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心徑熟 不遣有窮途

“懷”字作為名詞有心意和抱負的含義，以此為題的詩一般都是比較直接表達作者的真實心境。詩歌的創(chuàng)作，雖不似章回體小說那樣有必然的情節(jié)連續(xù)性，但同一作者、不同時期、相近題材的詩歌作品，卻也往往有可供稽考的內在情境轉換。

（一）感懷言志

《感懷詩一首》（時滄州用兵）是杜牧現(xiàn)存詩作中創(chuàng)作時間可考的最早的一首，作于唐大和元年（827），以“感懷”為名其言志的目的顯然非常明確。《樊川集》的編者裴延翰（杜牧的外甥）在樊川集序言中用“刺當代”三字定義了此詩的創(chuàng)作目的。“刺”在這里是“斥責、指責”之意，看來即將開啟仕途人生的杜牧，即使不是對當時很多現(xiàn)實狀況感到非常不滿，也是有很多自己的抱負準備施展。那么他到底“斥責”或“指責”的是當代的什么問題呢？詩中寫道：

1.如何七十年，汗赩含羞恥？韓彭不再生，英衛(wèi)皆為鬼。兇門爪牙輩，穰穰如兒戲。累圣但日吁，閫外將誰寄？

2.茹鯁喉尚隘，負重力未壯。坐幄無奇兵，吞舟漏疏網(wǎng)。

3.一日五諸侯，奔亡如鳥往。取之難梯天，失之易反掌。

以上這幾聯(lián)詩，一方面是在說唐王朝自“安史之亂”起，七十余年來面對藩鎮(zhèn)的囂張跋扈、時叛時附的情況，一直沒有找到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另一方面則是講唐王朝無兵可調、無將可任的窘境。這些都只是在陳述現(xiàn)象；

4.圣云繼之神，神仍用文治。德澤酌生靈，沉酣薰骨髓。旄頭騎箕尾，風塵薊門起。胡兵殺漢兵，尸滿咸陽市。

這四聯(lián)詩，前兩聯(lián)說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采用魏徵“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貞觀政要》）的主張，成就了初唐“貞觀之治”的盛世。但李世民在正式實施魏徵的建議之前與群臣的討論中，時任宰相的封倫（字德彝）表示強烈反對，認為“（魏）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后來李世民還是堅持采用了魏徵的建議。結果天下大治，此時封倫已卒，李世民不無遺憾地表示：“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保@件事被杜牧寫進了另一首詩中“蟪蛄寧與雪霜期，賢哲難教俗士知?？蓱z貞觀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過魏文貞公宅》）。杜牧創(chuàng)作這首詩的時間在“安史之亂”之后七十余年，此時才是真正的“貞觀太平后”。歷史用更長的時間，證明了封倫意見正確性的一面，杜牧反用李世民的話，實在是感慨世上為何再也沒有出現(xiàn)封倫這樣有真知灼見的賢哲宰相。在更久遠的歷史上，當尚為太子的漢元帝向漢宣帝建議重用儒學之士時，漢宣帝曾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令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ā稘h書.元帝紀》）”。這些話與封倫批評魏徵的話何其神似！漢宣帝當時甚至頗有先見之明地嘆息道：“亂我家者，太子也?！?，西漢王朝后自元帝始逐步衰落。西漢終被王莽篡位，建立新政權，以儒家理論開啟了一場全面復古的烏托邦式的改革。結果民不聊生、怨聲載道、經(jīng)濟崩潰、政權傾覆，本人身首異處，后來還被白居易吐槽“王莽謙恭未篡時”。

