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感悟思源》
夜深人靜時,我常從書柜深處取出那本厚重的相冊。牛皮紙封面上已顯斑駁,內(nèi)頁的黑白照片卻依然清晰——圓明園殘破的石拱門前,扎著羊角辮的妹妹嘟著嘴坐在自行車前杠上,我 摟著父親的腰在后座上笑得見牙不見眼,母親跟在后方看我們嬉笑打鬧。每一張照片的構(gòu)圖都帶著數(shù)學家的嚴謹,照片的光影間悄然折射出我母親詩人般的溫潤雅致和美麗。這些珍貴影像皆出自程民德教授那臺借來的俄式135膠片相機。父親沖洗照片時,總會指著顯影液中漸漸浮現(xiàn)的人像對我說:"暉兒你看,記憶就像熱力學定律,需要合適的溫度與時間才能永恒。"
七十年代的北京,自行車的車鈴聲響徹城里郊外。每個周日清晨,我們一家四口、兩輛自行車,徜徉在郊野。妹妹童稚的聲音隨風飄散:"等我長大了,要買輛最大的自行車,前面坐媽媽,后面坐爸爸!"父親聞言大笑,汗珠順著清瘦的臉頰滑落,在晨光中折射出七彩光暈。那些年我們踏遍京西每一處古跡,父親總能用數(shù)學家的邏輯講述歷史:圓明園大水法的殘柱在他口中成了立體幾何的絕佳教具,頤和園的長廊在他眼里是無限不循環(huán)小數(shù)的視覺呈現(xiàn)。 那時候哪里會想到,20多年后妹妹買到了自己的第一輛汽車,超額達成了她當初的愿望。此后他們的每次出行,幾乎都是駕駛員妹妹和媽媽坐在前排,父親和妹夫旭升、外娚女娓娓三人坐在后頭。
印象中的1973年夏天總是彌漫著北大洪湖游泳池內(nèi)消毒水與旁邊池塘荷香混雜的氣息。每周日清晨,父親會帶著我徒步走向頤和園,五公里路途被《三國演義》的故事丈量得短暫易逝。他講陸遜火燒連營時,隨手用樹枝在塵土上演算火勢蔓延的三角函數(shù);說到草船借箭,便拆解風速與箭矢拋物線的數(shù)學關(guān)系?;?分錢門票進入頤和園后,昆明湖碧波成為最溫柔的課堂——父親托著我的腹部教我浮水,指尖的溫度透過夏日的湖水烙進記憶。當我能橫渡昆明湖那天,父親沒像以前每次游完泳后買的是3分錢一根的冰棍,而是一毛錢的奶油冰棍。融化的乳脂順著他指間的粉筆繭緩緩流淌,那是我嘗過最甜的獎勵。 每當想到此,耳朵里總能想起夏天北京老太的叫賣聲:“冰棍兒…,三分五分一根….”,而畫面,就定格在我和妹妹央求爸爸媽媽買冰棍的瞬間。
從廣東初到北京時,我像個闖入異國的流浪兒。小學三年級的英語試卷上鮮紅的"2分"刺得人眼疼。翌日清晨5:50,父親掀開我的被子:"暉兒,比賽開始!"兩人比賽疊被子、洗漱,6點整準時打開家里的美多牌電子管收音機。申葆青/陳琳老師的英語廣播從滋滋雜音中流淌而出,父親跟著大聲朗讀時,眼鏡片上凝結(jié)著晨曦的微光。半年后我的期末考卷上,87分的成績讓張慧慧老師推了三次眼鏡。那天回家路上,父親破例到北大三角地的百貨商店花五毛二分錢給我買了塊光榮牌乒乓球拍。 雖然比夢想中的紅雙喜球拍還差些,但比起手頭上用的光板拍已經(jīng)是令人終生難忘了。
無數(shù)個夜晚,全家四口人擠在數(shù)學系29樓322室的燈光下。父母在稿紙簌簌聲中備課改作業(yè),我和妹妹在彌漫著墨香與算草紙氣息的空氣里寫作業(yè)。有時抬頭望去,父親微蹙的眉頭在遇到難題時緊鎖,解開后又如春水般漾開笑紋。這種言傳身教比任何訓(xùn)誡都有效——我們自然覺得夜晚就該與書本相伴,就像圓明園的殘柱本該與星空為鄰。
北大29樓數(shù)學系二樓東側(cè)的乒乓球室是我們父子的秘密花園。父親打球帶著數(shù)學家的精準算計,每個旋球都藏著概率論的心思。白色小球在墨綠色球臺上彈跳,恰似他批改作業(yè)時紅筆劃出的優(yōu)美弧線。當我終于能接下他凌厲的扣殺時,他扶著球臺喘氣大笑:"暉兒,你這招曲線救球頗有非歐幾何的風范哦!"
