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羅入獄事件

作者：狄馬
摘編自《青年博覽》2010年第4期

　　1846年7月的一天夜晚，居住在美國瓦爾登湖畔的青年農(nóng)民亨利·大衛(wèi)·梭羅準備進城去鞋店取只修好了的鞋。這時稅務官找上門來，要他繳納人頭稅，因為他足有六年沒有繳人頭稅了。他說他不打算繳納這筆錢，理由是他反對奴隸制和墨西哥戰(zhàn)爭。于是警察逮捕了他，并把他關到康科德城的監(jiān)獄里。第二天早晨，一個未透露身份的人代繳了這筆稅款———有人考證是他的姑媽，他便從監(jiān)獄里釋放了出來。出獄后，他沒有回家，而是若無其事地到那家鞋店取了修好的鞋穿上，加入到了一群收越橘的人群中。過了半小時，他就置身于莽莽蒼蒼的山間橘林里了。這就是美國歷史上有名的“梭羅入獄事件”。

　　這個事件之所以有名，就在于它不是一次單純的公民抗稅事件，而是一場無權勢的個人借用稅收向國家表達不服從的政治請愿行為?？苟愔员荒脕磉\用，不過是因為對一個底層百姓來說，稅收幾乎是唯一直接面對政府的機會。三年后梭羅發(fā)表了著名的論文《對公民政府的抵抗》，在梭羅死后出版的著作中，這篇文章又被人冠以《論公民不服從》的標題發(fā)表。從此，公民不服從作為一種政治運動就與梭羅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了。

　　一般來說，人對正義有一種天然的維護義務。也就是說，當一種正義制度產(chǎn)生并運行于我們的社會中時，我們每個人都有服從的義務。甚至當一些具體的法律條款只是稍稍偏離了正義的標準，沒有超出我們個人所能接受的基本限度時，我們也應當容忍，至少不宜運用非法的手段攻擊它。因為絕對的正義只存在于上帝的手中。人類社會的正義只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不是一個絕對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任何人都不能虛擬一個理想的正義王國，然后強迫所有的人毀家紓難地去奔赴。其次，每個人的正義觀是不同的，各方必須妥協(xié)才能達成一種接近正義的秩序。在一個由多數(shù)決定的民主社會里，政府必須尊重個人表達異議的權利，而個人也必須尊重多數(shù)裁決的程序和結果。也就是說，異議者必須要容忍對他們異議的異議，否則，任何人都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和權利。

　　問題是當法律和制度不是稍稍偏離了正義的軌道，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背離了個人的良知和道德律，我們是不是還有義務服從它？或者更嚴重地說，當一個社會的法律制度完全背離了人類普遍認同的正義原則，甚至公然踐踏由他們自己制定的法律時，作為個人是不是仍然應當服從？如果不服從，又當采取什么方式？

　　對于專制主義及其卵翼下的各種不正義法律，中國人的應對經(jīng)驗很豐富，如自貶、示弱、哭窮、隱居、敷衍、推諉、裝病、裝死、裝瘋賣傻、裝聾作啞、游山玩水、煉丹養(yǎng)氣、求神拜佛、參禪打坐、吃茶喝酒、斗雞走狗、鉆在女人堆里不出來……不一而足，但從大的方面歸納，不外乎兩種：一是逆來順受，二是暴力反抗。

　　逆來順受實際上是對罪惡的一種默許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是由對強權的恐懼和對自己的無力感造成的。其實質是麻木與不負責。暴力反抗是逆來順受的反面。但這只是暫時的求生之道，從長遠來看，暴力不能解決問題，只會制造更多的問題。仇恨不會化解仇恨，只會帶來更多的仇恨，就像狼不會生出羊，只會生出更多的狼，禿鷲不會孵出鴿子，只會孵出更多的禿鷲一樣。

　　那么，除了逆來順受和以暴易暴之外，有沒有第三條路可走？有，那就是由梭羅、甘地等人開創(chuàng)，由馬丁·路德·金發(fā)揚光大的非暴力抵抗之路。非暴力抵抗既克服了逆來順受派對罪惡的放任自流，又避免了暴力反抗帶來的血腥后果；既具有逆來順受者不針對對方肉體的理性特質，又吸取了暴力反抗者對罪惡的堅決打擊態(tài)度。它的實質是通過自己的受苦來尋求對手的理解，而非復仇；通過自己的忍耐激發(fā)對手的同情，而不是施恩；它的目標是通過對話解決問題，而非消滅和凌辱對手；一句話，它的本質是愛，而不是恨。在梭羅的例子中我們看到，梭羅并沒有襲擊稅務官。他知道，在他與政府之間，稅務官不過是一個恰好被委派來向他行使權力的中介人。他的真正對手是州政府以及州政府背后的龐大國家。而州長和總統(tǒng)不會出來接見他，因而，他只能通過這個他所能見到的國家代表——— 康科德城的一個普通稅吏———表達不滿。他知道這是違法的。因而當警察要他坐監(jiān)，他就坐了監(jiān)；當有人付了保證金，他也就出來了。但這絲毫也不代表他的服從。作為一個公民，他必須要向這個聲稱全世界最自由和民主的國家表達他的不服從：即一個允許奴隸制存在的國家不是我的國家，我不能用我的稅款支持一個國家的軍隊侵略別國，就像我不能雇兇殺人一樣。

　　這當然是一種違法行為。雖然踐行的人常常通過愿意接受法律懲處來表達對法律的忠誠，但它仍然是一種違法行為。即便這違法是由自己的良知驅動的，是依據(jù)個人內心“更高的準則”的，但違法就是違法，違法了就應承擔相應的后果。這些違法既包括直接反抗他所不滿的法律，也包括間接反抗他所不滿的法律?！伴g接反抗”就是他的行為和反抗的目標法律之間沒有直接的關系。一般來說，一個公民只要能找到“直接反抗”的手段，他是不會使用間接手段的。

　　以梭羅為例，我們看到，梭羅反對的是奴隸制和美國對墨西哥的戰(zhàn)爭。按照 “直接反抗”的原則，梭羅應該釋放奴隸，并給奴隸吃好穿好，享受醫(yī)療保險待遇，但問題是他根本沒有奴隸可供釋放；再不然就要等到國家要他抓捕或者鎮(zhèn)壓奴隸時再行抗拒，但問題是國家沒有要他這樣做。如果碰到這樣的機會，事實證明他也不會放過。比如，在瓦爾登湖畔居住的日子里，他曾為一個從南方莊園里跑出來的黑奴指明北極星的方向，以幫助其逃亡。但問題是，他很少能碰到逃亡的黑奴，逃亡的黑奴也并不見得人人都找不見北極星的位置。因而他必須采取更有效的手段。反對戰(zhàn)爭也沒錯，但根據(jù)“直接反抗”的原則，他只能在國家強行征兵，或直接拉他入伍，并命令他對墨西哥開槍發(fā)炮時再行抵抗，但問題是國家沒有讓他當兵，更不用說讓他開槍發(fā)炮了。作為一個白人，他不是奴隸制的受害者，更不會發(fā)動戰(zhàn)爭，墨西哥也沒有他的親戚。也就是說，他既不是他所反對的不正義法律的受害者，也不是施行者。按照一個公民只能進行“直接反抗”，不能進行“間接反抗”的論斷，對于此等既不是由自己發(fā)動又與己無干的惡法只能袖手作壁上觀。中國話叫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但人和動物最大的不同是，人有思想。從長遠來看，是思想，而不是利益，指導著一個人或一種文明的走向。一個人一旦知道了什么是正確的，就不能不去做。于是梭羅只能入獄。中國話說，他不入獄誰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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