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詩歌，鍛造在詞語和靈魂的淬煉中
? ? ? ? ? ? ? ——也談詩歌的個人化寫作?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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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張衛(wèi)東 ?
? ? ? 或許，就詩歌與詩的寫作本身而論，“熱愛”真的是“最好的老師”。而事實是，多年以來，那種寫作的沖動主要還是緣于生存的壓力和對現(xiàn)實的無奈，或者說在個人命運的遭際中，漸漸產生于生命里那些需要借助詩這個形式加以表達的情感律動，以獲得生命對世界、對人與事的某種描述、想象和精神的釋放與平衡，而所謂“享受”，只是一種說辭。如果說，這個過程延續(xù)至今形成了某種自覺，或從整體上講作品產生了什么“質”的變化（就我從前的詩作而言），那實在是于有意無意中自然達成的。其實，隨著年齡的增長，往昔的、心理與文本意義上的“激情”與“想象力”正漸漸喪失，詩是越寫越少了。
? ? ? 對于詩歌，我一直這樣認為：完成一次寫作就是完成一次和自己的對話，既是和自己對話，就應當說實話，說真話，服從于自己的內心，所謂“詩由興起”，由心而出，向心而歸，這似乎更貼近詩的本質，雖然，這是十分個人化的事情。但是，一個成熟的詩人應當知道，在現(xiàn)實的語境下，真正考驗詩人功力的，是一種語言對言說對象的準確切入與重構、轉換和綜合的能力，包括修辭和用典，必要的變形與晦澀……盡管這一切都得通過每一次具體的寫作去達成，但作為一個真正的、純粹的詩人，一首詩，又必須對此有所超越，在服從自己內心的同時，上升到某種更大視角的觀照，才有可能抵達當代詩歌應有的寬度與深度，駁雜與豐富，才有可能達成寫作的殊異與有效。
? ? ? 可以說，二十多年來，詩的寫作在我身上似乎早已成為生命活動的一個組成部份（當然，也僅僅是一部分）。而我寫詩是不擇什么時間地點的。我時常于閑暇之余觀察思考、想象著一些問題，一些人與事，或工作間隙、或閱讀當中、或散步、或品茶、或與人交談，包括在旅途中，在火車上，……甚至早起或深夜醒來，都有可能突發(fā)“靈感”而掏出紙筆，信手寫來。這就是我的寫作狀態(tài)。這是生命賦予我的，而不是其它。我寫，是自然而然的，哪天不寫了，也是自然而然的，不存在“責任”、“使命”之類的問題，更不存在什么對詩的“擔當”（也沒有那個水平和能力）。至于那些什么經提起“專業(yè)”編輯的評審或“權威”詩評家推敲一類的標準，在我這里更是無關緊要、無足輕重的。我的寫作只對我自己負責，我認為滿意了，我的寫作標準也就達到了（這也許出自于我性情中與身具來的頑逆和偏執(zhí)）。隨著后來寫作的持續(xù)與深入，我認為這是需要重新認識，并加以修正的。
? ? ? 詩是什么？“詩就是專主抒情的高級語言藝術。是用心靈化的意象語言實現(xiàn)對客觀世界的重新整合，以最直觀、最富于想象、哲思和美感的形式探求宇宙人生的真諦，以獲得精神的超越和心靈的絕對自由?！保ㄐ車A《詩的沉思》）由此說來，詩所要表達的就是詩人憑借語言這個載體（或稱途徑），以詩這種特定形式為媒介，發(fā)自心靈深處對客觀世界、對生活的感悟、聯(lián)想和再造；其目的是通過這種表達，使詩寫者得到語言的淬煉，精神的愉悅和靈魂的提升。由于每個生命個體的局限和偏差，使之面對同樣的世界和事物所引起的感悟和震顫的不盡相同，從而出現(xiàn)表達上的落差。另外，就技藝與形式來講，每個人對語言的敏感或詞語的把握及運用能力的不同，包括想象力的差異，形式構建差異等等，從而在呈現(xiàn)為詩的表達效果上的不同。而“精神的超越”，我理解為詩人對所感事物的聯(lián)想所能達到的時空邊界以及在哲理上所能達到的思維深度；所謂“心靈的絕對自由”則指出了內心對這種表達的無限可能性與準確性。實現(xiàn)了這些，我以為也就抓住了詩的本質。所以，就一個詩人，一首具體的詩來講，為何而寫，寫什么，怎么去寫，效果如何，完全取決于他個人。
