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xiāng)下人吹嗩吶接媳婦，到了十二月是成天會有的事情?！薄≌f《蕭蕭》，就從蕭蕭的出嫁開始。
這個女孩子才十二歲，生在長在種田的莊子上，出嫁，就是從這家轉到那家。她的丈夫還不到三歲，不過她也不為這婚姻愁煩——她不想也不懂得愁煩，在抱抱丈夫，做做雜事中，像棵蓖麻一樣長大起來。
小說寫的蕭蕭的成長，是一種原生的、自然的成長，她沒念過書，對于身處其中的婚姻制度、禮法制度從來沒有過自覺的反抗，但是成長中的自然的人性，卻與制度不可避免地沖撞在一起。
沈從文這樣寫道：“幾次降霜落雪，幾次清明谷雨，一家人都說蕭蕭是大人了。天保佑，喝冷水，吃粗礪飯，四季無疾病，倒發(fā)育得這樣快?！?br>
于是男小女大的婚姻中存在的矛盾暗暗呈現出來。
在這個小說中，矛盾都被放在情節(jié)與細節(jié)之后，作者從不正面描寫沖突，但是蕭蕭在丈夫與花狗之間的關系，卻有了微妙的變化：“她有時覺得害怕，不許丈夫走開；有時又像有了花狗在身邊，打發(fā)丈夫走去反倒好一點?！边@一句淡淡的點染，說出這個糊糊涂涂的女孩子心里，隱隱地有了害怕與快樂的爭執(zhí)。（PS：花狗是蕭蕭家一個做長工的青年男子。）
因為沒有受過教育，蕭蕭不可能去反抗她的婚姻，也因為沒有受過教育，她沒有強烈的貞潔觀?！驈奈墓P下的蕭蕭，是近乎完全自然的，聽從的是自然人性的召喚。于是，在花狗的山歌聲中，她變成了個婦人。
變成婦人的蕭蕭，并不是因為失去了貞潔而痛悔，這種抽象的道德觀念倒并不使她恐懼，可是她有了孩子，具體的身體變化讓她害怕，她也明白這是切實的罪證，于是打算逃走，“收拾一點東西預備跟了女學生走的那條路上城?！笨墒菦]有動身，就被發(fā)覺了。
于是蕭蕭此刻要面對的是禮法制度。出了這樣的事情，自然家里是“生氣的生氣，流淚的流淚，罵人的罵人”，不過沈從文添了一句有意思的話：“各按本分亂下去?！?br>
好像生氣流淚罵人也都是應盡的義務，盡完便也罷了。而對蕭蕭的懲罰措施，依法倒是十分嚴厲：“沉潭”或“發(fā)賣”，伯父不忍將蕭蕭沉潭，而發(fā)賣也找不到人家，蕭蕭就又住下了，丈夫與她還是象姐弟一般。家人依舊對她好，住到生了個兒子，“照規(guī)矩吃蒸雞同江米酒補血，燒紙謝神”。
蕭蕭在與禮法制度的沖撞，終于因為家人的消極執(zhí)行，也有驚無險地避了過去。
在人性與制度的對抗中，沈從文寫的是人性的勝利。對于婚姻，蕭蕭以天然的人性來對抗，以于禮法，家人以農人純樸的天性來對抗。
這樣的對抗，都是不自覺的，甚至是自我抑制的，這樣的力量看上去是弱小而偶然，但是卻隱藏在這些“種田的莊子”里，在這些“種田的莊子”里，沈從文不動聲色地在搭建的是，是他心中愛與美的，永恒的“人性的希臘小廟”。
然而，既便沈從文是將矛盾都盡量淡化，在沖突的弱化中進展情節(jié)的，但他還是不得不寫進了殘酷的現實與制度。
蕭蕭的命運帶有這樣大的偶然性，她仿佛是幸運的，可她的一生卻只能服從于外在力量的擺布，從來沒有過對于自己的命運的自主的權力。
她的快樂里頭，潛伏著無知與麻木。人性的力量是天然的，卻帶著蒙昧的面目，于是小說中還有另一個群與蕭蕭們完全不同類的人，“女學生”，是這群人，引進了自覺的反省反抗的力量。
在《蕭蕭》中，對女學生的敘述完全是虛寫，她們就象是小說的后景，不停地從莊子邊“過身”，農人有著關于她們的種種荒誕不經的傳聞，他們對女學生的感情是復雜而有趣的，夾雜著歆羨與輕蔑，而對于這群他們不了解的人，他們不了解的生活，保持著距離與好奇。對蕭蕭來說，女學生完全就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但是在她要逃走的時候，她卻是要從“女學生走的那條路”走的，雖然她不可能真正地踏上這樣的旅程。
“女學生”的意義，不僅僅在于給小說一個時代的背景，她們暗示著一種對于制度的自覺的反省與反抗的力量，這種力量與小說的前景中的人性的力量象是處于不同的系統(tǒng)之中，可是它們是否有可能相結合？在天性的自然發(fā)展中，同時以教育使人脫離蒙昧？從而人能夠對不合情理的制度，有更大的對抗的能力。
小說不是條理如此明晰的論說，沈從文也不可能是在觀念的指導下安排結構，但小說家的感性直覺卻可能是與理性結論相通的。有趣的是，一九二九年小說的原作結尾是這樣的：
“這一天，蕭蕭抱了自己新生的小毛毛，卻在屋前榆蠟樹籬笆看熱鬧，同十年前抱丈夫一個樣子?！?br>
而一九五七年較改字句的時候，沈從文加了這樣的一句關于女學生的話：
“小毛毛哭了，唱歌一般地哄著他：
‘哪，毛毛，看，花轎來了?？?，新娘子穿花衣，好體面！不許鬧，不講道理不成的！不講理我要生氣的！看看，女學生也來了！明天長大了，我們也討個女學生媳婦！’”
在一種輪回之中，新的變數也正在醞釀與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