侄兒:袁伯勛撰文
袁澤川，字閱江（家中男丁排行第二，晚輩都叫他二叔），1918年六月十六（公歷：1918年7月23日）出生在四川省仁壽縣觀音鄉(xiāng)大葉林。當時，祖父母佃居夏姓地主一個小農(nóng)莊，租田地三十余畝，四角頭草房一座，務農(nóng)為生。
二叔幼年體弱多病，常年湯藥不斷，在人前不愛說話，如同癡憨。八歲入私塾館念書，天資聰敏，學習勤奮，十七歲時已能背誦“四書五經(jīng)”、“諸子百家”，已能提筆成文，撰寫文言文章、習詩、賦、陰陽五行不所不能，上能觀天象，下能曉地理，受到老師袁績咸的器重。
1935年，二叔正當學業(yè)突飛猛進的時候，四川社會形勢突變，劉湘、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等軍閥混戰(zhàn)，苛捐雜稅逐增，地主加租加壓，民不聊生。祖父母不堪重負，逐退佃耕，遷回仁壽縣元通鄉(xiāng)李家溝圍桿灣老屋定居，耕種祖遺留土地七畝，房屋三間。由于家庭人口多，土地房屋少，家境日漸衰落，此時年僅十七歲的二叔不得不輟學務農(nóng)為持生活。這年為了生計，祖父母用積蓄的一點錢財，到成都買了一個門面鋪子，安排二姑孃開裁剪鋪，兩年后由于生意好，她一個單身女人忙不過，祖父母又安排我大姐去幫忙，大姐不從，上吊死亡。又過兩年祖父母又安排我二妹和大姑孃的二女兒去幫忙。此后，二妹和大姑孃的二女兒都在成都安家落戶，二姑孃為了照顧裁逢生意和兩個侄女，終身未嫁。
光陰荏苒，轉(zhuǎn)眼二叔田園務農(nóng)三年，1938年秋天，二十歲的二叔，在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安排下，二叔與夏氏二娘結(jié)婚，次年生一女兒，乳名藤姣?；楹蟛坏絻赡辏锾岢鲭x婚，理由：一是夫妻感情不合；二是袁家太窮。為了挽救這場婚姻，祖父母設法兩次租佃新家，兩次遷移，希望矛盾緩解。
第一次是1939年8月，以我父親、繼母、姐姐（十多歲上吊死亡）、二妹（袁淑英）、二弟（袁伯奇）、我（此時我不滿十歲、正在觀音寺上學）、二叔、二娘、藤姣共九人組成一個家庭，佃租觀音寺地主王允中房屋六間，田地四十余畝。此間，我父親對農(nóng)業(yè)不感興趣，刻意要開油作坊經(jīng)商。為此，一家人在觀音街上新修了兩間草房，高價買了一套榨油設備，買了一頭黃牛，雇油匠二人，父親自己主要是天天趕場，買進油菜籽，賣出清油、油枯，一家人農(nóng)業(yè)、經(jīng)商搞得紅紅火火，造成觀音街上一些人嫉妒，三天兩頭到油房鬧事。一日，一惡霸帶上好幾人到油房鬧事，父親跑到學校找到我，要我馬上回到佃租家，叫上務農(nóng)的二叔前來幫忙，二叔沖沖忙忙帶上自制的火銃，跑到街上見兩榨油工人被打傷在地，矛盾正在升級之時，突然惡霸家里來人稱家里失火，那些人慌忙跑之，避免了一場惡斗。之后也經(jīng)常有人來鬧事，一氣之下，父親把油房關閉了，也回家務農(nóng)。由于油房關閉，造成損失較大，家里還背了一身外債，這一年三叔袁國范因看紅樓夢，走火入魔，想入非非，吞食洋火頭(火柴頭)中毒，一家人全力搶救才得以脫險，又花消了部分錢財，二娘三天兩頭離家不歸，總是不遂其意，稱我父親和三叔花了家里的錢，一家人始終不得安寧。
第二次是1940年冬天，祖父母又在簡陽縣龍云鄉(xiāng)租一農(nóng)家房屋和田地，由二叔、二娘、藤姣三人單獨組成一個新家，搬去不到三個月又搬老家，原因是二娘稱離老家太遠，害怕又不習貫。這次搬來搬去，又給家里損失了一部錢財，二娘在家更加鬧事不休。
