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這個專有名詞的使用，乃是試圖將含混復雜的問題簡化為族群沖突，將一個固定范疇強加于流動的群體和變動不居的行為模式之上。
??所謂“外國匪徒”者，半數(shù)實則來自浙江沿海地區(qū)，且其中多達百分之九十的人出身于福建三大沿海州府：漳州府、泉州府和福州府?！半m概稱倭夷，其實多編戶之齊民也?！?br> ??我們無法在走私者、商人和“倭寇”之間劃清界限，實際上，同一群人往往同時在走私貨物、買賣商品、燒殺擄掠。商人和走私者之間的界限是由政策建構出來的，并不取決于人本身。眾多臭名昭著的“倭寇”主要在從事非法的長途海上貿易，因此也是走私者。
??當時的南中國海處于沒有法律約束的自然狀態(tài)，想要經商乃至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具備一定軍事能力。因此，商人也好，走私者也罷，無論世人從事的是合法貿易還是非法貿易，都必須擁有武裝力量。
??幾乎各個階層的沿海居民，從貧窮的漁民到富裕的鹽商，再到林希元這樣的地方精英，都在某種程度上參與著非法海上貿易。就連沿海衛(wèi)所的軍官和士兵也置身其中。
?? “倭患”的根治之方，在于放寬明初以來對海上貿易的限制。隆慶元年（1567），朝廷頒布新的執(zhí)照制度，允許中國商人合法前往西洋（東南亞）和東洋（東北亞）。沿海騷亂終于得到平息。

摘錄：
??倭寇”到底是哪些人？
大部分史料的回答清楚而簡單：矮小的日本強盜。該專有名詞的使用，乃是試圖將含混復雜的問題簡化為族群沖突，將一個固定范疇強加于流動的群體和變動不居的行為模式之上。

即便在當時，“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一再指出這個標簽并不準確。據(jù)南京湖廣道御史屠仲律估計，被指為“外國匪徒”的人當中，外國人真正所占的比例還不到十分之一，而另外十分之二的人可能來自明朝的藩屬國琉球。所謂“外國匪徒”者，半數(shù)實則來自浙江沿海地區(qū)，且其中多達百分之九十的人出身于福建三大沿海州府：漳州府、泉州府和福州府?！半m概稱倭夷，其實多編戶之齊民也。”

認識到許多“倭寇”其實是中國沿海居民，只能部分地解決如何定義騷亂者的問題。將人群分類，不僅要看族群，還要看其行為方式。

我們無法在走私者、商人和“倭寇”之間劃清界限，實際上，同一群人往往同時在走私貨物、買賣商品、燒殺擄掠。如明人所觀察到的：“寇與商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鄙倘撕妥咚秸咧g的界限是由政策建構出來的，并不取決于人本身。眾多臭名昭著的“倭寇”主要在從事非法的長途海上貿易，因此也是走私者。

當時的南中國海處于沒有法律約束的自然狀態(tài)，想要經商乃至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具備一定軍事能力。因此，商人也好，走私者也罷，無論世人從事的是合法貿易還是非法貿易，都必須擁有武裝力量。

當時機到來，水手們眨眼間就可以停止貿易活動，轉而打家劫舍。他們劫掠的對象，既包括其他水手，也包括沿海的居民。

（中文向英文的翻譯更加復雜化了這個問題。安東尼·里德〔Anthony Reid〕指出，“pirate”所指代的范疇完全是歐洲經驗的產物，但它被用來翻譯中文里許多不同的名詞?！百量堋苯洺１蛔g為“pirate”，但兩者所指并不相同，“倭寇”的主要活動并不是對合法商船發(fā)動襲擊。他們生活在海上，登岸劫掠，抓取人質然后索要贖金，大鬧一番后再跑回海上或近海的島嶼上。）

不同情況下，同一群被貼上“倭寇”標簽的人，既可以是國家權威的替代者，也可以成為國家權威的一部分。明代官員時不時會嘗試“招撫”海盜，也就是說服海上組織的首領——商人和“倭寇”——臣服于朝廷，并受朝廷委派鎮(zhèn)壓其他海盜。因此，有時一些“倭寇”搖身一變，就成了國家的代理人。

此外，無論是走私者、“倭寇”還是奉公守法的商人，都緊緊地嵌入了沿海地區(qū)社會。如早期鎮(zhèn)壓倭患的朱紈注意到，海上貿易與沿海居民的生活福祉息息相關，乃至于“三尺童子，亦視海盜如衣食父母”。幾乎各個階層的沿海居民，從貧窮的漁民到富裕的鹽商，再到林希元這樣的地方精英，都在某種程度上參與著非法海上貿易。

就連沿海衛(wèi)所的軍官和士兵也置身其中，正如嘉靖八年（1529）和嘉靖二十六年（1547）皇帝看到的情況?！睹鲗嶄洝返臄?shù)十條記載——分布于明朝各個時期——都指明此點。

“倭患”的根治之方，在于放寬明初以來對海上貿易的限制。隆慶元年（1567），朝廷頒布新的執(zhí)照制度，允許中國商人合法前往西洋（東南亞）和東洋（東北亞）。沿海騷亂終于得到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