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拯救人類（精選本）》與《論人類滅絕》得以在香港出版

　　今年是我從事人類問題研究的第30個年頭，恰逢《拯救人類（精選本）》在香港出版，之前不久又有《論人類滅絕》一書在香港出版，便想借此機會將自己這些年研究的艱辛和苦澀傾訴出來。

　　我是1979年無意間被卷入人類問題研究的，之后不久就決定了，我此生的主要任務就是從事這一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很快就感到這一問題不僅非常重要，更是非常嚴峻和非常緊迫。因為研究表明，人類正處在生死存亡之際，然而，全社會卻在一片歌舞升平中蒙在鼓里，人類社會其實是走在一條錯誤的發(fā)展道路上，這不是簡單的發(fā)展錯誤，它是會把人類引向滅絕深淵的錯誤。

　　但長期以來形成的習慣觀念一直主導著人們的思維和行為，要想改變人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是非常困難的，因而妄圖改變者反而成了另類和不識時務者，倍受攻擊和冷落便成了我習以為常的一切。

一、偶然的選擇

　　1979年我以僅差一分滿分的物理成績考上大學，但所學專業(yè)并非物理，為此心中常存遺憾，凡涉及物理方面的問題總愿意深入了解一下。大學一年級有一門課為《普通物理學》，在翻閱其參考書時有一節(jié)是簡單介紹相對論的，今天連小孩子都知道相對論和愛因斯坦，但那個年代并非如此，由于之前經歷的是封閉的“文化大革命”年代，加之自己來自偏僻的農村，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事先毫無所知。

　　相對論是一門非常神奇的學問，它反映的自然規(guī)律不可思議，但一切又是真實的。如時間存在于速度中的公式告訴我們，當速度非常快時時間會變慢，今天的許多科幻電影就是依據這一公式演繹出來的；如質能公式告訴我們，一克物質中隱藏的能量相當于2萬噸TNT炸藥的爆發(fā)力，核武器就是據此研制出來的。

　　我在感嘆科學技術的巨大威力的同時，突然覺得在科學的發(fā)展中，有一個必須要理性思考的問題：科學技術對人的能力的提高常常論百萬倍、千萬倍甚至上億倍地計算，但它是一把雙刃劍，既能造福人類也能毀滅人類，今天一枚核彈傾刻間可以毀滅一座數百萬人的城市，相對于冷兵器時代一刀、一箭只能殺傷一個人，科學技術將人類的自我毀滅能力提高了數百萬倍，但這樣的毀滅力無疑沒有達到頂峰，只要科學技術還在向前發(fā)展，這種毀滅力的提高趨勢便總是存在，那么，這種毀滅力的提高何時到頭呢？這使我想到了科學技術的繼續(xù)發(fā)展會不會有一天將人類滅絕。

　　我很快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因為沒有什么問題比事關人類滅絕的問題更加重要。那么，以上簡單的邏輯推斷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就說明科學技術具有滅絕人類的能力，但滅絕力量又是否會爆發(fā)？何時會爆發(fā)？這樣的危機是否可以化解？

　　一系列的問題使我在思考，如果科學技術滅絕人類就在前方不遠，尤其是今天就采取措施都為時有些晚的話，不可能有任何問題比解決這一問題更加重要、更加緊迫，哪怕是當前國際社會普遍重視的恐怖主義問題、環(huán)境問題、資源問題等等，在這一問題面前都只是小問題。

　　正因為在從事這一問題研究后不久就大致可以判斷，科學技術的繼續(xù)發(fā)展必將很快滅絕人類，于是，對人類命運的深深憂慮便使得我對自己終身的工作作出了之前的選擇。30年來我一直在告訴和鼓勵自己，一定要把這一問題研究明白，并盡可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傳遞出去。

二、艱辛的道路

　　由于是無意中卷入這一研究的，一頭扎入時并沒顧及其他，之后才知道這是一個沒有人真正系統(tǒng)涉足的領域，只是有一批人在單一的從事科學技術的安全性研究，他們的工作主要是就一些具體的科學研究課題或者具體的科技產品的安全性進行評估，并提出一些相應的建議。因此，我實際上是撞入了一個“無人地帶”。

