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們如何能夠勘破世間紛擾，體察領會事物變化商海浮沉背后的規(guī)律所在呢？老子的藥方是：“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br>

這是什么意思呢？老子以為，我們首先要做到不帶立場，持無所趨求的心態(tài)，探究體悟事物生發(fā)變化的客觀的根本原因、主導因素，直至觀想那無以名狀的微妙、本源的所在，見證有生于無的偉大過程；之外，我們還要比照原先的戰(zhàn)略、愿景，推演事物可能發(fā)生的相應變化，預測那成名化物的極限所在。這兩方面，可以說是我們認知事物的一體兩面，也符合事物從無到有的裂變成長的完整過程，這就是所謂的“同謂之玄”。而從事物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來說，基于量變質變規(guī)律的作用，這樣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將不間斷地循環(huán)運行，成為一切事物運行而至裂變、質變的本質規(guī)律。

同樣我們還說O2O，實際上以叢林法則的角度來說，當下所謂的“寒冬期”，其實正是“過滿則溢”的清零過程。虛浮的，清回原形，或是輪回而至重生；擁有持久生命力的，則會發(fā)現，下一次機會窗開啟之時，將會呈現出一個嶄新的世界。

那么，回過頭來，我們把這三段論再合到一塊兒，重新思考商業(yè)的本質。所謂商道，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中，同樣是基于大道天道來體認的，由道的有無而生名。因此，我們不可執(zhí)著于商業(yè)實踐中的細節(jié)、片段、個案、名相，而應從綱舉目張、通有無的角度，來思考構建整個商業(yè)世界，來指導商業(yè)實踐。另外，我們要高度重視一點，就是商業(yè)世界的內在規(guī)律常在，但外部動因是時時變化的，而且往往在數十年乃至數百年這樣的時間段中，呈現出某種循環(huán)規(guī)律，所謂過盈則虧、福兮禍所依，說的都是這種變化態(tài)勢。因此，我們在實踐中必須努力去認知、跟進這種變化。

那么，為什么這么費勁地解說老子與中國商道的哲學起點呢？這就涉及到中西方商業(yè)文化在源頭上的一個重要分野。

我們知道，西方經濟學與管理學的一個邏輯起點，就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立論的“經濟人”概念。所謂經濟人，就是假定人的思考和行為都是目標理性的，唯一試圖獲得的經濟好處就是物質性補償的最大化，簡單來說，就是人總是做出讓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選擇。那么這種說法包含四個子判斷：

1、經濟人假設，是指作為個體，無論處于什么地位，判斷和行為的本質都是一致的；

2、經濟人假設，是指每個人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

3、經濟人假設，是個體行為的基本動機，源于完全的理性選擇假設，也就是指個人在選定目標后，對達成目標的各種行動方案，嚴格根據成本和收益作出選擇；

4、經濟人假設，是指當一個人在經濟活動中每次面臨若干不同的選擇機會時，總是傾向于選擇能給自己帶來更大經濟利益的那種機會。

那么，依據這種古典經濟學的邏輯起點推演，最后得出的結論必然是，人是一種以完全追求物質利益為目的而進行經濟活動的主體。每個人都希望以盡可能少的付出，獲得最大限度的收獲，并為此而不擇手段。說得通俗一點就是，人是一種工具理性的“經濟動物”，人的一切行為都是為了最大限度滿足自己的私利，工作包括經商的目的只是為了獲得最大限度的經濟報酬。

當然，后世的西方經濟學家不斷對這種理論做出修正，但基本上也僅僅是修正而已。例如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蒙就提出了一個修正概念"有限理性"，認為人往往是介于完全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有限理性"狀態(tài)?？梢哉f，直到霍金問出：“為什么一切從無到有？我們?yōu)槭裁创嬖?？世界為何遵循這樣的自然法則而非其他？”西方世界才算是超越了語言思辨和實證世界的階段。

而在中國傳統(tǒng)商道看來，人并非所謂“理性經濟人”，而是“自然人+社會人”。在中國人看來，凡事皆有道，人類社會的組織形態(tài)與行為方式，必須由天道而至人道，方能得其大者。那么現在問題來了，這個天道實在是模糊得很。與經濟人的數字計算加加減減得到最優(yōu)方案不同的是，所謂道，落在每個人頭上，其實是由自然規(guī)律、社會認知、個性、立場、角度等諸多因素匯聚而成。如果從《易經》的角度來解說，常態(tài)、可見的道，就是變化，因人、因時、因勢而變。至于形而上的恒常之道，那就屬于“非常道”、“不可說”的無法言說不可實驗實證的部分，指向的就是本質而非個案了。因此，中國人從不試圖建立一個什么數學模型或模板套到每個人的頭上，而是建立起形而上的“天道恒?！焙托味碌倪\用層面“兵無常勢水無常形”的對立統(tǒng)一。

因此，從這個二元起點來說，中國傳統(tǒng)商道的復雜性，和“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不定性，要遠遠超越于西方。實際上，這也是中國文明在清代之前的三千年里始終領先于西方的原因所在。

（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