在婚姻無法挽回的情況下，后經(jīng)雙方鄉(xiāng)、族、長輩、親友的調(diào)解下，雙方同意離婚，條件是：袁家向女方付出部分錢財，女方帶藤姣離開袁家，孩子由女方撫養(yǎng)。之后獲悉，二娘已另嫁他人，幾年后二娘和藤姣均已妖折。這是二叔青年時代，心靈中受到的沉重打擊。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開始，四川省抓壯丁是全國聞名，二叔、三叔均遭此劫難，那些年頭，男人白天上山搞勞動小心防犯，晚上不敢在家里睡覺，逃到山上也不安全。耳聞黃犬狂吠，保、甲長和狗腿子就到了村前。
第一次是1939年臘月，狗腿子將二叔抓住，五花大綁送到觀音鄉(xiāng)關了一夜，經(jīng)祖父多方托人講情，幾經(jīng)周折才用大洋50塊將二叔贖回。
第二次是1940年3月，把二叔抓到仁壽城關鎮(zhèn)關押，祖父再次用大洋200塊將二叔贖出，此時家境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贖壯丁的200塊大洋都是東拼西籌借來的，這年祖父66歲，由于受不了經(jīng)濟和心里上的打擊，突然病逝，由于無錢安葬，只好把祖父遺體停放在宅外小室內(nèi)，又過了一年才為祖父修好窀穸安葬。1941年二叔身患急性肝炎，經(jīng)多方醫(yī)治，一年多以后才痊愈。
第三次,二叔病方愈又被抓壯丁的人抓走，此時家中已無錢財贖回，只好聽天由命。被送到正興鄉(xiāng)蘇碼頭潘文華部隊“川康特務團”當兵一年，后由三叔袁國范去該部隊頂替當兵，才把二叔換回家務農(nóng)。
三叔在此繼續(xù)服役三年，后因末經(jīng)長官許可私自離隊，部隊長官連夜趕到李家溝圍桿灣家里來，抓住二叔不放，稱弟弟跑了，哥哥頂替，第二天又送到元通鄉(xiāng)鄉(xiāng)公所，經(jīng)李懷之等人說情調(diào)解，除辦招待以外，敲詐勒索五百余元大洋才走。這些錢都是東拉西欠借來的，全靠日后省吃節(jié)穿，勤巴苦做來還。
1945年8月,中國抗日戰(zhàn)爭勝利，解除了抓壯丁的后患，同在這一年9月，袁績咸被請來李家溝圍桿灣袁氏宗祠設館教書，老師還帶一些當年二叔同窗高才學友，一時間袁家祠發(fā)生了新變化，學館院內(nèi)外，能聽到朗朗讀書聲、琴聲、歌聲,館內(nèi)發(fā)生的一切新鮮事感染著這里的青少年。我也有幸在這里念書，這里雖然是私塾學館，但內(nèi)容豐富，除看、讀、寫以外，學科有文學、歷史、地理、數(shù)學、文體活動，學生中人才濟濟，吹、拉、彈、唱，能歌善舞的不乏其人。1946年春節(jié)，由老師組織同學們演出一天的文娛會，吸引數(shù)百人來觀看，學館名聲大振，開學時學館又來了一位多才多藝的何姓老師，課堂上他講了很多有關中國、世界發(fā)生的大事，打開了同學們的視野，學館墻壁上能看到醒目的紅色大標語,如“勞苦大眾、剝削、壓迫、民族復興”等內(nèi)容使人耳目一新，給這片沃土帶來了蓬勃生機?？墒呛镁巢婚L，何老師才來不到二個月，一天晚上被鄉(xiāng)公所的人帶走了，從此一直未回來上課，墻上的標語也被大人們撕下燒掉。爾后有人說是被槍斃了，又有人說逃跑了，時間一長何老師也被大家遺忘了。
同是這一年，二叔在他一生中開始有了轉(zhuǎn)機，使他看到前進路上的光明。他早起晚睡，到學館當了一名傍聽生，白天上山勞動，晚上聽老師講課，另擠時間閱讀書籍，與學生一樣，按時寫文章、習書法，做作業(yè)請老師批改，經(jīng)過一年的努力，文思大進，深受老師的好評。1946年12月經(jīng)過他一邊勞動一邊學習，終于學有所成。
