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鑒,多極世界中的中國能向唐朝學什么——評《多極亞洲中的唐朝》

1 世界多極化中的民族復興

世界多極化的提法,似乎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逐漸流行。

蘇聯(lián)解體之后,美國所構筑的單極世界,顯然沒有維持多長時間。美國仍然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但不斷深陷在各種局部戰(zhàn)爭的泥沼中,老牌的歐洲強國、新興的亞洲勢力,都以逐漸強盛的綜合國力,挑戰(zhàn)著美國構筑的話語系統(tǒng)。本世紀以來,恐怖組織的行動又非常猖獗,給二戰(zhàn)以來和平了70多年的世界帶來了一絲不確定性。

根據(jù)熵增原理,多極化似乎是世界的必然趨勢,但截止到目前仍然是一超多強的格局,離真正的多極世界相差不少距離。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的提出,顯得非常合宜。

既然是“復興”,顯然有一個舊時強盛的先例,如果要問中國人心目中的歷史巔峰時刻,相信絕大多數(shù)人都會回答是大唐。

然而,以前學到的歷史給我們留下的印象,可能有很多美麗的誤會,或者說名實不符的地方,比如華夏中心論、強漢的雖遠必誅、大唐的萬國來朝。讓我們自以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中國除了處于領先地位,基本上可以看做是世界的單極。

尤其是清朝末期的閉關鎖國,以及解放后有一段時間被迫與世界上絕大多數(shù)國家斷絕聯(lián)系,使得現(xiàn)在的民眾思維方式可能還沒有西周至東漢時期開放與清醒,不是盲目自卑,就是盲目自大。在處理對外關系上,無論是處理與實力強大的國家,還是實力較弱的國家的關系,也許唐朝的經(jīng)驗與教訓即便放在今天都不落伍。

從這個意義上說,《多極亞洲中的唐朝》這本書就極具有現(xiàn)實意義了。剝開萬國來朝的虛榮,看唐如何處理多極世界下的國際關系。






2 大唐帝國興衰史

唐朝的創(chuàng)始人李淵父子原本只是隋朝眾多野心勃勃的官員之一,一方面父子兩代都雄心勃勃且頗具才能,另一方面他們抓住了機遇,在適當?shù)臅r候能屈能伸。

他們向突厥稱臣,李世民甚至與突利可汗結為香火兄弟,借助突厥的軍事力量曲線救國。隋代末期逐鹿中人的群豪中,李氏父子并不是唯一一個采取這樣行動的勢力,但卻是唯一的成功者。

成功地建立了大唐之后,太宗開始修飾歷史,把以金錢與稱臣為手段利用突厥軍事力量平定中原的策略通通推到了父親李淵身上。接下來開始了東征西討、擴張國土的進程。

大唐疆域遼闊,周邊形勢復雜:

西北至北部大的游牧民族就先后有突厥、回紇;

東北部有高句麗、新羅、百濟;

西南有一手培養(yǎng)起來的南詔;

西部有野心勃勃的吐蕃。



大唐在軍事與外交方面,不斷地與這些周邊國家交流、摩擦,權力關系的強弱也不斷地在改變,唐朝對外的戰(zhàn)略中心也在不斷轉(zhuǎn)換。從始至終,唐都沒有能夠成為亞洲大陸上唯一的強國,一直在多國關系中小心地平衡。

《多極亞洲中的唐朝》描述的就是唐朝的軍事外交史,前4章詳盡地描述了唐分別與上面4個區(qū)域的政權交往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以及實際的交往、沖突歷史。

我個人最喜歡的還是第2章對于朝鮮半島情勢的描述。這一章驚心動魄,可以說新羅、百濟、高句麗各懷鬼胎,都希望利用唐的影響力擴大自己在半島的勢力,解決對方。日軍援助百濟、遭遇唐軍的白江口戰(zhàn)役,十分慘烈,寫得很詳盡,連使用的火器結構都一一寫出,讀來如在眼前。