　　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冒然的撞入對于一個涉世未深、知識貧乏的年輕大學生最初是不知所措的。怎樣將簡單的邏輯思考產生的研究感悟真正付諸研究的實施呢？我一方面努力查閱各種資料，另一方面則反復梳理自己的研究思路。

　　要說科學技術能否滅絕人類，首先要對最前沿的科學技術有所了解，這是最初要進行的工作，它所涉入的學科至少有十幾個，任何一個學科要真正了解都是不容易的。而要搞清楚滅絕力量是否會爆發(fā)，這不僅涉及自然科學問題，同時還涉及許多社會科學問題，這又要閱讀好多我以前從不了解的書籍。此時我才真正意識到自己是選擇了一條艱難的道路。然而，這才是我體會艱難的開始。

　　最初的我是沒有想過怎樣去解決科技滅絕人類這一問題的，在確認問題的存在之后，再準備著手解決這一問題時，才發(fā)現它又涉及了許多我所陌生的學科。于是，這些年始終不停的閱讀便成了我生活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上大學時我是成績平平完成學業(yè)的，因為我把大多的精力都用在了這一研究所相關的學問之上，因此在同學們的心目中我是一個知識面很廣，但成績卻一般的學生。

　　大學畢業(yè)后我被分配到國家建材局機關工作，在這里我一直都在堅持自己的研究。1988年和1989年我曾試圖寫一本系統(tǒng)的研究專著，為此還兩年的時間沒有回家探親，利用假期，分別在人民大學和航天部第二研究院借同學的宿舍和朋友家的房子專心寫作。但動筆后不久就發(fā)現無法寫下去，因為涉及的學科與知識實在太多了，一些問題簡單闡述也許并不難，但要落實到文字上成為嚴謹的學術文章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自己的知識實際上是遠不夠的。于是，急于把自己的觀點說出來的我就想到了一種急功近利的辦法，這就是改用小說的方式來寫，小說是不必那么嚴謹的。

　　然而，當寫了20多萬字后，回頭看時自己都覺得可笑，因為一個嚴謹的學術問題怎么可能用小說的方式說得明白呢？于是，我就下定決心重新準備，在時機成熟時一定要把這一問題寫成一部嚴謹的學術著作。

　　我的研究困難很多，首先是沒有時間。雖然機關工作并不都時間緊張，但時間卻不屬于自己，隨時都會出差，即使在單位時也總要完成一些事務性的工作，很少有整的幾小時或半天的閑時間，偶爾有，也總被人打擾。

　　機關有一個特點，只要有時間同事們就喜歡聊天、打牌。由于我很少參與這些，總在看自己的、寫自己的，時間一長就得了一個多半是貶意的綽號“胡家奇綜合性”。

　　北京圖書館離我們單位不遠，我一有時間就去那里看書，以致十多年后再回原單位，還有同事開玩笑：“胡家奇，你還經常去北圖研究毛澤東嗎？”因為毛澤東是我們湖南老鄉(xiāng)，我一看書他們就這么說。我也常常反問：“只有研究毛澤東才能到北圖去嗎？”

　　另外，經濟條件也是大問題。機關工資不高，我還要養(yǎng)家，所以連買資料的錢都成問題。于是就想到了去公司工作，那些中央直屬企業(yè)比機關工資高一些。

　　在我的請求下被調到了中國非金屬礦總公司。這是一個國家計劃單列公司，對外為副部級，實際上是一個有一定政府職能的管理性公司。

　　然而，這里的工資雖高一些，但僅依靠一點死工資是很難解決我的問題的，于是我決心下海經商。我想，把經濟問題徹底解決后時間問題也就可以解決了。

　　在下海之前中非總公司總經理李寶銀兩次和我談話，要任命我為中國非金屬礦建北石材公司的總經理，這一職務此時是由中非總公司的副總經理兼任的，但我去意已決。在這之前我是建北公司的一個下屬公司的經理，給了我一個處級。