唐初，李世民發(fā)動“玄武門之變”得以即位，迫切需要緩和統(tǒng)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并希望以優(yōu)異的政績贏得廣大民心，從而獲得普遍認可，來證明他取得政權的合理性。所以，表面上采用魏徵的建議是唯一合理的選擇。但以唐王朝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并沒有全依魏徵之言“偃革興文”。不必細數(shù)唐初的眾多猛將名帥，李世民本人就是一位從統(tǒng)一戰(zhàn)爭中淬煉出來的優(yōu)秀戰(zhàn)將。他歷來喜歡輕騎突襲，著名的“昭陵六駿”就是他戎馬生涯最好的證明。雖然此時唐王朝已經(jīng)結束了對內的統(tǒng)一戰(zhàn)爭，但還要面對突厥、吐蕃等外部勢力的軍事威脅。除了被動應對游牧民族的騷擾，還主動發(fā)起了對遼東和朝鮮半島的侵略性戰(zhàn)爭。所以終其一生，李世民都沒有完全停止過在軍事上的主動作為，唐王朝皇帝的天可汗稱號，大半都是打出來的。至晚年李世民對魏徵態(tài)度的變化，很能說明問題的實質。但“德澤酌生靈，沉酣薰骨髓。”這般的文治之功，在唐王朝內部日后的承平日久之中，終于演變成為“忘戰(zhàn)必危、好戰(zhàn)必亡”的現(xiàn)實危機，這一危機的種子就是在此時埋下的。這也正是《感懷詩》要“刺”的真正問題。

那么是從什么時候、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唐王朝后來變得無將可任、無兵可調了呢？杜牧在《原十六衛(wèi)》（834）中明確寫道“...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t曰：‘可?！浞蜃嗾略唬骸煜铝娨?，請博四夷?！t曰：‘可?！谑歉鴥如P，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失往，內無一人矣?！薄Ｌ瞥兴逯?，唐初的府兵制承襲于隋。隋唐的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特點是兵農(nóng)合一。全國有負責府兵選拔訓練的折沖府，府兵平時為耕種土地的農(nóng)民，農(nóng)隙訓練，戰(zhàn)時從軍打仗，參戰(zhàn)武器和馬匹自備。府兵制至唐初日趨完備，唐太宗時期達到鼎盛。唐高宗以后，隨著土地兼并、人口增長，均田制被破壞，府兵征點制失去了賴以實行的經(jīng)濟基礎。唐玄宗統(tǒng)治初期，府兵逃散的情況日漸增多，以致番上衛(wèi)士缺員，征防更難調發(fā)。開元十年(722)宰相張說以宿衛(wèi)之數(shù)不給，建議召募強壯。開元十三年（725），改名“騎”，分隸十二衛(wèi)，基本上代行了府兵宿衛(wèi)的任務。開元二十五年(737)，下詔命令諸鎮(zhèn)節(jié)度使按照防務需要制定定額，在諸色征行人和客戶中召募自愿長住鎮(zhèn)戍的健兒，便令常住。開元二十六年（738），又下詔說諸軍召募的長征健兒業(yè)已足額，以后不再從內地調發(fā)，原有兵士(包括募兵、鍵兒等)非長征者一律放還。這就在法令上停止了調發(fā)府兵征防。天寶八載(749)鑒于軍府無兵可交，遂停折沖府上下魚書，府兵制正式廢止。

必須要指出的是府兵制的沒落，一方面源于盛唐時期大量的土地兼并和人口增長。府兵制的經(jīng)濟基礎是均田制，但均田制卻無法有效抑制土地兼并，至唐德宗時期政府被迫開始施行“兩稅法”替代“租傭調制”，這一做法等于實際承認均田制作廢，無法恢復均田制也就無法恢復府兵制；另一方面府兵制“兵農(nóng)合一”的特點，也無法滿足藩鎮(zhèn)大規(guī)模、經(jīng)常性的對外用兵需求，于是失地農(nóng)民和無地人口就成為募兵的對象。府兵制廢止的過程，也是唐王朝國家軍隊逐步成為割據(jù)勢力和軍閥武裝的過程。杜牧進一步指出“內罷府兵、外博四夷”，使得唐王朝軍事力量分布漸成“尾大中干”之勢，結果必然“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保ā对l(wèi)》834）。府兵制正式廢止六年后，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fā)，無兵可用的唐王朝只能雇傭回紇等外族勢力平叛，回紇則在唐朝皇帝的承諾下順便搶劫，天可汗之尊已經(jīng)名存實亡。前引后兩聯(lián)詩描述的正是這個事件的慘狀，唐王朝經(jīng)此之亂由盛轉衰。

