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沉一生轉(zhuǎn)瞬空,到頭依舊是奸臣

聊以為序


“惇敏識加人數(shù)等,窮兇稔惡,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為校書郎,余皆隨牒東銓仕州縣,訖無顯者?!薄端问贰肪硭陌倨呤弧都槌家?章惇傳》


多年前看見那段流傳甚廣的章惇崖壁題字故事后,就想好好了解一下這位。結(jié)果翻開《宋史》一看,赫然發(fā)現(xiàn)章惇被列在奸臣傳之中??赐晁膫?,雖頗有些為其抱不平的意 思,卻因當時對兩宋近乎全無了解,實在無法寫些什么。

然則、寫不了什么歸寫不了什么,對章惇其人可是留下印象了。特別本文起首引的那一段話,讓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到了后來,對有宋一代,特別是北宋職官有了 一定認識之后,直對章惇此等作為心生敬意。


待到前幾日偶想起還欠友人一文,便起了為章惇寫些什么的念頭。只是不知道——以我極其淺鄙的認識與異常單薄的積累——最終留下的會是怎樣的一篇文字……


不求“辨正”云云,但期心無所愧吧。


浮沉一生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生于北宋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卒于北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年),素豪俊,且博學善文。


嘉佑二年(1057年)初登科,因名次低于侄子章衡,章惇竟放棄進士身份而去。后再度進士登科,授商洛令。曾以歐陽修的推薦,召試館職,卻遭御史彈劾而罷。


熙寧初,章惇受到王安石的賞識,得以開始大展手腳。熙寧四年(1071年),被用為檢正中書戶房公事,接下詳定編修三司令式及諸司庫務(wù)歲計條例的工作。同五年(1072 年),察訪荊湖南、北二路農(nóng)田、水利、常平等事,經(jīng)制荊湖諸蠻,成功招撫梅山蠻,平定南江蠻。同七年(1074年)因與權(quán)發(fā)遣荊湖南路轉(zhuǎn)運副使蔡燁的矛盾升級而被召還, 擢知制誥、判軍器監(jiān)。到了該年九月,三司大火,章惇勇于救火的行動為神宗所見,因此功被提為權(quán)發(fā)遣三司使。然而“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乃世間常理,章惇自然也沒有年 年一帆風順下去的道理。


同八年(1075年),呂惠卿遭罷黜。時任權(quán)御史中丞的鄧綰上書言:「章惇與呂惠卿同惡相濟,朋黨比奸,佻薄險輕,行跡丑穢,趣向奸邪,徇私作過,欺君罔上,不忠不 孝」云云。使他第一次嘗到了貶謫的滋味,出知湖州。


直到元豐二年(1079年),數(shù)年中安撫了辰、元州叛蠻,在地方上頗有政績的章惇復(fù)歸中央,為翰林學士、知審官東院。第二年(1080年),拜參知政事。是時正當王安石 退居江寧,章惇由此接下了主持新政的擔子。然好景不長,同四年(1081年),他又因“交通御史”、“父(章俞)弟(章愷)強佔民田”兩罪罷相,出知蔡州。一年中歷陳、 定二州,同五年(1082年)再次拜相。


同八年(1085年),神宗崩御,哲宗即位,章惇知樞密院。由于哲宗尚年幼,宣仁太皇太后高氏臨朝,起用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等保守派主政,盡罷新法,掀起“元佑 更化”。章惇為保存新法,不斷上書駁斥保守派,且在殿上據(jù)理力爭,終于徹底激怒宣仁后。于是遭到劉摯、蘇轍、王覿、朱光庭、王巖叟、孫升等人連番彈劾,黜知汝州。?

這段時間,他歷知汝州、揚州、汝州(再任),最后竟淪落到提舉杭州洞霄宮的宮觀職??缮咸觳]有就此拋棄他,章惇人生最輝煌的一段日子終將到來。

元佑八年(1093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以紹述熙寧、元豐為志。章惇召還,從此獨相近七年,盡力恢復(fù)新法,同時大肆打擊保守派。期間又支持對西夏的戰(zhàn)爭,結(jié)果 “夏人屢敗,遣其臣令能嵬名濟等來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少安”。


元符三年(1100年),年輕的哲宗突然病逝。在皇位繼承問題上,章惇同欽圣太后向氏激烈對立——欽圣后欲立端王(即徽宗),章惇則認為宜立簡王或申王,而端王“輕 佻不可以君天下”。這便注定了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遭貶謫的命運。