　　下海時為了防止忘記自己的使命，我在日記中寫上，賺了50萬后就不干了，一心將自己的研究完成。但實際上我并沒有完全履行對自己的承諾，沒想到一個不喜歡經商的人做生意還很順利，下海后不久我很快就達到了設定的目標，但卻發(fā)現已無法脫身，許多人與自己一起奮斗，如果自己不干就意味著他們會失業(yè)，一個人總不能太自私。同時一些項目還在運作，不少的債權債務還得處理。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為了擺脫這一困局，我開始慢慢將權力轉移給公司高管，并拿出一部分股份分給骨干人員。這一過程從1997年至2000年大致用了三年。

　　2000年下半年，我基本上完全放棄了公司的日常管理，幾乎全脫產在進行閱讀與寫作之前的準備。通常一個月才去公司一兩次問問情況，偶爾開一次會也多半是把公司高管請到家里開的。

　　2003年7月5日的夜晚，坐在書桌前被一些煩心的事纏繞著，想著公司在沒有自己的管理下急劇滑坡，而自己所研究的結論與主流社會的傳統(tǒng)認識又背道而馳，千辛萬苦，一顆拳拳之心多半都有可能落得個無人領情、倍受打擊的可悲下場，沮喪與凄涼感油然而生。于是順手拿起筆在紙上下意識地寫了一行感慨：“在人類文明有記錄的數千年的歷史中，真理常常被當成謬論，而謬論卻常常被當成真理，并被奉若神明，使之神圣不可侵犯。一個革命性真理的誕生，首先總會面臨無情的打擊和血腥的殺戮，古往今來概莫能外?！?/p>

　　我突然感覺到這段話有些道理，不僅可以反映我的心態(tài)，而且也能與我的研究結合到一起。那么，就這么開始吧！我就是這樣開始了我的第一本系統(tǒng)研究專著《拯救人類》一書的寫作。

　　我的研究與寫作過程一直都非常辛苦，我畢業(yè)后事先是從政，而后是經商，按理是生活在燈紅酒綠的環(huán)境中，但我卻少有應酬。不論到哪里我總是帶上書，只要有稍許時間就抽空看一些。由于自己的研究始終與煩忙的工作交織在一起，因此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這樣一種能力，間歇著忙碌瑣碎的事務，只要拿起書本即刻就可以進入狀態(tài)。這一能力在這些年的研究中幫了我的大忙。

　　近30年的研究中，最辛苦的還是我正式寫作《拯救人類》一書的近4年時間。我習慣凌晨與下午睡覺，上午與晚上通宵寫作。多半時候，一天要寫十四五個小時，偶爾還寫近二十個小時。為省時間，我常常蓬頭垢面，只是簡單洗漱一下，吃飯也是胡亂幾口。

　　即便在我脫產的七年時間，有時候也還得過問公司的事務，甚至出差。為了利用出差時間，我養(yǎng)成了喜歡在火車上看書與寫作的習慣，想必我經常出差的那幾條線路的乘務員，還能記得在軟臥包房，那個穿著睡衣、旁若無人地閱讀與寫作，半夜都不睡覺的中年男子。

　　回想起來，上大學時不好好學專業(yè)，從政時不好好當政府官員，下海時不好好賺錢，一切都為了那個自認為極其重要，吃虧又不討好的研究。其實，我完全可以過一種優(yōu)越而又舒適的生活，但卻選擇了一條艱辛的道路。朋友們問我何苦？同事們問我何苦？家人們問我何苦？但我就是這樣一個花崗巖的腦袋，死不改悔，也從不后悔。

三、另類的觀點

　　這些年的研究我得出了四個方面的觀點，兩個涉及當前，兩個涉及未來。我堅信這些觀點的正確性與科學性，但由于它們都違背傳統(tǒng)觀念，在他人看來便成了另類的觀點。于是，處處碰壁，倍受排斥與攻擊，便成了我常要面對的處境。

　　僅以兩個涉及當前的觀點為例，第一個觀點，我認為科學技術的繼續(xù)發(fā)展必然很快滅絕人類。其理由首先是因為科學技術有滅絕人類的能力，只要科學技術繼續(xù)發(fā)展，必然會生產出滅絕手段，這種滅絕手段是只需使用一次或者少數幾次就可成滅絕人類的手段。

　　本來上述理由很多人是贊同的，許多科學家也都有這方面的共識。但人們卻相信人類可以掌控科學技術，科學技術是中性的，本身沒有罪。這就導致科學技術始終處在一種非理性的發(fā)展狀態(tài)。