1947年2月，二叔受舅爺張?zhí)┥街?，在下灣舅爺家教書三載，為當?shù)嘏囵B(yǎng)了不少人才，被鄉(xiāng)里稱道。1947年7月，三叔當了三年的逃兵回到家中，外逃這三年他參加了“中國大同黨”，而且是“袍哥人家”。這年9月，祖母護送我到舅爺家，一是為舅爺祝壽，二是送我到二叔處，要我在二叔那里學習文化。從此我在二叔的學館念書二年多，與二叔同吃同住，朝夕相處。二叔待人厚道，對我十分關懷，從飲食起居、言語行動、思想品德對我影響都很大，尤其晨學習上循循善誘，真使我感到“如坐春風之中，仰沾時雨之化”。1950年仁壽縣剛解放之時，我以同等學歷的資格考入仁壽縣立一中校，三年畢業(yè)后，由組織保送到原中央重工業(yè)技術學校，畢業(yè)后直接分配到沈陽飛機機械制造廠工作，這是二叔培養(yǎng)的結(jié)果，我沒齒不忘。
1949年全國解放，1950年，三叔當上了元通鄉(xiāng)鄉(xiāng)長，舅爺私塾館關停，二叔回家當上了村干部，他與群眾團結(jié)一起，領導全村群眾減租退押，清匪反霸，搞土地改革，分田地，各種政治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群眾稱袁澤川是人民的好勤務員。同年二叔與夏姓二娘榮諧伉儷，婚后舉案齊眉，感情甚篤，由于二娘在娘家時,一日到二峨山大山上去砍柴，淋了大雨，回到家中大病一場，昏迷了三天，蘇醒后就落下了雙耳失聰，聽不到一點聲音，并且也患上了支氣管哮喘病根，盡管二娘身體不好，二叔口無半言，凡事主動承擔家庭責任，夫妻之間魚水合歡，相處甚得。三叔在元通鄉(xiāng)當鄉(xiāng)長不到一年，因曾參加過“大同黨”被人舉報，撤消了鄉(xiāng)長職務。
1951年二叔被調(diào)到元通糧站工作，由于成績突出，再由組織調(diào)到仁壽縣花紗布公司工作，工作不到三個月就開展“三反五反”運動，當時被貪污犯誣咬，指定袁澤川有貪污嫌疑。那時我正在仁壽一中讀書，一日,兩名解放軍武裝人員把二叔押送一中校來找到我時稱：要我馬上回家替二叔取臟款，并要二叔給我講話。二叔對我說：“你馬上回家叫三叔籌集一百余萬元錢（當時一萬元相當于一元），你火速送到仁壽花紗布公司來?！蔽医拥饺蝿蘸?，立即請假起程跑路回家,縣城離家七十華里，中午才到家，三叔接到信息后，急如燃眉，四處借貸，東拼西借，好不容易集積了一百萬余元，午飯沒吃（全家人都出去借錢，沒人做飯），我立即火速反程，三叔用紙包一大包錢交給我，我將錢裝入括包括在肩上就走，途中我實在有些膽怯，生性丟失或被人搶走，急急忙忙趕到仁壽花紗布公司已經(jīng)天黑很久了，我跑到公司大廳報告此事，一個持槍的大個子兵大聲激呼：“袁澤川臟款送來了?！辈盐?guī)У揭粋€象當干部模樣人跟前，他叫我坐下，問我在哪里讀書，與袁澤川是什么關系等話語，又等了許久，二叔才出來，我向二叔作了回報，并將錢交給二叔后，二叔叫我回學校。我回到學校后，整夜未眠，這件事對我震動很大。三叔雖然撤消了鄉(xiāng)長職務，不到一年，三反五反運動要對三叔進行法辦，稱三叔是敵特分子，元通鄉(xiāng)排來幾名武裝人員來到家中抓三叔，三叔提前得之消息外逃多年，很少回家，一家人也不知其下落。
不久，二叔辭職回家。后聽二叔說：那時，三反五反中敵我陣線不分，貪污份子亂咬好人，組織領導者大搞行刑逼供，經(jīng)常被吊起毒打，弄得他神智不清，多次想跳樓自盡，實在不想活了，好在拿出一百多萬元錢，也就救了他一條性命。
1952年，二叔一方面務農(nóng)并抽時間把花紗布公司冤案的實事、理由、時間、地點、證據(jù)書寫成文，叫我替他恭正地操寫了一遍，并叫我親自送到仁壽縣人民政府信訪處，不久這樁冤案才平反昭雪，政治上恢復名譽，經(jīng)濟上原款全部退還本人，同年年末被評選為鄉(xiāng)人大代表，1953年春仁壽縣花紗布公司派人來叫二叔回公司工作，被二叔拒絕。事后二叔說，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經(jīng)歷，再也不想到單位上上班了，自己人很老實，比心計比不過他人，在家務農(nóng)踏實，寫信到縣信訪辦的目的是還自己清白，是共產(chǎn)黨實事求是的政策救了他，再也不想卷入是非之地。
