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大腦有關(guān)的無數(shù)謠言中，有一個“看起來很有理”的說法是“成年人腦細胞數(shù)目將不再增長，用多少就少多少?！?/p>

　　真相是，腦細胞與其他身體細胞在新陳代謝上沒有本質(zhì)差別，都是終身生長變化的。

　　對不愛鍛煉身體的人來說，身體肌肉的力量在30歲以后就是逐年下降的。光研究他們的話，或許也可以得出“成年人的肌肉不可再生”的“看似正確”的結(jié)論。

　　許多人也一生沒有思考的習慣，所以大腦的整體規(guī)律是慢慢衰退的，與身體肌肉相似，通過深刻的思考，就算會導致一些腦細胞死亡，后面再生的數(shù)量與質(zhì)量也會越來越好，即，人的大腦其實也是可以永葆青春的。

　　有數(shù)據(jù)表明，雖然普通人的智力與創(chuàng)造力巔峰在30歲之前，但一些領(lǐng)域（如文學、哲學、科學等）的大家的智力與創(chuàng)造力巔峰則在65歲左右，這是“越思考越聰明”的重要證據(jù)。

還有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哲學家整體上更長壽！這說明高質(zhì)量的思考不僅有健腦的功能，還可以從整體上保證身體的健康，可以算是性價比最高的養(yǎng)身之法了。

　　比如，阿那克西曼德活了65歲；

　　蘇格拉底活了70歲（還是自己選擇了死）；

　　柏拉圖活到了80歲；

　　而德謨克利特的壽命接近一百歲，不要說在兩千年前的古希臘，即便放到現(xiàn)代也稱得上是高壽了。

　　但有人可能會質(zhì)疑：你說的這些哲學家壽命確實高，但怎么能證明這是由于思考導致的結(jié)果呢？哲學家們普遍出身富裕，會不會是他們的生活條件好才導致的高壽？今天的我們顯然不可能把他們叫醒挨個調(diào)查，做心理分析，更不可能還原他們的生活。但通過與常人的對比，我認為思考養(yǎng)生這一解釋完全是說得通的。

　　我們知道，不同哲學家盡管對世界本質(zhì)的解釋大相徑庭，但他們的共性是：認為生活中紛繁復(fù)雜的表象（感覺、欲望等）是沒有本質(zhì)性的。由于本質(zhì)只有通過語言才能傳遞，于是他們不停地說與寫，紛紛對世界的那背后的本質(zhì)提出不同的解釋。而提出解釋這一行為本身，就意味著思維對紛繁復(fù)雜的表象進行了整理、歸納、組織、統(tǒng)一。即便是認為萬物流變、不覺得表象背后有什么本質(zhì)的虛無主義者，也同樣是在對真理提出一種解釋，那就是：一切事物背后的本質(zhì)是虛無。虛無主義者亦在積極的思考，提出自己的思想，這本身就是超越感覺、單純的動物性的欲望、各種各樣的恐懼的一種卓越的努力。

　　我們可以說，一切在努力提出自己思想的人，包括虛無主義者，都是人類思想領(lǐng)域的英雄。而從來不思考，放任自己沉浸在五光十色的感官、感覺，欲望、恐懼之中的人，才是真正的虛無主義者，因為他們思想中的概念少之又少，以至于不能對世界的復(fù)雜表象進行著什么有力的組織，世界對他們來說是難以理解的。當他們面對著看似充滿偶然性的世界時，便會本能地感到恐懼，只有理性——積極的思考才能揚棄這種無處不在的恐懼。想象一下，一百多年前的清朝人面對火車、電線、鐵路的那種驚恐，正是由于他們完全無法理解現(xiàn)代科技的概念導致的。由此，我們可知，認為思想單純可以使人長壽是完全錯誤的，那表面看起來是思慮過多造成的惡果（比如“聰明絕頂”），不如說是由于思慮的效率過低導致。思想單純又能長壽的唯一可能是，減少這個人接觸世界的復(fù)雜程度，使他那單薄的理性和思維能力剛剛好能解釋他所在的小世界就好了，但我想，應(yīng)該沒有人真的愿意以犧牲思維能力來換取單純的長壽，因為這樣做和植物毫無區(qū)別。

　　恐懼會使人的精神陷入十分糟糕的狀態(tài)，這是從諸多心理學實驗中得到的道理。但有一種恐懼，卻能夠提升人的思維，那就是絕對恐懼——對死亡的恐懼。這里所說的對死亡的恐懼，并不是說站在懸崖邊——或其他危險處境下的那種強烈的情緒，這本身還是感性的東西，感性的東西都是一閃而過，不可能對人的精神生活起到持久的作用。死亡恐懼指的是人意識到自身的必死性——不論做何種努力，最終都將死亡。認識到這一點其實是十分不易的。有人喜歡說，二十年后又是一條好漢，生的偉大，死的光榮，但這些都不是對死亡的正確認識，是在誤解死亡，因為這些評價都是站在活人的視角上。對一個死掉的人來說，這些榮譽、評價都感受不到的，什么都沒有了。如果人能立足于人的必死性，認識到只有死亡是絕對的、純粹屬于自己的，他就會把注意力從那些身外之物（收入、婚姻、事業(yè)等）收回到自身上來，不會被那些具體的東西所擋住自己的眼睛、隨波逐流，不會被他人所輕易綁架人生，就會對自己的生活進行全盤的規(guī)劃、思考，把那些身外之物作自己生活的一個環(huán)節(jié)，而非外在的、異己的存在。因此，這種絕對恐懼，有能力對一切具體的、世俗的恐懼（陷入貧窮、失戀）提供一種超越的契機，它“不允許特殊的有限的東西有其獨立的存在，它們只有作為惟一者所建立的世界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才有合法的存在…一切特殊的恐懼在這里都消失了，被否定了，它是從恐懼中的解放…”（黑格爾《宗教哲學講演》）。它（對死亡的恐懼）本身不是智慧，但卻是智慧的開始。

　　但中國人習慣于不談死亡，回避死亡（未知生，焉知死），這導致了中國人難以用死亡恐懼去超越、揚棄那些具體的、零碎的恐懼。時刻陷入瑣碎恐懼的人，是不可能有智慧的，也不可能誕生重估一切價值的勇氣，而這種勇氣在中國文化里同樣得不到任何欣賞的。中國文化里并沒有對那種違逆社會所預(yù)先設(shè)定好的生命意義（三綱五常）的行為有任何承認，這體現(xiàn)在它的極端地反愛情（自由人格的必然表現(xiàn)）、反個性（先入為主地對有個性的人進行恐嚇）上。于是，對個性和愛情的污名化、與對死亡意識的污名化是一體的，因為他們的背后都是積極、自由地思考的表現(xiàn)。中國有大量諺語是在教人明哲保身，如“人怕出名豬怕壯”、“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等等，但這種毫無理由的恐嚇（“必摧之”），只會制造一個又一個毫無思想的木偶。許多人從來沒有想到，扼制思考、拼命地壓制自己的個性，也是會折壽的，因為它無非是暗示了個人是十分軟弱無力的，一切外在的恐懼都有能力否定自己。

　　追求長壽是沒有錯的，但方法不是靠朋友圈式的養(yǎng)生法，最好的辦法就是：變得有個性、有勇氣起來，做一個積極的思想者，只有思想可以戰(zhàn)勝恐懼。

李慧敏，

2018.9.28，于縉云山

我是人本主義心理咨詢師李慧敏。我相信每個人都潛在地擁有理性，都擁有創(chuàng)造幸福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