　　事實上，人類并不能完全掌控科學技術，因為只要滅絕手段出現后，滅絕手段以及滅絕手段的研制技術會不斷傳播，早晚會傳播到敢于使用者手中。因為我們人類是一個并非絕對理性的物種，再好的社會制度和法律體系，都只能對社會整體起到比較好的約束作用，但決不可能保證每一個人都不干極端壞事，又由于人類的種群太大，人類的未來太長遠，干極端壞事的人的比例再小，總量都會很大。

　　其實滅絕手段即使沒有人故意使用，滅絕力量也會爆發(fā)。因為科學技術有不可確定性，常常認為最好的卻是最糟糕的，因此，當科學技術發(fā)展到相當高的層級之后，科技產品的不慎使用，以及科學實驗的不慎都有可能滅絕人類。正如，氟里昂的不慎使用導致了臭氧層破壞一樣；正如許多科學實驗導致了毀滅災難一樣。因此，只要科學技術繼續(xù)發(fā)展，人類的滅絕將防不勝防，不可避免。

　　科學技術的真正起步只是源于18世紀中葉的工業(yè)革命，200多年就發(fā)展到了今天這樣高的層級，而今，科學技術還在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加速性發(fā)展，所以，人類的滅絕應在前方不遠。

　　這一觀點無疑是對傳統(tǒng)價值觀和習慣思維的徹底顛覆，要想讓人們接受是非常困難的。我曾與一個內地很有影響的雜志社社長長談兩次，共談了七個多小時，好不容易他接受了我的這一觀點，但再談我的第二個觀點時，他就怎么都不接受了。

　　我的第二個觀點是若要解決科學技術滅絕人類的問題，人類必須走向大統(tǒng)一，而且人類也已具備了大統(tǒng)一的條件。

　　我的理由如下：除了極個別心理變態(tài)的科學家以外，相信絕大多數科學家對科學技術的研究都不可能是以滅絕人類為目標的，因此，滅絕手段的出現，以及滅絕力量的爆發(fā)多半是在科學技術發(fā)展到相當高的層級之后水到渠成的結果。所以，要避免人類的滅絕必須限制科學技術向更高層級發(fā)展，同時又要把現有安全成熟的科學技術成果廣泛地普及到全球各地，如果這樣，完全可以保證全人類的豐衣足食。

　　但是，要限制科學技術發(fā)展，并理性地使用好科學技術，今天的國家社會做不到。因為國家社會多國并存，國家之間是競爭與對抗的關系，國家之間的競爭與對抗不受約束，常以戰(zhàn)爭這樣的血腥殺戮的極端形式表現出來，所以任何國家都不會輕視這種競爭。那么，不論是何種競爭，歸根到底都是科學技術的競爭，因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因此，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放棄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尤其大國更是如此。

　　由于這樣，便只有全球性的統(tǒng)一行動才可能實現上述目標。但因為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左右國家的單獨行動，聯合國也做不到。所以，要想實現全球性的統(tǒng)一行動只能實現人類的大統(tǒng)一，用世界政權來統(tǒng)馭全世界。

　　一說到人類的大統(tǒng)一，那個社長朋友就直搖頭，他說：“大統(tǒng)一？可能實現嗎？！”

　　這樣的遭遇很多，在香港與一位雜志社的社長談到這個問題他就笑：“大統(tǒng)一？那是千年萬年后的事吧？！”

　　那么實際情況怎樣呢？如果說百年前談人類大統(tǒng)一當然不可能，因為那時從中國腹地到美國腹地，之間要開一個會從通知到開會需要一年時間，當然不可能統(tǒng)一。但現代交通和通訊手段已經把世界聯系到了一個地球村，這就說明人類大統(tǒng)一的硬件條件已經具備。剩下的只是軟件條件，也就是人的因素，那么軟件條件又是怎樣的呢？