1953年6月，二叔35歲，喜得長子袁水明，生下來才三天，又是挑魚子，又是扯臍瘡，二叔背著四處求醫(yī)，廢寤忘食，好在身邊常有祖母和幺姑孃關照,使得水明拙壯成長。
1954年，二叔帶頭承辦杏花村民辦小學，他親自一人從一班教到1958年，四年時間學生發(fā)展到六、七個班，學生人人都是好成績，縣文教科專門來總結(jié)摩訪經(jīng)驗，并參加了縣文教系統(tǒng)先進代表大會。
1957年冬月，二兒子袁六森出世，出世不久就患支氣管炎，久醫(yī)不愈。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李家溝圍桿灣從原來的元通鄉(xiāng)劃到太平鄉(xiāng)（今板燕鄉(xiāng)）衛(wèi)星村三隊，生產(chǎn)隊成立了伙食團，人人都吃大鍋飯，要過上共產(chǎn)主義生活，這年又大戰(zhàn)鋼鐵，每家每戶為了支援國家建設，把家中鐵鍋鐵鏟等凡是帶鐵的東西捐獻出來，每天全家人分得的食物少得可憐，大人們節(jié)省食物留給小孩吃，還要餓著肚子上山勞動。那些年，人們是白天要上山勞動，晚上要開會學習政治，二叔雖然在教書，晚上也要參加開會。這年秋天的一天晚上，生產(chǎn)隊正在開會，二叔心里特別煩躁，坐寧不安，也聽不進去會議內(nèi)容，就起身回家看看，會議室到家只隔了兩個大天井，幾分鐘就到，只見二娘還在廚房忙家務，聽得二兒子六森在寖室內(nèi)大哭，走到堂屋大門，就見寖室內(nèi)火光沖天，二叔沖進屋內(nèi)將六森救出，并將大火撲滅。事因是二娘將油燈放置離蚊帳太近，加上二娘雙耳失聰，聽不到一點聲音，要是二叔遲回家?guī)追昼?，六森就要被活活燒死在床上，而且圍桿灣100多人的串架祖屋也要毀之一旦。
到了1959年春，吃的就更少了，這一年生產(chǎn)隊里已餓死不少人。一日，二叔從學校回家，由于批改學生作業(yè)，起身回家時天已黑，途中要經(jīng)過一懸崖小路，這條小路二叔是到學校的必經(jīng)之路，每天往返兩次已走了4年多時間，熟悉得閉著眼都可以走回家，但是這天，由于饑困交迫，已神智不清，只是迷迷糊糊往前走，走著走著突然意識前面有懸崖，就蹲下身子用手摸，發(fā)現(xiàn)雙腳已正好在懸崖邊，嚇得二叔往后癱坐在地上，如果再往前一小步，就要掉到30米深的懸崖下，不死即殘。
隨著人口增添，家庭負擔加重，1959年夏辭教回家搞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五十年代末期，文宮修建人民水庫，二叔同廣大社員共同戰(zhàn)斗了半年多，水庫工程失敗下馬后，他拖家?guī)Э诙蛇^這三年自然災害和困難時期。在此期間，我家大姑孃（出嫁高姓家）、二姑孃（終身未嫁，在成都開裁縫店）和我父親相繼逝世，他失去了三個情同手足的兄姐，加之祖母又患病雙目失明，悲痛萬分，全家為之震驚，那個年頭，終日勞動，不得溫飽，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渡過難關。
