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中國漢字傳奇
18.? 石鼓史籀侯馬盟書
商周時代，鑄在鐘、鼎、兵器等青銅器上的銘文稱為金文；緊接著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刻在石鼓上的文字叫做石鼓文，是中國最早的石刻文字。甲骨文、金文和石鼓文，到了秦代統(tǒng)稱為大篆。自大篆始，書法史就成了中國文字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石鼓文上的大篆始末，要從一位史官說起。相傳在周宣王時期（公元前827年-前782年）有位史官名為籀（zhòu），籀有誦讀、讀書的意思，而他本來的姓氏是什么，在史書中沒有記載，就以他的官名為姓來稱呼他為史籀。史籀模仿倉頡“古文”，選擇一些簡單合用的字，經(jīng)過自己改訂后，為學童們編寫了一套識字課本，名曰《史籀篇》（共十五篇）。原書四字一句，編成韻語，有2000余字，系當時厘定文字之著作。后人將史籀所書大篆謂之“籀文”。唐代書法家張懷瓘在他的《六體書論》中就曾寫道：“大篆者，史籀造也。史籀是其祖，李斯、蔡邕為其嗣”，足見史籀所書籀文就是大篆的根本。
然而，既然是“相傳”，對于《史籀篇》歷史上也有不同的觀點和爭議。有學者認為“史籀”可能并非人名，《史籀篇》的成書時代也可能不在周宣王時期，因為《史籀篇》的原文早已失散，后世誰也沒有見過原文。但為何有此書文字存世呢？皆因東漢“文宗字祖”許慎的《說文解字》里錄有籀文223字，其句首即云“太史籀書”。當然，我們也可以從許慎的書里一窺籀文（及當時古文）的形態(tài)，如下列“箕”、“子”、“雷”等字。古文筆畫比較少，但假借字較多；籀文筆畫繁復，優(yōu)點是字形容易區(qū)分。
現(xiàn)在可見的最接近史籀大篆且可靠的作品，為石鼓文，是中國最早的石刻文字作品，相傳就是史籀所書。石鼓文又叫陳倉石鼓，它的發(fā)現(xiàn)地，正是西漢大將軍韓信設計“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陳倉（今陜西寶雞）。陳倉石鼓千年來命運多舛，其首次出現(xiàn)是唐代初期，一個牧羊人在鳳翔陳倉山發(fā)現(xiàn)了這些怪異的花崗巖大石。百年后，為了躲避“安史之亂”跑到鳳翔縣的唐肅宗責令部下運往鳳城之南。幾個月后叛軍到達鳳翔，石鼓被倉促移至荒野掩埋起來。到了元和元年，地方官吏將它移到鳳翔孔廟。九十多年后，李唐王朝爆發(fā)戰(zhàn)亂，石鼓又被人盜走，從此失蹤二百多年。靖康之變，石鼓因為鼓身填滿黃金被士兵視為珍寶，金人把它運到燕京后，只是剔去了表面的黃金然后又將它丟棄在荒野。公元1234年，宋蒙聯(lián)軍攻破燕京，一個御史大夫發(fā)現(xiàn)了被遺棄的石鼓，而后元明清三個朝代它一直都保存在京城。抗日戰(zhàn)爭時期，為防止國寶被日寇掠走，石鼓被迫南遷至四川峨眉，抗戰(zhàn)勝利后輾轉(zhuǎn)運回北京，直到現(xiàn)在陳列于故宮博物院寧壽宮。
石鼓共有十只，高二尺，直徑一尺多，鼓形為上細下粗頂微圓（實為碣狀），因銘文中多言漁獵之事，故又稱它為獵碣，以籀文分刻十首為一組的四言詩。原刻700多字，現(xiàn)多有磨滅，僅存472字。石鼓可稱“中國第一古物”，具有極高的文史價值和藝術價值。
十面石鼓文分別是田車篇、吾車篇、汧殹篇、吾水篇、靈雨篇、吳人篇、鑾車篇、馬薦篇、乍原篇、而師篇，分別記述了秦國君主和公卿大夫的圍獵、捕魚、軍事演練、祭祀活動、牧馬業(yè)發(fā)展等，例如，吾車篇可以釋讀為：吾車既工，吾馬既同。吾車既好，吾馬既阜。君子員獵，員獵員游。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對于中國文字的意義在于，自石鼓文開始，“石”開始取代了“金”（至少是金石并用），開創(chuàng)了中國碑刻文字的先河。沒有石鼓文，沒有秦代的《嶧山刻石》和《瑯琊刻石》（秦始皇東巡，群臣頌德之辭，丞相李斯始以刻石）等，可能就沒有漢碑的大興，也沒有后來的唐楷大碑了。
