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以前的帝王，我們通常都稱之以“謚號”，如漢武帝、隋文帝等等。而唐至元的帝王，我們通常稱之為廟號，如唐太宗、元世祖等。明清的帝王，雖也稱之為廟號，如明太祖、明成祖，但更多還是稱之以年號，如永樂、正德等等。

這對帝王稱謂變化的背后，其實是中央皇權力量的變化。謚號是給與地位較高或較有身份的死者的一種稱謂，是對其生前功績與品行的蓋棺定論，早期的謚號通常都比較客觀公正，謚號通常也只有一、兩字。楚成王被其子商臣逼迫自殺后，其子繼位，給楚成王上謚號為“靈”（惡謚），結果楚成王的尸體不閉眼睛；后又改為“成”，這才閉上了眼睛。

這段歷史記載，雖比較詭異神秘，但也反應了彼時即便是“兒子給老子”的謚號也不是很客氣。自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認為由臣子給先王評定謚號，是“以子議父、以臣議君”乃大不敬。于是，廢除了謚號，而自號始皇帝，其以后稱二世、三世乃至萬世。可是，秦之國祚不長，十余年即被推翻。漢朝建立，又恢復了謚號。漢主張以“孝”治天下，其帝王謚號前又通常加一“孝”字，即漢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等。

自漢到隋，帝王的謚號都沒有發(fā)生什么變化。但唐朝建立以后，出現(xiàn)了“加謚”，如李世民的初謚為“文”，按過去對帝王稱謂，應該稱其唐文帝。不過李世民的子孫，認為“文”不足以表示李世民的功德，于是又給李世民“加謚”，最終其謚號定為“文武大圣大廣孝皇帝”，也就是得稱呼李世民為“唐文武大圣大廣孝帝”。

而到明朝，帝王的謚號又增加到19字以上，其中明太祖朱元璋的謚號為23字。如朱元璋的謚號為“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圣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清朝皇帝的謚號更長，努爾哈赤的謚號為“承天廣運圣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yè)高皇帝”，盡管在事實上還仍為一酋長，但謚號最長，得稱呼其為“清承天廣運圣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yè)高帝”。

《笑傲江湖》中的“文成武德、仁義英明圣教主”等本質(zhì)上也是“謚號”。猶如明末魏忠賢當權，各地官員已經(jīng)給魏忠賢建“生祠”了。唐以后帝王的“文治武功”沒看出有什么本質(zhì)性的變化，但“歌功頌德”的本事倒是發(fā)揚光大了。

為何到唐朝發(fā)生了這變化了呢？這其實與隋文帝開創(chuàng)的“科舉制”有關?？婆e制摧毀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的“門閥制度”。兩漢時期，其用人選撥制度是“察舉制”，“察舉制”的最終結果就是造成袁氏那樣“四世三公，門多故吏”。而魏文帝開創(chuàng)的“九品官人法”，其最終結果就是形成了“崔盧王鄭”這樣的北方望族。

而科舉制就使得朝廷建立了一套服務於中央皇權的“近代公務員體制”，徹底打破了世族壟斷仕圖的局面，從而加強了中央集權。權力的過度集中，其負面效果就是使得圍繞著“至高無上皇權”的種種無底線奉承之詞也就應運而生。而隋朝的皇帝還沒來得及享受這被奉承的滋味，其王朝就覆沒了。而到了唐朝，科舉制漸漸完善，中央皇權得到加強，就可以安然享受這“文成武德、仁義英明”的贊譽了。

而廟號，是在祭祀其先祖的時候使用的，自然不會加長，否則連自家子孫都記不清了，豈不全淪為了不孝？既然你那19字以上的贊譽之詞，背都背不利索，于是也就只好改稱其廟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