? ? ? 既然詩歌是語言的藝術，是文學的“最高形式”，有人甚至將寫詩稱為“語言的煉金術”，所以，我也常常思考寫作中的技藝問題。所謂“技藝”，我個人覺得這也是在具體寫作中由難到易、由淺入深，自然而然提高的。簡單的途經便是：多觀察、多思考、多讀、多寫、多練。試想，一個俗世中人，就個體生命而言，經歷著別人無法替代的經歷，感覺著別人無法替代的感覺，對整個生活過程的感悟只有自己最清楚。既如此，我以為詩的寫作首先應是服從于詩者內心的，所謂技藝也應是服從于內心真實的表達的。詩人是“語言的煉金術士”，這與“語言的工匠”是應有所區(qū)別的。我以為前者賦予的應是“靈氣”，后者則是“匠氣”，二者有著本質的不同。當然，一個詩人的寫作能走多遠，持續(xù)的寫作能使他的技藝達到什么程度，除了所謂語言的“天賦”或后天的“努力”外，我想，更主要的是，他對詩的寫作的整體認識、把握、及語言的應用能力。但這也是十分個人化，因人而異的?；蛘哒f，一個人的詩究竟能寫到什么水準、程度，從某種意義上講，完全要看他個人的造化與修為。不管怎樣，既然要寫，除了真誠，對語言的探索，對語言的“敬畏”之心是必須要有的。這是一個詩人的專業(yè)素養(yǎng)，更是一個詩人應有的責任與良心。顯然，這很難作到，或者說很難完全作到。
? ? ? 多少年來，我一直過著和眾多普通人一樣平凡、瑣碎的生活，經歷著和別人一樣的“甜、酸、苦、辣”，“喜、怒、悲、歡”。如果說生活對個人來講還有復雜、獨特的一面，那就看你是從什么角度去觀察、體會、認知你周圍的人和事了。當然，每件事物都有它的特殊性，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都或多或少的從個人生存遭遇的角度去看待生活從而產生出各自不同的觀點、立場及行為方式。但從對事物認識的正確與否的角度上講，他們彼此的本質和規(guī)律應當是一致的（盡管常常不一致，常常表現(xiàn)出很多悖謬）。這就從某種層面為我們的寫作提供了可能的場景和空間、可能的標準和參照。但這應是心靈與生活、生命與自然真實碰撞的結果，是自然而然的。而詩人在我看來就是一群對分行文字、對語言有著特殊興趣或“天賦”的人，僅此而已。所以，就文本意義上的寫作而言，沒有什么值得吹噓、標榜的，也沒有什么值得抱怨、后悔的，那是你自己的選擇，甚至就是你的宿命。因為就你的生命而言，不寫不行，那你就寫好了，別在乎其他的。更何況，一首詩寫得好與不好，對其感受與評價，也是非常個人化，因人而異的。
? ? ? 有朋友曾這樣評價我的詩：前期（99年以前）詩作語言上偏重抒情，唯美，呈現(xiàn)出“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特征，形式上則受第三代詩人影響較重。后期（2000年后）則轉向以敘述性語言描述為主，有“批判現(xiàn)實主義”態(tài)勢且詞語高蹈，而思辨，置疑，追問則貫穿于我前后寫作的始終。也許是吧！但我想說的是，無論哪種特征或態(tài)勢，在我看來，同樣是要服從于內心表達的需要。其實，“抒情與唯美”是我寫作始終遵循的目標和原則，因為詩就是用來抒情的（當然不是淺表的，做作的，無度的濫情），誠如我一貫的認為，“喜、怒、悲、歡、憂、思”都可以抒發(fā)。只是，他應是自然的，而非矯情的，是富于張力的，而非粗淺的、直白的，重要的是，表達什么，怎樣表達。我想，語言既然入了詩，無論怎樣都應給人以美的感受，美的詞語，美的含義，美的張力，美的韻律，美的呼喚，美的希翼……。說到“浪漫”，我想，詩人的內心，詩的寫作本身就富于浪漫色彩，這是自然而然的。