1961年生產(chǎn)隊一頭水牛生病，久治不愈，大家正準備殺牛分肉吃的時侯，被二叔知曉，二叔上前阻止，稱再等幾天醫(yī)不好再殺，在這幾天時間里，他用所學的中醫(yī)知識，自己上山采藥，經(jīng)過幾天耐心醫(yī)治，這頭水牛被他醫(yī)好了，并恢復了體力。從此，生產(chǎn)隊就安排二叔當飼養(yǎng)員，負責生產(chǎn)隊七頭水牛的飼養(yǎng)。七頭水牛在二叔的飼養(yǎng)下，個個身強體壯，為生產(chǎn)隊節(jié)約了許多勞力，受到大家的好評。其中有一頭公牛，長得身大體壯，力大無窮，一對紅眼睛長得嚇人，一發(fā)起脾氣來幾個男勞力都無法控制，經(jīng)常扯索四處跳躥，生產(chǎn)隊要排多人滿山追趕才能逮住，它有時還對人進行攻擊。一日，二叔在上草料時，它對二叔進行攻擊，把二叔逼到了墻角，無法脫身，它低頭用頭角向二叔撞來時，二叔急中生智，一下躍身跳騎在牛背上，才以跳生。
1962年10月，由于生產(chǎn)隊有兩頭耕年已年老無力，需要另購買2頭年青力壯的耕牛，二叔有一位學生入贅到樂山馬邊彝區(qū)生活，他來信說馬邊的水牛很便宜。二叔為了給生產(chǎn)隊節(jié)約錢財，去找隊長商量，隊長非常同意二叔的意見，并要求二叔到馬邊購買耕牛。從老家到樂山馬邊有500多華里路，當時交通不便，全靠雙腿步行到馬邊，二叔不怕堅苦，長途爬涉，來回1000多里路，30多天時間牽回兩頭水牛。他說去的時候只用了6天時間，回家時因牽著兩頭水牛，一邊走一邊放牧，每天要等牛吃飽青草，喝足水才上路，一天要歇三次，每次要用二個小時的時間，所以回家走了20多天才到家。
1964年臘月，三兒子袁七星（后改名袁敏）出生，因當時家里條件實在無法撫養(yǎng)，二叔一是想放在尿桶里淹死，二是抱給別人撫養(yǎng)，祖母和幺姑孃反對，聲稱在苦在累也要自己撫養(yǎng)，加上幺姑孃大力關照，七星才拙壯成長。當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二叔分析形勢，認為社會動亂，工農(nóng)業(yè)受到破壞，人心動蕩，文斗武斗四起，形勢復雜，社會艱險，加上年年天旱，糧食無收，他決定不參加任何派別活動，除埋頭搞好水牛的飼養(yǎng)和料理家務外，集中精力致力于仁壽縣水利建設工程調(diào)研活動。
1967年夏，二叔在家利用空閑時間，做了一套土儀器，他把三根齊眉高的竹桿綁在一起作為支架，支架上面再綁一個竹筒，作為瞄準筒，竹筒上用牛皮膠粘上一個裝有水的玻璃管，作為水平儀，再拿一根竹桿作標桿，開始標桿上刻上尺度，由于瞄準筒上無放大鏡，看不清標桿上的數(shù)字，最后在標桿上用不同顏色的油漆涂成一圈一圈，用不同的顏色，代表不同的尺度數(shù)據(jù)。
1967年秋天，生產(chǎn)隊剛收完水稻，他跟生產(chǎn)隊長袁棟才（二叔堂弟）請假，說明要出去勘測水源，要搞一段時間才回來，隊長很支持他，叫他安心出去，家里水牛安排他人飼養(yǎng)。他帶上自制的土儀器、紙筆、炒面、煮熟等紅苕干糧，沿龍泉山脈進行測量，觀察山脈走勢和水流去向，不知地名就向當?shù)乩习傩沾蚵?，并將地名和測得和數(shù)據(jù)記錄下來。這次出去搞了六個多月，到了1968年2月底才回家，他餓了向當?shù)乩习傩找c，渴了喝點山泉水，夜晚住百姓家、破廟里、山洞澗、亂草叢、懸崖邊，只要能遮風雨都行。一日，突然下大雨，將二叔全身打濕，剛記錄的數(shù)據(jù)的紙也被雨水滲透，字跡模糊不清，雨停后又返回二十里地重新測量記錄。回到家里時，大家都不認得他，胡子很長，滿臉污垢，衣服很臟，像逃荒要飯之人。
第二次出去是1968年3月份，主要目的地是查看龍泉山脈西邊地理情況，到成都平原東風渠測繪水的流量和灌溉情況，地理位置，海撥高度等數(shù)據(jù)，并做好記載。這次出去搞了四個月的時間，7月份回到家中。
第三次出去是同年的9月份，主要目的是察看龍泉山脈東面山勢地理情況，為了解了仁壽縣所有的山山水水，往東到過簡陽、內(nèi)江，資中、往南到過井研將仁壽的主要山脈，河流都了解得清清楚楚，這次出去到了1969年3月才回家。
