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有點意思。
易中天，男，漢族，1947年2月8日出生于湖南長沙，1981年畢業(yè)于武漢大學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專業(yè)，獲文學碩士學位并留校任教。中國知名作家、學者、教育家。長期從事文學、藝術(shù)、美學、心理學、人類學、歷史學等研究。著有《〈文心雕龍〉美學思想論稿》、《藝術(shù)人類學》等作品。
我既然是一個教書匠，就來說說中國教育的問題。
幾年前，在北京《經(jīng)濟觀察報》的一個論壇上，當時有一位演講嘉賓是教育家楊東平，我說請問楊先生，中國教育和中國足球哪個更有希望？他想了半天說，教育吧。我說為什么？他說足球沒有希望也就算了，教育不能沒有希望。
問題是，我們要考慮的是中國教育是不是大幅度、大面積地提高了我們整個國民的素質(zhì)。而現(xiàn)在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中國教育整個把人腦子搞壞了。中國教育和中國文化的問題一樣，是弱智化。
搞壞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我們的教育評價目標就是“成王敗寇”四個字，就是你如果得了諾貝爾獎就是好，沒有得獎或者奧數(shù)沒有得獎就不行。就是一成王敗寇，急功近利，見利忘義，忘掉了教育的根本目的。
這種成王敗寇的評價標準的結(jié)果是不把學生當人，望子成龍，望子成材，望子成器。龍是什么？怪獸。材是什么？木頭。器是什么？東西。就是你要成怪獸，你要成木頭，你要成東西，就是不要成人?，F(xiàn)在口口聲聲以人為本，最應(yīng)該以人為本的應(yīng)該是教育，可是在中國，最應(yīng)該以人為本的領(lǐng)域最不把人當人。
你看看我們現(xiàn)在的孩子過的什么日子。有一家媒體報道說，夫妻兩個白天平時工作比較忙，到了國慶長假，孩子問爸爸媽媽能不能花一天時間陪我到游樂園玩一下。夫妻兩個開了一夜的“遵義會議”，最后咬緊牙關(guān)，下定決心，拿出一天時間陪孩子上回游樂園。做了第一個游戲，孩子挺高興。媽媽就問，好玩嗎？好玩。那回去就可以寫篇作文了吧。孩子當場臉就拉下來，然后垂頭喪氣去做第二個游戲。做完第二個游戲媽媽又過來了，問，第二個游戲好玩嗎？好玩。那你可以寫一篇精彩的作文了吧。孩子說，媽媽我不玩了。一天玩的時間都不給孩子，就盯他的作文，口號是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那我想請問：人生的終點線在哪兒？殯儀館。所以從上到下，從教育行政部門到家長，全都是望子成龍。所以現(xiàn)在我旗幟鮮明地提出來，我反對勵志，反對培優(yōu)，反對成功學，反對望子成龍。
我的口號就是今天的主題，望子成人。
什么人？真正的人。有標準嗎？有，八個字，第一真實，第二善良，第三健康，第四快樂。
首先說真實。有人說不可能。這年頭你還能全說真話，不說假話。我說能，因為我的真實標準是不說假話。有人說，那你說的全部是真話？我說是。他說那不可能，說真話要倒霉的。我說很簡單，你覺得這個真話說出來要倒霉的話，你可以不說?？档抡f一個人所說的必須真實，但是他沒有義務(wù)把所有的真實都說出來。因此真實的辦法很簡單，就是你覺得這個真實是不可以說的，你就不說，然后假話你也不說，剩下的全都是真話，這就是真實。
第二是善良。善良不是說要你到街頭去做什么義工，或者學雷鋒的那天去扶老太太過街。善良的底線是惻隱之心。惻隱之心就是不忍之心，不忍心人家受到無辜的傷害，包括對小動物。所以不但不能行兇殺人，也不能虐待小動物。我們要在法律上保證公民的惻隱之心不受傷害。
第三是健康。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而心理的健康比身體的健康更重要。
第四個就是快樂。快樂是非常重要的。在孔夫子那里，做人的最高境界是仁，做事的最高境界是權(quán)（權(quán)衡），治學的最高境界是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快樂是最高的境界。其實人很簡單，成功不成功，是否出人頭地，是否光宗耀祖，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快樂。（孔子說）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最后是快樂。比方說現(xiàn)在為什么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大家都要去考公務(wù)員呢？我非常同情大學生畢業(yè)以后擠破腦袋去考公務(wù)員，雖然我不贊成，但是我非常理解非常同情，他缺乏的是安全感。有一個農(nóng)村來的孩子就這樣對記者說的，我也不想考公務(wù)員，但是我爸我媽讓我考。我爸我媽說，孩子，你要考上公務(wù)員，咱在村里就不受欺負了。他要的就是一個安全感。