石鼓上所刻文章采用大篆書體，上承金文，下啟小篆，其形體結(jié)構(gòu)開始擺脫象形的拘束，打下了方塊漢字的基礎。石鼓大篆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保留西周后期文字的風格，但筆畫更加工整勻稱，線條化達到完美的程度，被歷代書家視為臨習篆書的重要范本，清末康有為稱贊它是“書家第一法則”。石鼓文對書壇的影響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書家吳昌碩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風格的。
石鼓文是西周時期刻在石頭上文字。1965年發(fā)現(xiàn)于山西的“侯馬盟書”則是戰(zhàn)國初期用毛筆寫在玉石上的文字，既是中國最早的毛筆字，也是中國最早的合同。
侯馬盟書的發(fā)現(xiàn)是幾個學生“探寶”的結(jié)果。1965年12月，離侯馬古城2.5公里處的秦村，侯馬電廠基建施工正在進行中。曲沃農(nóng)中的一批學生也在施工現(xiàn)場進行勤工儉學勞動。學生們在一個邊角取土，發(fā)現(xiàn)土中埋壓著一些薄薄的、大小不等的石片。出于好奇，學生們把撿到的石片都裝進口袋。一位老師把拿到石片的學生叫到面前查看，只見石片上面密密麻麻地寫滿了朱色文字，意識到這些石片是極其重要的文物。老師于是讓學生們把所有石片上交，數(shù)了數(shù)，正好60件——這就是后來被編為第16號坑的第一批盟書，其中包括被編為3號、后來被郭沫若先生認為是整個侯馬盟書總序的一件國寶級標本。
考古隊立即進駐秦村，在40多個祭祀坑內(nèi)出土了玉片和石片5000余件片，絕大多數(shù)為圭形，最長者32厘米，另有圓形及不規(guī)則形。可辨識文字的石片有656件，多則200余字，少則10余字。
山西侯馬，古稱新田，為晉國晚期的都城。正是在這里，韓、趙、魏三家分晉，結(jié)束了晉國的歷史，揭開了戰(zhàn)國七雄逐鹿中原的序幕。所以，郭沫若先生在看過侯馬出土的朱書玉石片標本后，首次提出“侯馬盟書”一詞。他說：“這些玉片上的朱書文，是戰(zhàn)國初期，趙敬侯章時的盟書，訂于公元前386年，距今2352年?！贝呵飸?zhàn)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戰(zhàn)爭不斷。為了奪取霸主地位，經(jīng)常通過盟誓活動約束文臣武將。盟書（又叫“載書”，有點像現(xiàn)在的合同文本）就是諸侯或大夫之間，向神盟誓時寫在玉石上的約信文書。盟書通常1式2份，1份在盟府，1份則埋入地下，以示有神靈作證，不得反悔。
侯馬盟書是用毛筆將盟辭書寫在玉石片上，反映的是秦統(tǒng)一之前文字的風格，盟書上的文字屬于大篆體系，多以朱筆書寫，少數(shù)為墨筆。內(nèi)容可分為宗盟類、委質(zhì)類、納室類、詛咒類和卜筮類等五大類。宗盟類為主，其中心內(nèi)容是：每個興盟人都要誠心效忠盟主，一致株殺已被驅(qū)逐在外的敵對勢力並不準其重返晉地。
由于侯馬盟書并不是由固定的人書寫，所以盟書上的字體也不盡相同，有的筆法厚重，有的筆法飄逸，呈現(xiàn)出各式各樣的書寫特點。由于當時文字沒有統(tǒng)一，一個字出現(xiàn)多種寫法的情況也很常見，例如在侯馬盟書中就發(fā)現(xiàn)的“敢”字有92種寫法，變化繁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