二叔利用一年多的時間，在外荒山野嶺度過了兩個春節(jié)，步行了兩千多里路，爬遍了180多個山頭，走遍了十多個公社，和好幾百名當?shù)厣鐔T。他掌握了大量水文資料后，判斷成都平原的地理位置高于龍泉山東面仁壽縣的地理位置，將成都平原東風渠的水打穿龍泉山脈，引到仁壽境內(nèi)是可行的。二叔回家后從1969年3月至5月這期間，白天上山干農(nóng)活，飼養(yǎng)水牛，忙家務，晚上在油燈下，戴上老花眼鏡，將收集的大量水文資料。進行繪圖，畫錯了的地方，他就把它挖空，再補上一個疤重畫，最后共補了六十多個疤將水利工程圖畫成了，并附上千言文字說明，同時寫了一封建議書。
1969年6月，他多次帶上水利工程圖和建議書步行70多里路來到仁壽縣城，找到水利部門，說明來意，都被仁壽縣水利部門的人打發(fā)走，并說：你一個農(nóng)民，知道個啥，你不要管這些事。二叔每次都吃了閉門羹，非常氣憤，決定向省上反映。1969年7月的一天，他爬山涉水，步行150多里路來到成都，先到我家說明來意，那時我住在青年路52號，在成都132廠搞飛機設計，工作也比較忙，我留他住了一宿，當晚，他把水利工程圖和建議書給我看了一遍，兩叔侄談至深夜才睡。次日我陪同他一起到四川省水利廳上訪，呈遞水利工程圖和建議書，當即受到領導機關的重視。
1969年12月，仁壽縣打電話到太平公社，通知二叔第二天到仁壽參加會議，二叔步行70多里路，到仁壽縣大門天還未亮，這次會議主要討論規(guī)劃在仁壽的文宮修建人民水庫和迥龍水庫，討論會上二叔發(fā)表了反對意見，他認為這兩個水庫蓄水太少，不能滿足仁壽縣水的需求。他主張一是修建鷹頭水庫，鷹頭水庫在高家鄉(xiāng)，地理位置高，可全灌溉仁壽縣、井研縣，還有簡陽縣的大部分地方；二是主張修建倒石橋水庫（現(xiàn)黑龍灘水庫以下5公里），但是高家鄉(xiāng)、三峨鄉(xiāng)、觀音鄉(xiāng)大部分地方不能受水。這次會議是二叔找了省水利部門后第一次仁壽縣通知他參加的水利工程會。
1970年3月中旬的一天，仁壽縣又通知二叔到仁壽開會，會上仁壽縣革委會崔主任介紹情況，稱前兩天，樂山地區(qū)革委會的錢付司令員、周科長，親自到迥龍鄉(xiāng)查看過，要求仁壽革委會馬上打報告到樂山，要在迥龍修建水庫。二叔聽到后立即進行反對，因此報告沒有上報。
1970年5月二叔得到消息，樂山地區(qū)和四川省政府已具體落實，同意在倒石橋（黑龍灘）修建水庫，他高興得幾天未睡好覺。
此后他多次參加黑龍灘水庫規(guī)劃設計討論會，在水庫大壩的選址上，縣革委提出了4個方案。一是在黑龍灘，二是在黃龍偏，三是在倒石橋（二叔提出的），四是在響水灘。二叔主張將大壩選在倒石橋，主要是考慮到地理位置在黑龍灘下游大約5公里的地方，那里溝口窄，大壩長度沒有黑龍灘長。但是有人提出反對意見，稱倒石橋大壩總長是沒有黑龍灘長，但是要多修建8米高度才有保持黑龍灘水位，而且倒石橋上方有重點工廠，不宜修建大壩，最后確定在黑龍灘修建大壩。
在修建輸出遂洞的選址上，縣革委提出二個方案。第一個方案是修在大壩附近，出洞后修建20多公里總干渠，再打穿龍泉山脈分東南干渠灌溉。二叔提出反對意見，他主要考慮到，這20公里的總干渠，按每公里水位落差2米計算，20公里水位落差40多米，老家李家溝圍桿灣根本無法受水。
二叔同意第二個方案，在劉家溝中段跳蹬河，直接打穿龍泉山脈分東南干渠灌溉，李家溝也能受水了，經(jīng)過激烈的討論，最后確定在劉家溝修建輸水遂洞。