而英雄俠義，田園牧歌，古代隱士般悠然逸得的懷古情節(jié)也是不少詩人心弛神往的，盡管在今天的年輕人看來，這多少顯得有些矯情。至于說“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實在是友人對我的溢美了，想必同我那時的閱讀有關吧，那多少對我當時的寫作有些影響。說到“后期逐漸轉為以敘述性語言描述為主”，我想，這一方面與年齡和閱歷有關，年逾五十，經歷的人和事多了，而性情與心跳卻漸漸慢了下來，也許選擇舒緩的敘述性語言節(jié)奏更適合我現(xiàn)在的狀況；另一方面，這又屬于形式與技術的問題（當然，也不完全是）。即使在我后期的寫作中，“抒情，唯美，浪漫”也仍然貫穿于我的始終，或許只是更為隱忍、謹慎些了。同時，我也在繼續(xù)的寫作中努力嘗試著以基本言說氣質不變?yōu)楦男问缴系淖兓员苊庖蜷L期寫作所帶來的對寫作的厭倦。總之，變于不變，怎樣變？還是圍繞著內心需要，為內心的表達服務的，只是由于我的愚笨，總是做的不好，但對于服從內心的表達來講，我認為這并不是致命的，因為就心靈而言，“技術永遠不會消滅文學，正如它不能消滅宗教一樣?！保╗美]艾薩克·辛格）。說到“思辨”，我就更慚愧了。因為我實在是才疏學淺，更疏于深思，不求甚解，權當友人對我的鼓勵和高抬了。而“置疑”“追問”，“批判現(xiàn)實主義”，我不敢這樣給自己歸類。也許是生存環(huán)境和狀態(tài)使然，也許是長期以來逐漸形成的、潛在的某種寫作立場和向度?，F(xiàn)實中具體的生活總是時時襲擾著我們，許多具體的人與事需要我們作出回應與選擇。那么詞語的“高蹈”，我想當屬于我與身俱來的性情所致。于人于詩，我確實是較為容易激動感奮的，這在我的詩中肯定有所凸顯，所謂“詩如其人”嘛。
? ? ? 都說詩人總是追求完美，是理想主義者，而精神上的“個人理想主義”往往在現(xiàn)實中又難以實現(xiàn)，甚至碰得“頭破血流”，所以，詩人同時又是悲情主義者。有時，我就想，似乎不應對我們的寫作賦予太多崇高和形而上的色彩。那種過分沉湎于個人理想主義的執(zhí)著，有時反而會損傷寫作，這是就文本而言。另一方面，它似乎總是暗含著某種潛在的野心，無論向內還是向外（雖然我們表面總是否認這一點），這就不僅僅是“熱愛”、“虛榮心”的問題了，尤其面對當下“詩江湖”的混亂與喧囂，這樣的宣稱極易使我們的寫作陷入巨大的虛無空洞之中而難以進行和延續(xù)。事實上，這種“崇高”，這種“理想主義”的所謂“英雄”情節(jié)常常因過分的渲染而顯得荒誕和滑稽，給人以矯情、虛妄和可疑之感。而對于寫作本身，深處內心巨大的孤獨和寂寞曠野，從心理學上講，長時間的勞而無功與茫然無措，接踵而至的就是厭倦。如果我們從另一角度看，那種總是以所謂“崇高”、“理想主義”標榜的，動輒冠以這條“道路”，那種“理論”，這面“旗幟”，那個“主義”，總是以所謂“良知”、“道德”、“公理”、“正義”、“完美”……等等而引發(fā)的個人野心的膨脹及對他人的無端指責、漫罵或誤導也是顯而易見的。比如，我自己就曾因此而時常陷于巨大的無奈和悲情之中，這是很不好，很不健康的。究其動因與本質，還是潛藏于內心深處的、非理性的個人專制主義作祟，這種因素哪怕只有一點點，其危害也是不容忽視的。真正的崇高與理想主義應是對服從于內心的堅守，而非口頭的標榜，更非自我或借助外力的炒作與哄抬。一個清醒的詩人應自覺撇棄一切與寫作、與詩歌無關的虛張聲勢和別有用心的鼓吹與標榜。盡管就人性固有的弱點而言，做到這點并不容易，但我們還是應當努力學會沉下心來，堅守孤獨，穩(wěn)住自己。
