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新的概念的提出：

? ? ? ? 贊米亞是一個新的名字，包括了從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東北部地區(qū)所有海拔300米以上的地方，它橫括了東南亞的5個國家（越南、柬埔寨、老撾、泰國和緬甸），以及中國的四個?。ㄔ颇稀①F州、廣西和部分四川）。

? ? ? ?本書所提出的這個“贊米亞”的概念是本書的一大亮點，這也是我必須要寫道前面的原因。當今的學術界，更加偏向于全球化視角研究問題。確實，尤其是民族問題和邊疆問題，我們應該以更加全面的視角和站在更高的高度來看待一個問題。如今的全球化熱潮中，世界可以看做一個整體，也可以被平分為幾個區(qū)域，目前，由于文化、宗教信仰、語言和地理位置等的不同，世界劃分為13個區(qū)域它們是：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北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歐洲東部和西歐、北亞、北美、拉丁美洲、大洋洲、南極洲。因此許多學者研究往往被限定于這區(qū)區(qū)的13個洲，而無法跳出其藩籬而進行創(chuàng)新式研究。然而本書的作者對這個新的區(qū)域進行定義和小范圍的研究，是非常值得我們所學習的。而且，從這個概念我們也可以點燃我們發(fā)現(xiàn)“新大陸”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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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容簡介

? ? ? ?本書是美國著名人類學家James Scott 通過大量的緬甸語文獻和實地調查進行的關于“山地”區(qū)域空間的研究。本書題為“逃避統(tǒng)治的藝術”,“藝術”二字看似是褒獎，實則是對東南亞高地的人民的生活方式進行了全面的論述。作者強調人類學調查、民族志及少數(shù)民族語言的學習，這些都是非常值得現(xiàn)當代民族學學者學習的基本功。本書的內容涵蓋了贊米亞地區(qū)的方方面面，如此細節(jié)和深入的理論成果源于作者刨根問底的學術精神。第一章作者先減少了贊米亞并闡述了本書的三個基本的概念：山地、谷地和國家。第二章詳細的分析了國家作為一個統(tǒng)治工具對其子民的控制，同時闡釋了這些人群為何要逃離。作者在第二章也對我們呈現(xiàn)了他的調查對象，對他所考察的現(xiàn)代社會和困難閉塞的山地進行了對比的論證。他認為：在困難的山地中，那些可以稱為國家的旅行與現(xiàn)代社會旅行慢的多。對在艱苦山區(qū)的交通情況進行了深入的調查。十分的細致。作者筆下也對西南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的形成和反抗進行了歷史的描寫：在云南、貴州和光系西北部的高地，多山的地形構成了中原王朝擴張其權利和殖民的障礙，距離阻力在阻止其移動上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同時舉例了中國的苗人，孟族等。再之后幾張作者對山地農業(yè)的精密分析之后，第六~八章詳細的說明了其研究對象的宗教文化、口述、書寫和文本。并對族群理論有了深入的案例剖析。

三、研究理論

? ? ? ? 對于無政府主義的研究，古今中外學者已經有了大量的研究，也形成了一個理論學派。1967年政治學家麥克弗森在《政治義務》一書中說：“為什么我應該服從政府是一個荒謬的問題，并對這種觀點進行了論證。政府合法性和政治義務概念本身進行否定性批判的政治懷疑主義。對于無政府主義思想的來源，大多認為是對自由主義的衍生。然而本書主要研究的不是大部分人的無政府主義，而是居住于東南亞高地這一區(qū)域邊緣人的“無政府主義”。

