，與宋初、元中期和明初朱元璋對江南的高壓政策有關。
元末明初，張士誠憑借江南強大的經(jīng)濟實力，與朱元璋抗衡。
明太祖朱元璋在打敗張士誠后，大量遷移遷蘇、松、嘉、湖地區(qū)的富戶到濠州和南京，建文帝、明成祖時期又陸續(xù)進行了幾次，歷時五十余年。
這一強制遷移措施使得江南各個家族大量外遷，其中不乏薛氏族人。
分析薛氏家族遷徙的原因，大體有以下三個因素：職業(yè)、婚姻與家庭、環(huán)境與心理。
環(huán)境與心理因素主要包括因避難而遷，因明初奉召而遷，因居處毀壞來遷。因避難而遷。
根據(jù)初步整理發(fā)現(xiàn)，薛氏家族遷徙各地的時間很分散，但是又有一定的集中性，同時遷徙的原因也不一，既有其自身原因，如作官、求學、婚姻等，但是更多的是受到社會大環(huán)境的影響。
在宋代高宗南渡時，河東薛氏有部分家庭也隨遷移到江南，并在此生根。在元末明初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下，人們?yōu)榱吮軄y遷徙。
明初遷徙原因，很大程度上與當時統(tǒng)治者的強制遷移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