關(guān)于醬油醋水的荒唐事發(fā)生在一個蟬鳴聒噪的午后。我把調(diào)制的"酸堿水"從三樓窗戶傾瀉而下,樓下傳來氣急敗壞的喊聲:"是鄧暉呀!"。等待懲罰的黃昏格外漫長,父親歸來卻帶著長征食堂的飯香。"傻小子"他揉亂我的頭發(fā),"想喝酸梅湯直說,何必自己配試劑?"那頓晚飯的紅燒肉格外香甜,父親用筷子蘸著肉汁在桌上畫拋物線:"拋物運動要考慮初速度和角度,倒水更要考慮樓下行人啊。"
印象最深的是撥亂反正的77年78年,爸爸工作起來就像打了雞血一樣不知疲倦。那些年的夜晚,我們26公寓家里的空氣幾乎每天都是濃稠的,煙霧繚繞。丁石孫伯伯他們一來,家里二間房的大間便成了北大數(shù)學系的另一個心臟,跳動著,在深夜里也跳動得堅強有力。我那時就只能和媽媽、妹妹三人蜷在家里的小臥室里,嗅著那刺鼻的煙味,聽著大人們壓低了嗓音卻壓不住激動的說話聲。母親常蹙著眉,每次給客人們倒完茶水,收拾完煙灰缸里堆積如山的煙蒂,低聲抱怨:“這哪里是個家,分明是你們數(shù)學系的會議室?!备赣H只是笑,眼角堆起細密的紋路,總是說:“國家有希望了,北大數(shù)學系有希望了?!?記得那些年,他們談得最多的是“人”——如何找回散落四方的數(shù)學人才,如何給年輕人創(chuàng)造機會,如何讓思想的河流重新奔涌。父親常說:“住房就是人才,就是生產(chǎn)力?!边@話我小時候聽不明白,后來才懂,他們在那煙霧彌漫的房間里,為一個又一個教師解決戶口、安排住房、聯(lián)系出國交流。每一個具體的人得到安置,北大數(shù)學系就多一分力量。有時我半夜起床,從門縫里窺見父親的身影。他坐在那群人中間,不是最健談的,但目光專注,每當有人提出困難,他總是說:“想想辦法,總能解決?!蹦菚r的他,不像是個數(shù)學老師,更像個工匠,在精心修補著被歲月?lián)p傷的器物。每次我和母親抱怨他們吵得我睡不著覺,父親便會摸摸我的頭:“兒子,好好讀書,你將來也考北大。”他說這話時,眼睛里有一種光?,F(xiàn)在回想起來,那不是他對個人前途的期許,而是一種對知識價值重新被認可的堅信,是一個時代終于回歸正軌的欣慰。
幾年前的初秋我再訪頤和園,昆明湖水依舊蕩漾著當年的波光。后湖隱密處,有個穿跨欄背心的背影正在教孩子游泳,那托舉的姿勢與父親如出一轍。我下意識舉起相機,透過取景框仿佛看見四十多年前的自己——那個在父親掌心學會飛翔的男孩,如今已鬢角染霜。
相信父親在人生最后的日子仍在演算他的實變函數(shù)。他枯瘦的手指在病床上劃出最后一道公式,輕聲說:"兒子,別難過。人生就像無窮級數(shù),重要的是收斂在溫暖的值域"。 窗外飄進大學校園的花香,與相冊里泛黃的氣息漸漸重疊。原來父愛從未離去,它只是換作另一種形式,繼續(xù)在時光中永恒收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