　　如果今天的世界主要是君主制國家阻力是很大的，因為君主制國家的領導人任職是終身的，政權更迭是世襲的，一旦失去國家領導人的地位，不僅他自己，而且他的后代也會失去一切，自然特別看重自己的地位。但今天的世界主要是民主制國家，尤其是大國基本都是民主制國家，國家領導人多則任職二、三屆，少則任職一屆半屆，因此對這個位置不是特別留戀，如有強大的理由他們是可以放棄自己的地位的。尤其是大國領導人，在人類的大統(tǒng)一事業(yè)中他們是主要的發(fā)揮作用者，若是有可能實現人類大統(tǒng)一，正是他們青史留名的好機會。

　　至于我們普通老百姓，更是不可能對人類的大統(tǒng)一設置什么障礙，試問，人類的大統(tǒng)一我們會很難受嗎？

　　因此，實現人類的大統(tǒng)一其實什么都不缺，只是缺乏將一個嚴峻的道理傳遞出去，也就是要讓人們真正了解人類大統(tǒng)一的必要性。作為一個智慧物種，要是真的認清了自己正面臨生死存亡的選擇，什么事都會變得可能。

四、倍受挫折

　　2006年底，《拯救人類》第五稿完成之后我想聯系一家出版社。事先我是有目標的，就是《萬物簡史》這本書的出版社，因為《萬物簡史》是一本涉及了許多自然科學知識的暢銷書，這在涉及自然科學的書籍中是不多見的，并且它是從國外翻譯過來的。而我的《拯救人類》一書涉及的自然科學知識很多，并打算翻譯成英文以及其它文字，也希望能成為一本暢銷書，所以自然就有了上述目標。

　　我隨意通過版權頁上的電話便找到了《萬物簡史》的責任編輯，也是這本書的翻譯陳邕。說明意圖，并將還有待修改最后一次的書稿給了他一份。陳邕看過書稿后表現出了特別的興趣，他不僅贊同我的觀點，對我的書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并表示一定會把這本書出版成一本暢銷書。

　　竟然這么順利，原準備接受打擊的心理不僅蕩然無存，甚至有些飄飄然。然而，半個月后情況急轉直下，陳邕將我的書稿拿到社里的審讀會上討論，結果被槍斃了，因為社領導認為這本書有政治風險。

　　陳邕是個書生，滿懷信心的承諾卻是如此的結局，他很是過意不去，反倒是我給了他不少安慰。

　　我又即刻通過朋友找到了工人出版社的一位副社長，她認真看過后認為出版是沒問題的，至于是不是能出成一本暢銷書還不能打保票。我想能出版就是一個成功，至于暢不暢銷再說，一個副社長的承諾應該是有相當可靠度的。然而，半個月后的回答再次使我失望了，他們社的審讀會討論的結果同樣是說這本書有政治風險。

　　有什么政治風險？！一本關于全人類的書，不僅超越國家，也超越意識形態(tài)?？磥肀本┻@個地方太保守了，必須到南方去，那里也許開放一些。我在這樣思考。而且針對前兩次認真看過我書的人非常支持和欣賞這書，而轉一道手，只是提綱性地向社里領導匯報就被槍斃的情況，我想一定要找出版社的一把手。

　　于是我把目標轉向南方。在廣州找了一家出版社，還沒等我介紹明白書的內容就被對方拒絕了。我又通過朋友找到了深圳的一家出版社的中層干部，聽完我的介紹同樣說是怕擔政治風險，不能向領導推薦。

　　這南方還不如北京呢！我雖感失望，但在這里我卻得到了全國圖書訂貨會在重慶召開的消息。毫不猶豫，我直奔重慶。

　　圖書訂貨會真是聚集了全國主要的出版機構，我用二天時間談了二、三十家出版社，當即表示有興趣出版的就有六家。由于有之前的教訓，我不能高興得太早，我想必須選一家確實靠得住的出版社。由此，便將目標鎖定在了北京的同心出版社。因為這六家有意向的出版社，接待我的相關人員中只有同心出版社是完全可以拍板的社長兼總編劉霆昭先生。但劉先生并沒有把話說死，他說馬上是五一長假，在長假之后給我一個準信。

　　長假后的第一天就接到了劉霆昭的準確回話，他說長假的七天他一口氣把我的書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同心社每年都要出幾百本書，這是他在出版社工作多年中很少有的。他不僅肯定可以出版這本書，而且給了這本書極高的評價，認為這是一本有可能改變人類歷史進程的書，也是他在出版社工作五年多來接的份量最重的一本書。電話中可以感覺到這位處事穩(wěn)重的社長說得有些激動，他告訴我要傾全社之力來推這本書，并說在看了我的書后非常感慨，由此為我的書寫了一篇文章。于是在電話中將他寫的文章念了一段。