? ? ? 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新詩已走過了近百年的時間，新時期中國現(xiàn)代詩歌的發(fā)展也已經歷了三十余年，縱觀整個過程，有過喧囂，也有過沉寂，有過轟轟烈烈、門派林立，也有過相互疏離，冷冷清清。雖然時至今日，仍有人在不時回味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詩歌運動那種火爆的場景，甚至渴望在上世紀末或本世紀初再掀一場這樣的“風云”，但畢竟時過境遷了。其實，站在歷史的角度看，八十年代中國詩界所發(fā)生的一切自有它特殊的社會歷史背景。現(xiàn)在回過頭來看看，當時“高手”云集也好，“英雄”輩出也罷，然真正屬于沉毅內省、隱忍克制，講求技藝，經得起推敲、能讓人為之動容并銘記的詩人詩作又有多少呢？詩在當時泥沙俱下的漩流中就象一個受到過分驚嚇而又摸不到堤岸的孩子。而當下詩歌的邊緣化與過分游戲化似乎更使詩的存在和力量顯得那么微弱、那么“不堪一擊”，其功能在商業(yè)與物欲化的今天是那樣的“無用”，“詩人”這個詞從來沒象現(xiàn)在那么容易被人忽略、遺忘、厭棄甚至恥笑……。原因在哪兒？癥結在哪兒？我想除了當下的某些社會因素外，更多的問題恐怕出自于詩人自身及他們的作品吧，況中國現(xiàn)代詩的發(fā)展與成就豈是那些浮燥、喧囂的“運動”、“爭斗”、或過分的“游戲”與“娛樂”能夠實現(xiàn)的。我只知道詩在我們每個愛詩者心中，在我們認真默默的寫作中，并永遠屬于“無限的少數人”。從這個意義上講，在后工業(yè)化、信息化的今天，在社會生活與分工更加復雜、多樣、多元化的當下，詩人，詩歌被“邊緣化”并沒有什么不好，而詩歌的過分“游戲化”，“娛樂化”則應當引起我們的警覺，置疑，一個真正鐘情詩歌，嚴肅意義上的詩人，應當把精力更多的用于詩的寫作本身，而不是過分沉湎于詩的“游戲”與“娛樂”，要學會享受寫作的孤獨，詩的孤獨。因為，我們終歸還是要用作品說話的，正如布羅茨基在《取悅一個影子》一文中所言：“如果說一位詩人對社會有任何義務，那就是寫好詩……。如果他完成不了這個職責，則他就會墜入遺忘”。何況，“社會對詩人沒有義務。社會按定義是大多數，它認為自己有讀詩以外的其他選擇，不管詩寫得多好”。
? ? ? 其實，何為詩人?詩人何為?這是荷爾德林早就給出并試圖回答的命題。詩人南鷗以他的詩性立場與實踐給出了如下詮釋：“詩人應該是一個民族語言的智慧與光芒的開掘者，精神與情懷的捍衛(wèi)者。他所閃耀的獨立意識和精神品格，是一個民族最寶貴的精神元素。他是一個時代的圣者和歌王，他應該引領和呈現(xiàn)一個時代的精神與品格。這就要求詩人保持一種獨立、自由、責任的精神稟賦和人格姿勢。也就是說詩人與一個時代的關系是非常微妙而隱秘的，是一種在隱秘的對峙中燃燒，在燃燒中對峙的關系。而正是這種隱秘的對峙和燃燒，賜予詩人高潔的靈魂。從這個意義上說，詩人是人類自由精神的守護神，詩人的天職是捍衛(wèi)一個時代的精神與品格，因而，詩人永遠居住在歷史的背面?！蔽艺J同這樣的文字。? ? ?
? ? ? 同時，我還要說的是，那些總是試圖以權威大師自居，或總是以某些權威、大師的作品為模式，企望從異國哲學、藝術、理論中斷章取義、移花接木般地來為自己的寫作尋找依據并建立自己不切實際的、空泛的詩學理論，從而把自己塑造為英雄或“詩壇舵主”以爭得所謂“話語權”的想法，對于當下中國詩歌多元化的寫作格局而言，是虛妄滑稽的。真不知道，多少年來那些爭吵于中國詩界的、種種以自我為中心的理論、觀點和派別對于我們個人化的寫作來講有什么關系。如果我們說某個人的詩寫得好，肯定是指他的某些作品從形式到內涵，從技巧到語言打動了我們，感染了我們，而絕不是指他善耍嘴皮子般地空談理論或賣弄知識等等，正如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所說：“一個人最大的知識就是認識到自己的無知”。詩就是詩，她的“好”與“不好”也是因人而異的。所以我要說，任何詩歌理論和作品對我而言，只能是參閱、借鑒和欣賞，絕不是因襲和復制，更不會成為向他人玄耀或爭名逐利的資本。