特別是其中還寫到了幾個人,包括新羅僧人慈藏、國相金春秋及其子與百濟王的恩怨,如同傳奇,完全可以敷衍出一段動人的故事。金庸把高昌國被唐滅的故事用作背景,寫出了《白馬嘯西風》,如果筆力過人的名家能寫一篇以金春秋送到唐高宗身邊當宿衛(wèi)的兒子金仁問作為主角的故事,肯定不輸《白》文。



3 以史為鑒

本書的后2章講的是唐朝軍事外交中的“軟件系統(tǒng)”——對于軍事、外交起基礎作用的兩重官員系統(tǒng),以及指導思想原則??梢哉f這兩段,特別是后者,更值得我們今人思考和借鑒。

邊境掌管事務的官員非常重要,他們的一些行為會影響到邊境的安寧,甚至可能會影響整個帝國對戰(zhàn)略區(qū)域的控制,從而進一步影響到整體的興衰。而唐朝的中央集權程度遠遠沒有明清時候那么強,邊將的自由度非常大,一方面可以靈活地應對各種突發(fā)情況,但另一方面朝廷的指令有時候很難得到落實。尤其是當邊將與中樞核心利益不完全一致的時候,朝廷對于邊將的約束力實在太小。

本書中就指出,唐朝廷和地方官府是地位相當?shù)暮匣锶?,各自在不同的層面發(fā)揮作用。

實際還是在權力關系上,朝廷沒有完全凌駕于地方之上,整體的政治體系較為松散,以至于皇帝可能也沒有辦法把合適的人放在合適的節(jié)度使崗位上,許多時候朝廷是被迫承認現(xiàn)有的權力關系,所謂的任命,其實只是追認實質(zhì)上已經(jīng)控制某一個地區(qū)的人的合法地位。

指導思想方面,唐朝奉行的是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已經(jīng)擺脫了儒家道德的桎梏,也沒有狹隘的民族主義。君臣討論政策的重心在于是否“合宜”,風氣兼容并包,體制開放。在軍事外交這個方面,唐朝使用了多重手段:安撫、聯(lián)盟、和親、賄賂、羈縻、武力進攻……大臣也充分探討各種方式的得與失,出發(fā)點都是實用主義。

而不像宋朝之后,因地制宜的實用主義漸漸沒有了市場,文人學者逐漸僵化、教條,傾向于從道德的角度來評判政策,或者是單從結果論,而忽略了做出決策的復雜前提與環(huán)境。宋朝許多學者、官員對于唐代君王與政策的批評就體現(xiàn)了這種思維方式上的差異。尤其是到了宋代后期,儒教再度興起之后,這種思維方式更加深刻的影響到了后代中國人。

而今天更接近于唐朝的思想,現(xiàn)在正是另一個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盛行的時代,因此今天的人吸收唐代的經(jīng)驗和教訓應該沒有任何障礙。

向唐朝學習外交經(jīng)驗還有一點優(yōu)勢,就是科舉制推行之后,官員文化程度非常高,寫詩的風氣又很濃。官員、文人往往會把自己所見所聞記錄下來,以至于非官方的外交、軍事記錄特別多,本書中甚至還經(jīng)常引用全唐詩,或者是當時官員個人的文集。唐朝留下來的資料非常豐富,觀點多樣。在古代的環(huán)境中,這也可以算得上是一種信息爆炸了。



本書可以說兼具普及性和學術性,作為歷史愛好者的我讀來津津有味,對于學者而言,相信也很有價值。

可惜其中有一些編輯、翻譯小瑕疵,比如提到唐朝后期官員盧攜,有一處翻譯成了“廬攜”,后一處翻譯對了,顯得好像是兩個人;另如提及大武藝在唐做過人質(zhì),后文又說大武藝的弟弟大門藝曾以王子身份在唐都做過人質(zhì),因此反對大武藝襲擊黑水靺鞨的命令,認為會導致唐的軍事討伐。不知道是兩個王子均做過人質(zhì)還是前一處筆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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