　　僅僅聽了不長的一段，就明顯地感到這是一篇文采飛揚的文章，我說就將它作為序吧！劉社長欣然同意了。

　　之后的一段時間，出版過程非常順利。7月6日在京豐賓館召開全圖書商訂貨會，同心出版社專門為了我的這本書作了大量的廣告，還租了一個豪華會議廳，請了一、兩百個書商搞了一個作者見面會。這些在同心出版社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

　　在見面會上劉社長講話時向書商們高調介紹，《拯救人類》是一本有可能超越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的劃時代的巨著。之后我提醒他，是否說得太過了呢？他說：“怎么想就怎么說吧！”

　　7月24日是圖書正式出版發(fā)行的日子。25日下午，同心出版社請來了國內23個知名媒體搞了一個新聞發(fā)布會。新聞發(fā)布會仍然是高調的，相關人員對這本書的評價極高，甚至更高于7月6日書商見面會的評價。這超乎我的想象，當時我就有一種預感，會不會出事？

　　真是應驗了這種預感，新聞發(fā)布會從下午2點開到5點，但是，一小時后突然接到有關部門的通知，說北京市委宣傳部要對這本書進行審查，所有發(fā)出去的書必須馬上收回，賣出去的書則要想辦法收回，包括給新聞媒體贈送的書也要收回，所有的新聞報道必須停止，等待對這本書的審查結果。此時，書已發(fā)到全國各地。

　　之后就是二、三個月的漫長等待。最后的結果是這本書不能發(fā)行，并提出了相應的一些意見。

　　根據這些意見我對《拯救人類》一書作了大幅刪節(jié)，由80多萬字刪掉了整整一半，又形成了另外一本書即《最大的問題》，這本書是在我的母校東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我十分堅信我的研究成果對于全人類的極其重要性與極其緊迫性，為此我不僅向包括中國主席、美國總統(tǒng)和聯合國秘書長在內的26位人類領袖寫信，而且這次又在香港出版了兩本相關書籍，并且還在將這些書籍翻譯成其他國家的文字，希望發(fā)行至世界各地，讓人們真正了解這些研究成果。

　　《拯救人類》出版以來我就一直試圖通過媒體將我的主要觀點宣傳出去，但多方努力始終非常困難。首先，要說服媒體負責人認可我的觀點就非常難，一個認為科學技術繼續(xù)發(fā)展會很快滅絕人類的觀點，若是簡單說出去很容易被人認為是一個嘩眾取寵、不屑一顧的東西，或者是那種巫婆神漢類的迷信預言，只有認真看過我的書的人才能真正認識到我的研究結論的科學性，但是，這是一個浮躁的世界，又有幾人能夠有耐心地看完它呢？

　　于是，我只好不厭其煩地演講式地與那些我認為重要的人解釋我的觀點。但即使這樣，也很少有人能耐心去傾聽。我經常為了解釋一個觀點要和別人談四五個小時，甚至七八個小時，為使人能夠耐心地聽下去，我用盡了各種辦法。朋友們常常質疑我，這是何必呢？！放著好好的日子你不過，圖什么？！

　　然而，即使如此的努力，也有一些媒體的領導確實接受了我的觀點，但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只有他們個人對我的觀點的認同，卻不敢報道，因為怕擔政治風險。

　　我真的不知道哪兒來的政治風險？改革開放30余年來中國發(fā)展那么好，我本人也是這一發(fā)展的受益者，對于這些年來中國政府對國家的領導我不僅非常認可，更是非常擁護和感激。我不但從未有過與黨和國家過不去的想法，而且我的研究真的只是關于人類問題的，不涉及政治，從長遠看，它不僅對我們的國家和政府無害，甚至存在巨大的機會。

　　下一步，看來我只能到國外去推廣這些觀點了，但我的英語卻很差，要想學到運用自如的程度決非一兩年功夫可成，別的語言我更不會，況且要想學習語言我也沒有那么多時間，無疑只能借助翻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