? ? ? 我們生活在這個嚴酷的現(xiàn)實中，人們所遭遇的壓力和痛楚決不僅僅來自于生存本身（物質方面），它更多的體現(xiàn)為一種精神的失衡。一方面人們在緊張勞頓的奔波中，在危機四伏的處境里從來沒有向今天這樣渴望溝通，渴望理解，渴望獲得某種心理的慰藉；另一方面人們又總是出于這樣或那樣的顧忌，出于某種權力、地位、利益和偏執(zhí)的自尊，在表面開放的個性張揚中將自己真正應該并渴望表達的真實深鎖心底，從而在我們的生活中構成一個龐大的人格扭曲、心理錯位的怪圈，并長久地制約著人們正常的精神追求與人際交流（這種情形也必然滲透并影響、反映在當下的詩界）?？纯次覀兊闹車桑總€人都在試圖以不同的方式尋求著精神的釋放與平衡，都在希望讓自己活得快樂一些，這本沒有錯。可是，在金錢與商品意識的驅動下，功利、浮燥、媚俗、快餐式的表達充斥著這個社會的方方面面并消磨、麻痹、瓦解著人們的神志和心靈，人們在瘋狂地歡悅中追求著一種簡單、低級的快感，人們在猜疑、妒忌、詆毀、俸承和不信任中活得那樣虛假、孤獨、機械和疲憊。這是怎樣一個病態(tài)的事實。當然，我們選擇了詩。當我們?yōu)樽约核姁鄣脑姼枳巫我郧?，如醉如癡的時候，當我們甘愿成為“無限的少數人”的時候，我們不應當相互勉勵和支撐嗎？我們不應當以我們各自的寫作，以我們透明潔凈的、滿是真勢與美好、滿是愛意的詩行帶給人們以莫大的啟示和撫慰、愉悅和鼓舞并使我們自己的靈魂在這孤獨艱難地攀爬中得以超越和升華嗎？
? ? ? 所以我要說，詩的寫作對于我們決不僅僅是情緒的渲瀉、瑣事的陳述和文字的堆砌，更不是把玩于口舌和紙上的游戲。詩的寫作是一種靈魂的昭示和人格的凸現(xiàn)。從詩學的角度看，她是一種集藝術底蘊、思想感悟和語言技巧于一體的心靈體驗；她所展示的是一個個活的生命歷程；她所要實現(xiàn)的應是對道義、良知，對真善美呼喚，對無數個體心靈的抵達、撫摸、叩問、呈現(xiàn)，以及對生命本身的關愛和頌揚；她要拒絕的永遠是低級的把玩、功利的追逐和惡意的詆毀。這，或許就是詩人的責任，是一種堅守，更是一個詩人的福分。
? ? ? 但需要說明的是，這里并不是要求詩人必須成為生活中的“完人”，精神上的“圣人”。在物質社會里，和所有普通人一樣，詩人也需要維系其生存的物質條件，也離不開“柴米油鹽醬醋茶”，離不開衣食住行；也具有普通人所具有的一切生理和心理特征及要求；也會面對現(xiàn)實身不由己的說一些違心的話、做一些違心的事，也會在生活中出一些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和失誤，這都是很正常的。關鍵在于，當處于物質與精神的雙重糾葛時，他該怎樣去面對、處理這一切。這顯然有個追求向度和方式方法問題。我認為，在當下市場經濟與商品社會林林種種的誘惑與擠壓下，在信息革命和后工業(yè)文明空前發(fā)達的今天，作為真正的詩人，一方面應當正視這個嚴峻局促的現(xiàn)實，另一方面又應當泰然處之，并“努力在寫作過程中達成一種自覺意識，即通過寫作使自己的靈魂永遠向著美好的精神彼岸駛進，從而實現(xiàn)意識上對困擾于‘小我’世界的種種煩惱痛苦和世俗觀念的漠視、消解和超越，向著人人的、與自然宇宙融為一體的‘大我’境界的不斷靠進和提升?！保▽O文語）盡管這非常艱難，非常不容易，但我們既然拿起了詩筆，就應當作出這種努力，真正的詩歌只有鍛造在詞語和靈魂的淬煉中。正如沙士比亞所說“在命運的顛沛中，最可以看出人們的氣節(jié)。”
? ? ? 歷史是什么？就是一個不斷更新和淘汰的過程。詩的歷史也是如此。一個詩人、一首詩，要有勇氣承受這個過程。要寫，就認認真真、踏踏實實去寫。不虛妄、不矯情、不圖名、不逐利，就是我所理解的寫作的最高層次了。真要做到這些是很不容易的。人格與詩的統(tǒng)一，不是人人都能達到的，讓我們共勉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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