? ? ? “邊緣人”為何意？在不同時代，不同背景，不同人眼中有著不同的含義。在近代中國，著名人類學家吳文藻先生曾對當時中國的“邊緣人”下了個定義——文化人類學或社會學上的邊緣人即為：在純內地人和純邊地人之間，能通過兩種語言，過慣邊緣文化生活，如來自各族而被國族化的邊地人，以及各自省而被土著化的內地人?？梢砸姷?，這些邊緣人在追溯其祖輩歷史后，皆可發(fā)現(xiàn)他們是歸屬于兩者中的某一類人，而在歷史的發(fā)展中，通過融合而形成的新一類人。再回歸本書的“邊緣人”，我與之做了一個比較，在東南亞高地的邊緣人，他們所居住在山地的原因是為了逃避賦稅，也就是國家的統(tǒng)治，他們的主要生產方式是一個較中心地帶落后的農業(yè)形式，以種植高山適宜的農作物為主。而處于如今西北邊境的即以北方游牧民族為主的邊緣人，以新疆伊犁的哈薩克族為例，近代新疆哈薩克游牧文化轉型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民國時期，是其文化轉型的萌芽期，這個階段少量的農耕社會文化轉型。第二個階段是1949年20世紀70年代，是其轉型的初期，此時少數(shù)牧民的轉型實現(xiàn)。第三個階段是歷史上的大轉變，20世紀80年代，由于實行土地、草場家庭承包責任制，使牧民逐漸定居。哈薩克族由游牧轉向定居，從他們的不斷轉型來看，逃避賦稅并不是其游牧的動機，游牧是其世代流傳下的生活方式并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而變遷著。拉鐵摩爾關注移動性對游牧經濟的影響以及游牧經濟與現(xiàn)代性的關系問題。他指出：“游牧經濟宣止比較進步的企業(yè)，除非由被征服者來做，游牧經濟本身限定在移動性的利益之中?！币虼?，如若把中國北方的邊緣人逃避統(tǒng)治的問題貫穿于本書中，有很多問題都值得深究。退一步來說，位于中國西北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在世界定義上來說，可以納入邊緣人的范疇，然而在中國民族學者吳文藻先生的定義中，位于西北地區(qū)的邊緣人應該是活躍于西北少數(shù)民族和漢族之間的，精通兩方語言并能適應雙方風俗的一類人。因此本書不是一個萬能的框架和格式，不能一切套用。

? ? ? 另一方面，本書多次用到“逃避”這一詞匯，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這類人群不是逃避自然災害，而是逃避政府的形式，尋找新的駐扎地。作者稱之為“中心以外的避難所”,詹姆士·斯科特用一個簡單的例子向讀者解釋這一命題：“當王國在世界上許多地方擴張迫使人們必須在被吸收和抵制之間進行選擇的時候，大大小小的相似案例就會發(fā)生。當收到威脅的人口自己組成了國家的形式，抵制就會采取軍事對抗形式。如果被打敗了，他們選擇的往往只能有兩種，或者被吸收，或者逃離，而在逃亡過程中經常在逃避的尾部出現(xiàn)小型戰(zhàn)斗或搶劫?！边@有些類似在中國歷史上，蒙古鐵騎的擴張，一般是攻打城池的中心之地，因此在中原的山地都是其中心居民的避難所。在上學期考察子午古道之時，西北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的老師給我們講授過，蒙古軍隊攻入長安之時，長安的富賈大官都紛紛躲入這秦嶺山間，以分食山中野果為生?？梢?，逃避并非只是邊緣人的行為，還是王朝更替，成王敗寇之時的政治避難場所。對于這一類人群在中國的文學作品中也有很深入的詮釋，北宋末年以宋江為首的108名好漢，便是因逃避中央政府的各種追殺而結義于梁山，后又被招撫。從各個朝代各個區(qū)域的起義可以看出，這些起義雖然結果各有不同，但原因都是類似的。書中提出了麥克斯·格拉克曼提出的我們可以分辨出向心和離心的兩種不同沖突：當他們?yōu)槿后w首領位置進行內訌的時候，他們的沖突就是向心的。當某個直系脫離或者退出去建立另一個群體，這個沖突就去中心的。如果放在今天的視角來看，人類為了尋找更多的資源二區(qū)人口密集程度較低的地方，其實這種行為是非常正常的。但所謂的文明的話語權讓這些歷史上的行為成為“邊緣化”、“野蠻化”。

? ? 本書也大篇章的描寫了贊米亞族群的生活方式——移動農業(yè)。移動農業(yè)是東南亞山地最普通的農業(yè)實踐。那些從事移動農業(yè)的人很少被理解為自己主動選擇了這一實踐，更別說政治的選擇了。比如那些生活在“芒”里的泰國人，當我們在思考他們生活方式的政治性時，已經在質疑這種生活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