5.關西賤男子，誓肉虜杯羹。請數(shù)擊虜事，誰其為我聽。

6.叱起文武業(yè)，可以豁洪溟。安得封域內，長有扈苗征。

7.韜舌辱壯心，叫閽無助聲。聊書感懷韻，焚之遺賈生。

這是詩尾部分的六聯(lián)詩，杜牧在此表明了對抗外敵、整肅藩鎮(zhèn)的決心和信心，并明確指出需要以文武并重的政策，改變重文輕武的政策傾向，另外還提到自己的政治偶像是西漢的著名政治家賈誼。我們在此看到，杜牧此詩立意雖在“刺當代”，但并沒有一味指摘泄憤，而是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和主張，希望自己能得到機會為國消除內憂外患，這充分顯示了他作為世家精英分子的現(xiàn)實擔當。二十四年后，杜牧在另一首詩作中寫道“廣德者強朝萬國，用賢無敵是長城。君王若悟治安論（指賈誼所作《治安策》），安史何人敢弄兵？”（《詠歌圣德遠懷天寶因題關亭長句四韻》（851）），證明了杜牧在《感懷詩一首》詩中的主張伴隨了他的整個仕途人生，從未沒有過改變，其中也包括他的政治偶像——賈誼。

（二）遣懷適情

? ? 唐大和七年（833）初杜牧第一次到揚州，據(jù)其自己所言“奉沈公命北渡揚州，聘丞相牛公?！笔亲鹕騻鲙熤聦嵣弦彩鞘芘Ｉ嬷?，按其心卻不無對祖父的緬懷，畢竟杜佑曾在揚州任職十五年之久，并在此最終完成了對《通典》的編纂。同年四月，杜牧正式入幕淮南任推官，開啟他為期兩年多的第一段揚州生活。據(jù)《唐代揚州史考》（李廷先）載，唐大和七年（833）揚州正遭遇特大洪水，翌年唐大和八年（834）又發(fā)生了滅頂火災。顯然天公不作美，并沒有為杜牧享受愜意的揚州生活，提供適宜的便利條件。揚州這兩年中受災、救災的情況在杜牧本人現(xiàn)存的詩文中均無任何直接表述，甚至在明確創(chuàng)作年份的詩作中，大和七年（833）杜牧到揚州后也是個空白，被認定作于大和八年的《揚州三首》也尚存疑。反之，詩作的稀少多少能從側面證明，這一時期杜牧所處的環(huán)境肯定不大適合詩歌的創(chuàng)作。唯一可能與災后重建有關的，是創(chuàng)作于唐大和八年（834）十月二十一日的《淮南監(jiān)軍使院廳壁記》。我們據(jù)此得知他的職務至少在這之前已經(jīng)從單純負責司法審判的推官，轉任類機要秘書性質的掌書記，此中原委顯然不只是因為杜牧擁有出眾的文采。

那么于本職公務之余，杜牧在揚州期間還做了哪些有據(jù)可考的事呢？主要是上疏朝廷談兵論政。杜牧這一時期現(xiàn)存的奏疏有：

1.《罪言》往年吊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上知己文章啟》）；

2.《原十六衛(wèi)》自艱難來始，卒伍傭役輩，多據(jù)兵為天子諸侯，故作。（《上知己文章啟》）；

3.《戰(zhàn)論》兵非脆也，谷非殫也，而戰(zhàn)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zhàn)論序》834）；

4.《守論》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洗，束兵自守，反修大歷、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終唱患禍，故作。（《守論序》834）。

? ? 這些奏疏重點探討如何解決唐王朝當時最為棘手的藩鎮(zhèn)問題，但也各有側重?！蹲镅浴芬陨现邢氯咦隽丝傮w設計，是戰(zhàn)略問題；《原十六衛(wèi)》以兵制演變和治亂關系講備兵選將的標準，是最主要的戰(zhàn)備問題；《戰(zhàn)論》以“四支”“五敗”分析以往軍事行動的成敗得失，是戰(zhàn)術問題；《守論》以大歷、貞元對藩鎮(zhèn)姑息政策的事實證明，只有立足戰(zhàn)才是唯一出路，是杜牧的決心書，也是給決策者的定心丹。后來在《新唐書》和《資治通鑒》中，都大量轉載了這幾封奏疏的原文。