徽宗即位后不久,章惇貶知越州、蘇州、湖州,又提舉杭州洞霄宮,旋即貶竄武昌軍節(jié)度副使、潭州安置,再貶雷州司戶參軍。老人家哪經(jīng)得起這么來回折騰,終于在崇寧四 年(1105年)卒于睦州貶所。


所謂奸臣


奸臣者,營私舞弊,弄權(quán)誤國,不忠之臣也。


遍觀各種史料文獻,剔去諸如“佻薄險輕、行跡丑穢、趣向奸邪”(這幾點可謂泛用性極強,但凡彈劾章惇之人都會用上),“不孝”,“每為俳諧俚語,侵侮同列”,“對 言語不順者施加酷刑”,“于貶所以子名義強買民田”,“于貶所強占民居”之類絲毫經(jīng)不起推敲的罪行罪狀,剩下可拿上臺面一說的無非以下幾條:

一、“朋黨比奸”。


“朋黨”這東西——任何時候都能說有,任何時候又都能說沒有;任何臣工都可能是,任何臣工也都可能不是——實在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既然如此,結(jié)黨營私之 輩尚可說,如章惇這般多為公少為私的,硬是拿“朋黨”出來說事兒是否就欠妥了呢?何況“朋黨”多是復(fù)數(shù)登場的,“新黨”倘使算得“朋黨比奸”,“蜀黨”、“洛黨”、“ 朔黨”又何嘗算不得呢?


二、“報怨政敵”。


這條罪名看起來似乎很是站得住腳,章惇的手段之狠是人所共見的。然則仔細想想,“報怨政敵”作為“奸臣”依據(jù),這在北宋可行嗎?譬如在牽涉面和打擊力度都超過“烏 臺詩案”的“車蓋亭詩案”中,當舊黨臺諫梁燾、劉安世收到吳處厚對蔡確的誣告,竟“皆手舞足蹈相慶,不食其肉,不足以饜”。足見保守派和變法派在“報怨政敵”上實乃一 時瑜亮。

三、“肆開邊隙”。


“梅山蠻素兇獷,數(shù)出抄掠漢界”(梅山蠻)?!捌浜笥谐堉菔婀庑阏邽橹y(tǒng)領(lǐng),提點刑獄趙鼎言硤州峒酋刻剝無度,蠻眾愿內(nèi)屬”(南江蠻)?!跋娜说盟恼B歲畫界未定 ,侵擾邊境”(西夏)??梢姟斑呄丁痹缫延兄?,既非章惇所開,且賴其力得平,不算大功也就罷了,要是還算個“罪狀”,這邏輯上可就匪夷所思了。


四、“詆誣后妃”。


這條可就不冤枉了。詆誣宣仁后,面悖欽圣后,這都是不容辯解的。固然宣仁后是保守派的大靠山,但假使沒有“元佑更化”,北宋的國勢是否就能上一個臺階呢?固然徽宗 的一生應(yīng)了“輕佻不可以君天下”,可立簡王或申王的結(jié)果,會不會就一定好過徽宗呢?我們這些后世人也只不過能作些猜想假設(shè)而已。事后諸葛亮,畢竟輕松得多……


歸根結(jié)底,章惇名列奸臣,真正原因無非有二:幾次與臨朝聽制的太后對抗,又介入皇位繼承問題,犯了皇室的忌諱;對付政敵之時,下手太狠,打擊面太廣,且因為真率、 豪邁、敢作敢為,而沒有拉上“同志”分攤責任,使得不少仇怨集于自己一身。這兩條直接導(dǎo)致有宋一代幾乎沒多少人愿為他說幾句公道話,而各種各樣的攻擊與污蔑卻不絕于書 。


雜語作結(jié)


“惇……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為校書郎,余皆隨牒東銓仕州縣,訖無顯者”。很多人看到這段文字許會覺得不以為然。的確,對北宋職官制度沒有一 定了解的話,是無法理解這一獨特美德的。


北宋的官員銓選、磨勘極嚴。“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不言”,可見一斑。即使甚有才能的人,如無人賞識、提拔,也很有可能一 生沉淪下僚,出不了“選海”。因此官員們往往利用手中的職權(quán)抑或既得的特權(quán),來幫助自己的子弟親族快速晉升。即便像范仲淹、韓琦這樣的名臣,亦不會拒絕。也正是因為這 樣,更是顯出章惇這一美德的可貴。


“方子厚當軸,士大夫喜抵呵其失;然自今觀之,愛惜名器,堅守法度,諸子雖擢第,仕不過管庫、州縣。豈不賢哉!”


李綱的這一席話,不正是合適的結(jié)語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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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邵伯溫 邵氏聞見錄[M] 北京:中華書局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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