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我的小伙伴跟我說了一個小新聞，薛兆豐從北大離職了。
薛兆豐是我十分喜歡的一位經(jīng)濟學學者，一本《經(jīng)濟學通識》讓我感慨世上的很多問題還可以換個角度看。所以后來我又在“得到”上訂閱了他的專欄，讀了一整年，受益匪淺。
在百度上搜索薛兆豐離職的新聞，新浪財經(jīng)說《網(wǎng)紅教授薛兆豐確認離職北大，后悔言多必失》，文中說到“其同事北京大學國發(fā)院教授唐方方曾公開質(zhì)疑薛兆豐的學術水平，并批評稱‘經(jīng)濟學不是故事會’。北京大學國發(fā)院教授汪丁丁也曾抨擊薛兆豐的水平就是一個‘沒有畢業(yè)的經(jīng)濟系學生’?！?/p>
嗯，聽說薛兆豐在知乎上也是被黑成了翔。
知名大學的教授被黑成了翔，一轉念就想到了前些年因為《<論語>心得》而被黑成翔的于丹教授。
對中國古典文化有一定基礎的人大多都對于丹嗤之以鼻，認為于丹的那些“心得”的走紅是因為傳統(tǒng)文化在民間出現(xiàn)了可怕的斷層。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大家對于丹“以直報怨”這一解釋的吐槽了。
《論語·憲問》里記載這樣一段。有人問孔子，以德報怨是可以的么？孔子說，那拿什么回報德行呢？就應該以直報怨，以德報德?？鬃釉谶@里一反溫文爾雅的形象，顯示出了快意恩仇的態(tài)度。
可我們再看于丹老師的解釋。“他當然不贊成以怨報怨。如果永遠以一種惡意、一種怨恨去面對另外的不道德，那么這個世界將是惡性循環(huán)，無止無休。我們失去的將不僅是自己的幸福，還有子孫的幸福?！蹦敲从秩绾谓忉尅耙灾眻笤埂蹦?？她說“用你的公正，用你的率直，用你的耿介，用你的磊落，也就是說，用自己高尚的人格，坦然面對這一切?！?/p>
如果不是較真地從《禮記·表記》中為孔子快意恩仇的態(tài)度尋找依據(jù)，或者對“直”這個字抱有考據(jù)精神的研究，那“以直報怨”的解釋可能真是兩可的。但是不管這句話的真實意義是什么，不管人們在具體事件中是怎么做的，在說辭上，被廣大人民群眾接受了的是于丹“以德報怨”的價值觀。
這里不多去討論誰對誰錯，于丹作為北師大文化創(chuàng)新與傳播研究院院長，其作品能夠有如此傲人的成績也確實對得起她研究的領域。而那些真正熱愛并鉆研學問的人，他們的作品反而是讓人看不太懂的。好比同樣是講解《論語》的《梁漱溟先生講孔孟》、《傅佩榮論語全解》等等。他們中夾雜了太多思辨和考據(jù)，因此即使他們的理解是準確無誤的，其普及程度也會相去甚遠。
這么想的話，薛兆豐相比較汪丁丁、唐方方們，或許就如同于丹相比較苛責她的學者們。
汪丁丁在《為什么付費買到的只能是三流知識？》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叫拉姆齊的天才學者受命去采訪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跟他講了一整天，問他你聽懂了么？拉姆齊表示沒聽懂，希望第二天繼續(xù)談話。維特根斯坦說了句操，然后表示他只能重復這一天的表達，不能接受他對自己重要感受的最佳表達之外的任何表達，哪怕是為了讓眼前的人聽懂。
在汪丁丁的眼里，一流知識一定是圣潔的，做學問的人只能去努力理解一流知識到底在表達什么，而一流知識絕不能為了讓普羅大眾聽懂而改變表達，這樣會讓一流知識淪為三流知識。付費的知識是逐利的，逐利就要吸引更多的人能夠看懂，那么再一流的知識也會因此而變成三流知識。
薛兆豐對此卻有著明確相反的觀點，他說“以真實生活為本的才叫地道的經(jīng)濟學思維”，“數(shù)學統(tǒng)計不能替代人文價值判斷”。他認為現(xiàn)在的經(jīng)濟學被高度數(shù)學化了，使得它的內(nèi)容跟真實生活離得越來越遠。他還舉例說明，著名經(jīng)濟學家凱恩斯出版的《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這部名著就是以日常語言寫就的，所以80多年過去了，這本書依舊是暢銷書。另一名經(jīng)濟學大咖科斯也是這樣，他總是用日常語言，用散文的形式來表述經(jīng)濟學概念。
在薛兆豐的眼里，知識一定是要與生活相關的，接地氣的。而價格，只是篩選了不同人的不同需求而已，跟知識本身的價值無關。
這種分歧其實不光存在于中國這片土地上，全世界差不多都是這個樣子。這兩天萬維鋼正好在解讀《利益攸關》這本書，這本書的作者是塔勒布，這位正是寫出《黑天鵝》和《反脆弱》的那位神人。他的態(tài)度就如薛兆豐一般，認為知識一定要接地氣。而被他批評的人，好比出版《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和《白板》的那位史蒂芬·平克，就覺得如果按照塔勒布的標準，這世上可能就沒有幾個能稱得上是做研究的知識分子了。
不同學者對知識有著不同的見解，就像是禪宗中的南能北秀，說不上誰對誰錯。不過這些學者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堅持了自己行為，卻是特別值得我們普通人學習的。要知道像汪丁丁這樣的學者，他不是沒有機會成為另一個薛兆豐，而是選擇不成為薛兆豐，他為了堅持自己的態(tài)度拋棄了巨大的利益，多么值得敬佩，畢竟行勝于言。
然而憑什么“以德報怨”這樣的知識就流傳開了，而“以直報怨”這樣的知識就成為了小眾。
有這樣一種解釋。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快意恩仇其實是一件代價很大的事情，對于付不起這個代價的廣大勞動人民而言，“以德報怨”才是一種能在道德上贏得尊嚴的做法。于是日子久了，為了維護認知的一致性，粉飾太平的曲解越來越多，其真實意義也就被忽略了。
那憑什么薛兆豐成為了網(wǎng)紅，而汪丁丁卻被有些人解讀成看到人家出名了掙錢了的“眼紅”？同樣的道理，就要對于一個非學者的普通人們來說，大家想要的是什么。
作為一個一睜眼看見天花板就想到一身房貸的人，作為一個每周要工作60個小時以上的人，作為一個一到周末就累得想要睡覺睡一整天、卻不得不爬起來陪孩子的人，他想要跟上時代的節(jié)奏，他想要了解現(xiàn)在社會上都有什么思想，或許只能每天犧牲一兩個小時的睡眠看看書、學學習，那他又哪里來的基礎和才智去理解汪丁丁所謂的“一流知識”呢？
要不是于丹，普通人哪有工夫去了解距今已經(jīng)2500年了的《論語》？要不是薛兆豐，普通人哪有興趣去了解充滿表格、曲線、公式的經(jīng)濟學？從這個角度看的話，一棍子打成翔的態(tài)度可能就不那么合適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