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史，卷軼浩繁，偉大作品的共同點之一，在于探討人性，它們也不例外，在一串串興衰成敗的背后，隱藏著諸多皇權之下的潛規(guī)則，值得后人細細咀嚼。

耶律大石在稱霸中亞，建立起一個強大的西遼帝國后為什么不惜勞民傷財，孜孜不倦地在金朝國力正處在上升期的時候一再進行毫無希望的東征？此舉看似不可理喻，實則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

遼朝歷9主210年，無西漢定陶王子入嗣漢成帝或清醇王子入嗣文宗的外藩入繼之例。遼初，帝位在耶律倍和耶律德光兩系中迭相傳承，至景宗時，帝位才完全被耶律倍一系完全掌握，皇統(tǒng)之純正，歷代罕見。耶律大石作為遼太祖八世孫，雖名為宗室子弟，實則和劉備差不多，與平民無異。歲月悠遠，血緣早已淡薄，徒以遼興滅繼絶之際，諸耶律凋零，大石才能卓著，深負人望，遂率殘部及可敦城守軍開西土，建國稱帝。雖是時勢造英雄，但從正統(tǒng)而言，名不正，言不順。故必須東征以安人心兼示自己不忘恢復之志。

諸葛亮《后出師表》云：漢、賊不兩立，王業(yè)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然不伐賊，王業(yè)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

前文提及劉備，他自稱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劉勝之后，僅憑他的一面之詞本身就撲朔迷離，即便是真，事隔300余年，血緣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了。此“販履小兒”以“皇叔”自居，匡復漢室為己任，若不高舉道義上的大旗，劉氏小朝廷的合法性必將受到質(zhì)疑。名分問題，是關系到存亡絕續(xù)的關鍵。西遼偏居中亞，所處蠻荒，遼故地皆被金所占據(jù)，加上耶律大石的出身，種種情況并存，不也需要高舉道義上的大旗嗎？所以耶律大石不得不東征，孔明不得不北伐。

同樣遇到類似情況，卻采取完全相反的解決方法的是宋高宗。作為徽宗的第九子，他原本微不足道，所幸在靖康之變中不在汴京，沒有被一網(wǎng)打盡。漏網(wǎng)之魚的他作為僅存的皇子在南渡后理所當然地成為皇位的不二人選。繼位之初頗有恢復之志，以李綱為相，韓、岳為將。但是，理想很豐滿，現(xiàn)實很骨感。在“搜山檢海捉趙構”運動中，被迫顛沛流離，加上苗劉兵變，淮西軍變，讓趙構深曉，自己不過是徽、欽的代言人，只有牢牢掌握了最高權力才能夠獲得真正的安全。但是“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在仔細權衡了敵我雙方的實力和自己的隱性需求之后，只能一讓再讓，給自己留下了一個不念父兄之辱的“逃跑皇帝”的惡名。岳飛的悲劇和他始終以恢復中原，迎回二圣，但是卻忽視了高宗的隱性需求不無關系。

宋高宗很幸運，成功地熬死了自己的父兄，沒有出現(xiàn)父子三人再次團聚的棘手局面。但是如果這一幕不幸還是出現(xiàn)了，那又該如何是好呢？

明英宗的遭遇或許可以解答宋高宗心中潛存的疑惑。他在土木堡之變中被瓦剌生擒，國不可一日無君，于謙便奉郕王朱祁鈺監(jiān)國，后繼位，遙尊英宗為太上皇，是為代宗。最高權力給人帶來的愉悅感是無法比擬的。不久，代宗廢掉了英宗的太子朱見深，更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儲君。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后英宗被放歸，即被囚于南內(nèi)，為斷絕其與外界的來往，加強監(jiān)視的力度，不僅派兵“護衛(wèi)”甚至將南內(nèi)中的樹木盡數(shù)砍光。錢皇后做針線活貼補家用都不被允許，處境之窘迫，可想而知。最后趁代宗病危之際，與石亨、徐有貞、曹吉祥等里應外合發(fā)動“奪門之變”重登大寶，馬上殺掉了當年雖挽狂瀾于既倒但是力主立代宗的于謙，廢代宗復為郕王，并搗毀了代宗尚未完工的陵寢，代宗在驚懼之余，不久病逝。

這才是人性的故事，面對最高權力的誘惑，大部分人都蛻變成了權力的野獸，唐謝虞受，畢竟是個美麗的傳說。后來者或迂回，或隱忍，或生猛，做出了許多令人費解甚至不齒的事，殊途同歸，目的只有一個：臥榻之側，不許容他人鼾睡。不管他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