1970年10月，修建都江堰東風渠引水工程打響了，最初，生產(chǎn)隊覺得二叔年齡大，家里沒人照看，不讓他去，他多次找隊上領導，堅持要上工地，生產(chǎn)隊拿他沒辦法，同意他去，1971年3月，他來到工地，同年青人一起修建水庫。9月大兒子袁水明要參軍到部隊，收兵干部和政府領導一起到家搞政審時，二娘因患病，肚子疼痛難忍，就上吊自盡了，家中已無人照看，二兒子袁六森多病，支氣管炎久治不愈，三兒子袁敏還在讀小學一年級。政審的同志詢問二叔，是否還同意袁水明去部隊當兵，二叔對政審的同志說，妻子死了，家中還有三妹，可以照看家庭，同意水明去參軍。他回家簡單安葬了二娘，又上水利工地上去了，水明也到了部隊。這年臘月三十，水利工地上已放假過年，二叔主動留下看管工地，家里正準備過大年，祖母突然病逝家中，二叔聞訊后大年初一趕回家，對三叔進行吩咐，安排一切事務后，當天晚上回到工地。1972年二叔在東干渠大化段修建，一日晚上，剛修通一段盤山干渠，連續(xù)發(fā)生塌方，他聞訊后打著火把趕來，他是隊上年齡最大的一個，他不顧大家的勸阻，與大家一道冒著不斷塌方的危險，跳進齊胸的渠水里，奮力清除石塊，疏通水渠。這段時間我專程從成都到大化工地上去看望過他，民工全部住在臨時工棚里，條件非常差，三叔也在工地上，同水利戰(zhàn)士一起同吃同住同戰(zhàn)斗，工地一片繁忙，熱火朝天。
在水利工程上，他擔任過施工員、政工員、保管員等多種職務，不管在哪個崗位，工作井井有條，成績突出，哪里困難多，他就出現(xiàn)在哪里。一天二叔到一遂洞視察工程情況，走進遂洞有兩名水利戰(zhàn)士正坐在遂洞中間抽煙，見二叔走過來就起身讓路，突然從頭頂上掉下一塊大石頭，正好砸在兩名水利戰(zhàn)士坐過的地方，大家都嚇了一大跳，其中一名戰(zhàn)士說：袁大爺，要不是你來，我倆可能就犧牲在這里了。二叔風趣地對他說：要不是你倆擋住我的去路，停頓了一下，我恐怕也犧牲在這里了。
1973年，由于二叔的事跡家喻戶曉，多次被評為勞動模范、并出席縣人大代表，這年他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這年他已五十五歲了，他滿激情給西藏當兵也剛?cè)朦h的兒子說：我們要牢記《智取威虎山》中楊子榮一段唱詞：“共產(chǎn)黨員時刻聽從黨召喚，專撿重擔挑在肩……，明知征途有艱險，越是艱險越向前”。他是這樣教育兒子的，他自己也是這樣做的。
這一年，正當全縣水利工作建設勝利向前推進的時候，縣里規(guī)劃要求在李家溝修建黑龍灘水庫的結(jié)瓜工程“李家溝水庫”，可以囤集大量的水，灌溉方加10萬畝耕田，這樣要淹沒李家溝田土及房屋，大家都要搬遷，消息一轉(zhuǎn)出，祖祖輩輩生活在這里的鄉(xiāng)親們都反對，鄉(xiāng)親們都要二叔寫建議書，把水庫修在其他地方。二叔受其影響，于1973年4月2日，連夜寫好建議書，建議將水庫修在觀音鄉(xiāng)的石龍溝，并將建議書交到縣革委會。但他很快意識到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撤消了自己的想法。但是鄉(xiāng)親們不理解二叔，對二叔進行言語攻擊，有人編了一首兒歌，村里小孩天天傳唱：
仁壽出了個袁澤川
千方百計要修黑龍灘
把水引到了圍桿灣
把我們整得四處搬
二叔給鄉(xiāng)親們做工作，講道理，要求大家犧牲個人利益，支緩國家建設，1974年9月，他第一個首先搬遷，遷到離老家十多里路的元通鄉(xiāng)永革村1組居住。最后在二叔的帶動下，大家都高高興興地搬遷到附近各社隊落戶。
二叔不公踴躍搬遷，還積極參加李家溝水利工程建設，當水庫建設按近尾聲時，我專程到工作看望他，那時二叔在工地上當施工員，三叔也在工地火食團給水利戰(zhàn)士做飯。
