矯情不是種病，是活著的樂子，這種樂子卻又莫名其妙，周而復始！
日子久了，矯情多了，旁人就會說你是文化人。我不太喜歡這么說我，一是因為不夠接地氣，二是自己的學識算不上文化人，感覺跟生活有距離。
非要沾個文字，文藝青年也行，因為文化太具象，但文藝就很抽象，沒有明確定義。
若再不行叫我油膩大叔，畢竟胖了，也油了，所以我也有個名號叫根叔。
緣由是電影<天下無賊> 葛優(yōu)的那句臺詞，江湖人稱黎叔！于是我就給自己取了個帶叔字兒的名號，這樣就顯得多老成，多貼切。
在武漢的日子，閑暇時總會去東湖邊走走，坐坐，有水有湖的地方就會讓人靜下來，畢竟生活不時的會讓你躁一躁，你就需要找適合你的地方去平和生活。
而東湖，就成了我在這個城市里生活必不可少的調(diào)和劑。
怎么來講這個必不可少，大概是假如我是快樂的，我會去東湖。假如我是憂郁的，我也會去東湖。
也就是說，不管情緒是怎么樣的，都會去東湖，去那里唱歌，去那里作詩。又或者像大家調(diào)侃的那樣，去東湖邊上看妹子，隨管怎么講，都好！
東湖之外，若提武漢的玩處，我必然會推薦一個地方，那就是江灘的知音號。
不知為何，自己總覺著骨子里有點民國情節(jié)，中山裝，長旗袍，講話之言字句中帶的腔調(diào)都愛。
有人講民國是中國近代的文學盛世時期，但我覺得民國沒有造就文學大師，只是成就了大師，真正造就大師的應(yīng)該是清朝末年，按年齡推算，大多都是在清朝末年學習，成長的一幫人。
所以古話有講，亂世出英雄，而民國就算是一段亂世，也就出了這么多文學[英雄]。
而知音號是有很多那時期的影子，是會讓人感動的地方，我是這么認為，也是這么被感動的。
村上春樹說，“書的銷量，得獎與否，評論的好壞，這些或許能成為評論成功的標志，卻不能說是本質(zhì)的問題，寫出來的文字是達到自己設(shè)定的基準，這才是至為重要的，這才容不得狡辯。別人大概都可以搪塞，自己的心靈卻無法蒙混過關(guān)。
我沒看過太多村上的書，可能因為他是個日本人，哈哈哈，自己有些不太正確的愛國情懷，但又總覺得像個憤青，有點沖突，有點矛盾。
后來我還買了一套石黑一雄的，足足六本，有點諷刺，原諒我始終沒看完，只看了兩本，<浮世畫家><群山淡景>。
因為看了<浮世畫家>覺得太啰嗦了，但也證明了自己不是個文化人，沒能看懂，那時期日本背景下的事物了解的太少。
還是看國內(nèi)的作品好，譬如汪涵在<有味>里寫了好多靖港的事物，油紙傘，香干，至今我都記得。
說我是不看日本人的東西，這個結(jié)論是經(jīng)不起考究的，因為終究我還是看完了村上春樹的<且聽風吟>。
三部曲也唯一看過這本，大概的內(nèi)容就是他的回憶，在文中有表述到一些很露骨的字眼，如ML，XJ，這點我感覺跟王小波很像，因為最近在讀他的<沉默的大多數(shù)>，同樣的寫法跟措辭。
對于他們兩個作品，讓我有種新的看法，那就是文人跟詩人的區(qū)別，如果要比喻，應(yīng)該就是現(xiàn)實與理想，文人大多的作品都貼切現(xiàn)實，柴米油鹽都在里面，而詩人就是理想，遠方跟彩霞也都在里面。
如果讓我去做一類人，我會選擇后者，詩人多好，寫得也少。但詩人大多都矯情，一個愛要用幾段話，一個苦也要用好多比喻。
在2015年，我寫了首<根>，記錄這些矯情，或許多年后，會發(fā)現(xiàn)有很多東西寫的很次，但有一點就是總能想起那時寫的感覺，這一點我印證過無數(shù)次。
譬如電影票我全都會留著，易拉罐喝完我會把拉扣放回去，坐在安靜的地方，我就會瞎寫點東西，矯情著，快樂著。
因為我始終認為，矯情是活著的樂子。
此刻 20:45 我在武漢
若你能看到我矯情，請鼓掌，因為那是我快樂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