? ? 杜牧在這個階段開始了《注孫子》的寫作，這是杜牧平生最為得意的著作，在自撰的墓志銘之中重點提及，“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后當有知之者。”（《自撰墓志銘》852）。杜牧一生讀書、求學、致仕的經(jīng)歷，始終伴隨著晚唐的動蕩時局，逐步形成了他自己對歷代典籍的認識——“經(jīng)書括根本，史書閱興亡?！保ā抖寥占男≈栋⒁嗽姟?40）。杜牧“幼讀《禮》，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辱也’謂其書真實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圜二三千里，系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尸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焉聲震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游，輒不為辱。... ...某自此謂幼所讀《禮》，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為教?！保ā蹲O子序》）。在歷代經(jīng)典和嚴峻現(xiàn)實的共同作用下，杜牧很早就意識到光靠恢復徒有形式的典章制度，已經(jīng)難以挽回唐王朝日漸衰亡的命運。杜牧“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 ...然后信知為國者，兵最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勘任其事，茍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保ā蹲O子序》）。杜牧在《注孫子序》開篇即提出“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钡恼摂?，這不但是他對當時儒家單純以“禮教”為手段的治國理政體系的重要補充，更是他基于自己的所見所聞，從歷史的角度審時度勢得到的真知灼見。這完全可以被看作是杜牧為實現(xiàn)文武并重政治主張，所做的軍事理論準備。

另外杜牧還有一部很少被提及的《考工記注》，應該也是作于這個階段。揚州自古就有發(fā)達的手工業(yè)，為他發(fā)展并創(chuàng)新對《考工記》的某些見解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環(huán)境。《考工記》是春秋末年或戰(zhàn)國初年齊國人的著作，漢河間獻王以《周官》闕《冬官》一篇,遂以《考工記》補入，使其成為《周禮》中的一篇。《考工記》是按照原材料將技術分工的，它實際上包括了制車、兵械護甲、禮樂器具、制陶、建筑與水利、量器制造、織染刺繡、農(nóng)業(yè)機械等技術。幾乎每一門類的技術都涉及設計規(guī)范、制造工藝,并且闡述其中的科學原理。杜牧注釋這部書的目的一方面是規(guī)范繁榮手工制造業(yè)，另一方面無疑與軍事后勤保障相關。在當時，這些手工業(yè)就是唐王朝的國家工業(yè)基礎，直接關系著軍隊裝備的質量、影響著軍隊的戰(zhàn)斗力。

我們從杜牧以上這些著作、奏疏，可以看到杜牧在第一段兩年多的揚州生活中，以自己的學識和經(jīng)歷、結合唐王朝的現(xiàn)實問題，基本形成了自己完備的軍政主張，并著手做理論準備。接下來如果杜牧的這一系列主張、建議能獲得應有的重視，審時度勢地逐步采納實施，那么唐王朝衰亡的命運或許還能出現(xiàn)一絲絕轉機。這應該才是杜牧所鐘情的“揚州夢”，這是一個革除積弊、因勢施策的強軍之夢；一個利國富民、神州處處皆揚州的富強之夢；一個試圖以他個人的努力，幫助唐王朝恢復往日輝煌的復興之夢。

遺憾的是歷史沒有假設，唐大和九年（835）杜牧雖被召回長安任真監(jiān)察御史，但他隨即以不能勝任為由避禍（時訓注用事）東都洛陽，在那里度過了兩年困頓生活。至唐開成二年（837）如前文所述，為治療弟弟杜顗的眼病，再次來到揚州，后因假滿百日而辭官，當年秋末又因生計所迫再入宣州幕。杜牧回思從十年前進士及第、制策登科步入仕途，到追隨沈傳師先后入幕洪、宣，后又入揚州淮南幕的江湖歲月；再到三年前回京拜真監(jiān)察御史、分司東都，直至此時二次入幕宣州；淪落江湖、生活困窘、壯志未酬、仕途重啟、物是人非，如此情境杜牧以一首《遣懷》賦之即合心情、又屬實情。這也進一步證明了此詩創(chuàng)作于唐開成二年（837）秋末，杜牧一家準備離開揚州去往宣州的那個階段，當確切無疑。

遣興

鏡弄白髭須，如何作老夫。

浮生長勿勿，兒小且嗚嗚。

忍過事堪喜，泰來憂勝無？

治平心徑熟，不遣有窮途。

（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