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研讀魯迅之小說，讀于其生之最后一篇，略有所感。

《起死》作于1935年，正是我中華民族處于危亡的關鍵時期，外有日軍緊逼，內有國民黨采取“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且在文化上實行白色恐怖。部分文人在國民黨高壓統(tǒng)治下滋生了逃避現(xiàn)實、是非不分、空作虛言的不良思潮。針對這種思潮，魯迅寫了包括《起死》在內的幾篇小說，來深刻地揭露他們利己主義的實質。

本篇是由《莊子》中的一個寓言構思而成，寫莊子去楚國路上見到一個骷髏，便請司命天尊復活了他，原來是個死于商紂時期的漢子。但他赤身裸體向穿戴整齊的莊子討要衣服遮蓋時，卻遭到莊子拒絕，還大講“相對主義”哲學：“衣服是可有可無的……”而面對漢子的胡攪蠻纏，自己卻不舍自身的衣服，反摸出警笛喚來巡士驅趕漢子。他前后自相矛盾的言行，主動揭示了相對主義哲學的內在矛盾和欺騙性，更是暴露了他利己主義的真面目。

主人公莊子有著古代學者的形貌，但他表面嚴肅莊重，實則圓滑世故。開始儼然一派正人君子，甚至出于“可憐”復活漢子。當漢子找他要衣服穿時，便裝腔作勢地說教漢子，批評他是“澈底的利己主義者”;漢子要扭他去見保甲，又用 “唯無是非論”相對主義哲學企圖忽悠他;漢子都不吃他這一套，又用 “還你一個死”恐嚇;而當一切招數(shù)失靈，他的學說和人格的虛偽就全盤暴露了。他便惱羞成怒摸出警笛，喚來巡士進行鎮(zhèn)壓，露出其反動派文人走狗的本相。

與莊子相對的漢子則老實忠厚，雖不懂哲學卻講禮義、懂情理。他發(fā)覺自己無衣遮羞時慌忙蹲下，向莊子索借衣服也是先禮后兵。他以最實際的生存需要徹底地批駁了莊子的毫無意義的虛偽說教。將漢子的實際與莊子的虛偽對比強烈，更突顯二者鮮明的個性。

莊子將漢子“起死”，似是發(fā)了“善心”；但并未考慮到甚至根本沒在乎過漢子復活后將面對滄海桑田變遷、一無所有的悲慘現(xiàn)狀。漢子并不會感激他，反會發(fā)出悲怨“你把我弄得精赤條條的，活轉來又有什么用?！倍鲞@件事也本就是在利己主義作祟時產生的不安分念頭，是不負責任的、自私的。因此他“起死”的舉動不能帶給漢子“回生”回歸人世生活的希望，正是對他站不住腳的虛偽言論和利己主義本質最真實和直觀的揭露。

對另一個人物巡士雖著墨不多卻準確勾畫出他的心理變化軌跡：當他聽到警笛首先抓的是莊子，該判斷是合常理的；而當他意識到所抓的人是大名鼎鼎的漆園吏莊周時，立刻變得謙卑起來，連拍馬屁;但在漢子糾纏著莊子要衣服時，并沒有立即動用警棍，而是對漢子赤條條的狼狽動了惻隱之心，轉而懇請莊子 “賞他一件衣服，給他遮遮羞……;”后遭莊子無情拒絕，他權衡利弊露出本相，不過也是文人走狗的附庸。對巡士思想轉變清晰的描寫，展露出他作為受“唯無是非觀”思想宣傳影響的下層群眾的人物形象。

小說中多存在的“油滑之處”，即將現(xiàn)代內容穿插進古代情節(jié)之中，隨意調侃，以影射現(xiàn)實生活的怪誕、荒唐與滑稽，是喚起讀者閱讀興趣的重要手段，更是達到了嘲諷批判的目的。如莊子罵漢子是“澈底的利己主義”、“不懂哲學的野蠻”；巡士向漢子說：“自殺是弱者的行為，”還出現(xiàn)警笛、警棍等。歷史與現(xiàn)實的混雜，形成了極具荒誕的藝術畫面和幽默色彩，又隱含深思。

且該篇采用戲劇體裁寫成，是一篇形式別致的小說。它所具有的戲劇基本特點，以新穎別致的形式調動了讀者的觀賞趣味，是魯迅小說的一種創(chuàng)新。

總之，篇中借莊子將漢子“起死”后，漢子的悲怨“活轉來又有什么用”及其表現(xiàn)，揭示出莊子此舉的失敗，也進一步揭露出他利己主義的本質。映射批判當時部分文人所宣揚的逃避現(xiàn)實、空作虛言的不良思潮不過是使人暫時地“起死”，但并不能使人具有回歸生活的希望。該小說思想深刻、諷刺犀利，具有魯迅作品普遍的文學特色，也兼具思想啟發(f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