所以我們的社會應(yīng)該給每個公民提供足夠的安全感，讓每個公民有足夠的尊嚴，不管他從事哪個職業(yè)，不管他在哪個崗位上，他都是一個安全的、有尊嚴的人，這樣他才能快樂。
這就是我對中國教育的希望。我希望中國教育能讓我們每個孩子，中國改革、中國社會能夠讓我們每個中國公民都成為真正真實的人，善良的人，健康的人，快樂的人，這就是我的中國夢。
我覺得，中國歷史上學術(shù)最繁榮的時代是春秋戰(zhàn)國、諸子百家時期，而學術(shù)繁榮至少要滿足三個條件：自由的空間、寬容的精神和真誠的愿望。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為什么會出現(xiàn)百家爭鳴？
因為當時的士人很自由，當局也很寬容。士人，也可以說是知識分子吧，周游列國，朝秦暮楚，反正“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各國的君主、諸侯、大夫，也很大度，沒有誰一言不合，就拎起刀來殺人。他們頂多也就是不聽你的，然后客客氣氣把你打發(fā)走，這才出現(xiàn)了百家爭鳴，才涌現(xiàn)了那么多偉大的思想家。
現(xiàn)在學術(shù)界有一種風氣，學者之間由于學術(shù)觀點不同，發(fā)展為人身攻擊，學生分成兩個陣營，然后互相整對方的學生，比如說你的學生來我這里答辯，我就不讓你過。
因為看不下去這種現(xiàn)象，我和廈門大學的楊春時教授曾經(jīng)搞過一個教學實驗，就是在課堂上，我們兩個人針對實踐性美學這個問題進行辯論，爭得很厲害，讓研究生們在一旁聽。我們想通過這種方式讓學生們明白，我們倆雖然學術(shù)觀點不同，但這并不妨礙我們成為好朋友。
在我看來，自從教育部對高校進行所謂的教學改革，也就是采取量化管理之后，中國大學的學術(shù)氛圍和教學質(zhì)量就不斷下滑。陳丹青先生在談起這個問題時用的是工具理性批判的思路，而我更同意李零先生的看法，那就是量化管理把高校變成了養(yǎng)雞場。在這個雞場里，老師根本沒有心思好好做學問，好好帶學生，光忙著生蛋了。規(guī)定從講師變成副教授，你要生多少個蛋；從副教授升成教授，又要生多少個蛋。還規(guī)定這幾個蛋要生在什么地方，比如權(quán)威刊物、核心刊物什么的。
我建議大學的事情就該讓校長管。像武漢大學的劉道玉、南京大學的曲欽岳，都是我最欣賞的、深深敬佩的校長。
當下，不少人都在講，泱泱大國，居然沒有一個科學家獲諾貝爾獎，豈非說明教育失??？呦呦鹿鳴，食野之蘋。中國基礎(chǔ)教育的質(zhì)量，其實并不差，我們完全不必有杞人之憂。該憂慮的反倒是：真到有人獲得諾獎的那天，中國教育的批評者，會不會一夜之間變成禮贊者？把能不能得獎看作成敗的標準，恰恰證明中國教育出了嚴重的問題。
掉了根本，搞壞了腦子
腦子被搞壞的表現(xiàn)之一，是不但不會分析問題，甚至也不會提出問題，包括不會反問、批駁、質(zhì)疑。不會辯論，是因為不會思考。不會思考，則是因為我們的學校，從來就不教這個。學校里教的，是正確的標準答案，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懷疑批判是不允許的，分析和實證則是不訓練的。至少，文科的課堂里沒有，老師們也不會。文科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全靠中學時代平面幾何打下的底子，還得當時就喜歡這門課才行。
甚至就連理科的課堂，也往往只有科學手段（技術(shù)和技巧），沒有科學方法，更沒有科學精神。什么是科學精神？我以為，就是懷疑精神、批判精神、分析精神和實證精神，是這四種精神之總和。缺乏這個，結(jié)果是誰都不會獨立思考，每個人都喪失了自我。自我的喪失，必然伴隨著道德的淪喪。因為真正的道德，必須也只能建立在自我意識的基礎(chǔ)上。一個連自己都不愛的人，怎么可能愛別人、愛社會、愛國家？
受教育者喪失了自我，是因為我們的教育丟掉了根本。今日之中國，學校是工廠，院系是庫房，班級是車間，學生則是流水線上批量生產(chǎn)的齒輪和螺絲釘，只不過有的鍍金，有的鍍銅，有的壓了塑料膜。但指導思想和生產(chǎn)模式，則是一樣的。目標，是“望子成龍”；標準，是“成王敗寇”；方法，是“死記硬背”；手段，是“不斷施壓”，還美其名曰“壓力即動力”。至于孩子們是否真實，是否善良，是否健康，是否快樂，沒有人去想。
必須改正。怎么改？回到根本，即“人的全面自由發(fā)展”，讓每個人都成為“真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