1976年，黑龍灘、李家溝水庫大功告成以后，仁壽縣第一次貧協(xié)會在縣城召開，二叔選上主席臺，這一年新華社住成都站記者郭超人來采訪他。這年6月，人民日報、四川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都頭版頭條刊登二叔修建仁壽水利工程事跡，中央電臺、四川電臺也經(jīng)常聽到播放二叔的事跡。一時間二叔成了名人，這一年縣委書記楊汝岱專程來找他，為了解決農(nóng)轉(zhuǎn)非，吃公糧國家飯，他婉言謝絕，將名額讓給他人。稱自己已經(jīng)58歲了，再干兩年也退休了，沒有必要。因此他一直是一個亦工亦農(nóng)，每月領取30多元的工資，在李家溝水庫管理處上班。
1977年仁壽縣組織勞動模范到北京瞻仰毛主席的遺容，并登上天安門大樓，并到首都各名勝古跡參觀游覽。離京返蓉后，在我家小住兩日，晚上，我們叔至倆暢敘深夜，談及這些年仁壽縣水利建設，感慨萬千。
1978年大兒子袁水明與周菊容佳偶天成，結(jié)婚沒幾日部隊來函提干，雙喜臨門，全家喜形于色，1979年小孫子袁彬出世，袁水明從排長提升為連長，營長，最后調(diào)到西藏軍區(qū)教導大隊工作，1983年周菊容母子隨軍將戶口遷移至拉薩，二叔很是欣慰。由于大兒媳婦周菊容遷到部隊，家時二兒子六森多病，三兒子還在學校讀書書，家里無勞力，二叔就從李家溝水庫回到家中務農(nóng)，這年二叔已65歲。
1984年10月22日，三兒子袁敏和王淑文喜結(jié)良緣，1985年沒想到自己辛苦一生，由于積勞成疾，左腳開始疼痛，行動不便，久治不愈，隨后成都華西醫(yī)院檢查，確疹為骨癌，住院治療月數(shù)無效，返家繼續(xù)治療。
1986年六月十六，這天是二叔滿68歲生日，袁水明出探親回家，那天我和二叔的親朋好友一百余人來為他祝壽，此時二叔病已很重，身體很瘦，但神智清楚，說話聲音很細小，這是我們叔侄最后一次見面，此情此景我內(nèi)心沉痛成分。七月孫子袁勇出世，全家兒孫滿堂，二叔在病床上無比高興。
1987年正月18日，二叔離開了我們，享年69歲。
祖母早年健在時曾戲言：說二叔“命遠孤賤，刑妻克子”，因此祖母對二叔也特別關心。二叔一生為公益事業(yè)勇往直前，余死亡塵，但他確實命途乖舛，道路坎坷，從第一個二娘的出走和女兒之死，二十八歲再娶，第二個二娘身殘多病，撫養(yǎng)三個孩子，里里外外一把手勞作，把他拖得筋疲力盡。
1972年祖母89歲高齡逝世，二娘也登仙，袁水明又到部隊當兵，自己又要到水利工程，一家人走的走，亡的亡，情景慘淡，正在這危急關頭，幸得幺姑孃幫助合作，得以重振家園。
幺姑孃在兄弟姊妹六人中最小，我父親、二叔、三叔各自獨立成家后，她同祖母長期生活在一起，終身未于歸，對雙目失明的祖母倍加孝敬和照顧，弟兄姊妹們都感到十分敬佩和愛戴。幺姑孃身體健康，人敦厚，心地慈良，治理農(nóng)務、教育晚輩、勤儉節(jié)約，發(fā)揚了祖父母遺留下的袁氏家風。
二叔多數(shù)時間在外工作，家務事全靠幺姑孃照管，如山上莊稼、家庭吃穿安排，孩子們上學以及對侄孫的撫養(yǎng)全部承擔。二叔水利工程事業(yè)有成，幺姑孃功不可沒，晚輩們要牢記前輩人的艱辛，忘記了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二叔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為仁壽水利事業(yè)作出了巨大貢獻，他之逝世重如泰山，我們永遠學習他崇高精神，我們永遠紀念他。
? ? ? ? ? ? ? ? ? ? ? ? 2005年6月3日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