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紺弩關于“怎樣做母親”發(fā)人深思
【核心提示與閱讀】《怎樣做母親》,這是聶紺弩先生于1940年12月6日在桂林寫的文章,這是一篇回憶錄,不是歌頌母親的偉大,而是在控訴他的母親的暴力教育。聶紺弩,出生于1903年,湖北京山人。著名詩人、散文家、“20世紀最大的自由主義者”(周恩來戲語)。1986年于北京病逝。
一、聶紺弩母親的暴力教育
關于母親的暴力教育,他寫道“我的母親也是大牌黨之一。她一拿起牌,就不能再惹她;一惹,她就頭也不回,反手一耳光。輸了錢,自然正好出氣;奇怪的是,就是贏了也是這樣。據(jù)說,一吵,就會輸下去的。不幸的是,她幾乎天天打牌。”
“母親打我的時候,從來不啞打。一面打,一面一定罵:“砍頭的!”“殺腦殼的!”“充軍的!”“短陽壽的!”母親雖不能說是大家閨秀,卻也不出身于什么低微的人家,不知為什么知道那么多的罵人的話?,F(xiàn)在我在編一個報屁股,接到的文章,常有罵人的,這里的“罵”就是直截了當?shù)钠瓶诖罅R,與魯迅的文章常被人稱為罵的罵不同,比如說,罵銀行行員是豪奴甚至是巴兒狗之類的,別的刊物上,有時也有同樣的罵,《野草》上就有人罵人是“準……”。拿筆寫文章的人,想不到竟如此專制,蠻橫。然而也未足怪,也許他們也有一個像我的母親一樣的母親,他們實在比我還要像我的母親的兒子?!?/p>
他接著寫道——其次,母親打我的時候,從來不許我的腳手動一下。她有一句術語,叫做:“動哪里打哪里?!?b>兒子也很難喂得像綿羊,動一下,跳一下,一面固然是心里受了許多冤屈,無可申訴;一面也只是一種簡單的生理的反應,但這卻多費了母親的許多力,也使父母的遺體多吃了許多苦。
二、聶紺弩母親的暴力的結果
所以,對于母親的死,他在文章中寫道:“我聽見了這消息,奇怪不,沒有哭,并且沒有想哭,簡直像聽隔壁三家的事情似的。這很不對,但我本來就不是孝子。其實這淡漠,早在母親的意料之中,她曾對我說:“將來你長大了,一定什么好處都不記得,只記得打你的事情?!敝幽裟?,誠哉!”
聶紺弩,對于母親死之態(tài)度,是母親暴力教育導致的。
同時,母親的暴力教育導致他——“是我無論對于什么人都缺乏熱情,也缺乏對于熱情的感受力。早年,我對人生抱著強烈的悲觀,覺得人與人之間,總是冷酷的,連母親對于兒子也只有一根雞毛帚,何況別人。許多朋友,起初都對我很好,大概因為我沒有同等的友誼回答,終于疏遠了。許多朋友,在一塊兒的時候,未嘗不如兄如弟,甚至超過兄弟的感情,但分手之后,就幾乎把他們忘掉了。不但對于朋友,對于事業(yè)也是這樣。對人生既抱悲觀,對事業(yè)就當然也缺乏堅信與毅力,也就是缺乏一種熱情。我不知道小時的遭遇為什么給人的影響這么大,許多年來,曾作過種種的努力,想把我的缺點改過來;無如“少成若天性”,一直到現(xiàn)在,還是不能完全消除。”
三、聶紺弩分析母親的暴力教育根源
不過,緊接著,聶紺弩對母親暴力教育根源,是這樣的分析的——
他寫的:“父親不大打太小的兒女,比較理智,能夠一篇一篇的大道理說,許多場合都君子似地動口不動手,兒女有理,也比較容易說清。就今天的一般情形而論,父親的知識水準往往高些,活動范圍廣些,眼光遠大些,不大專注兒女的一些小事情,許多父親又坐在家里的時候少。所以,我以為父嚴倒不要緊,母嚴才是一件最倒霉的事。母親的權威,在家庭里,有時比父親的還大,而且更無微不至?!?/p>
“然而,中國受專制思想影響太久,有些人往往對強暴者是馴羊,對弱者卻是暴君。俗話說:‘十年媳婦十年磨,再過十年做婆婆!’意思是做媳婦時,無論受怎樣的折磨,都應一聲不響,終有一天,會‘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至于對弱者的同情,似乎向來就不發(fā)達。中國的婦女受壓迫太厲害,生活太枯燥,活動范圍太狹窄,知識水準太低。這都會使人變成度量窄小,急于找尋發(fā)泄郁悶的對象的。而這對象,在家庭里,除了鍋盤碗盞,雞犬牛羊之外,也實在只有孩子們了?!?/p>
四、聶紺弩稱母親的暴力的普遍性
接著,他又寫道——喜歡打孩子的,決不僅我的母親一個。我之所以想起寫這篇文章,也就是因為隔壁有一個常常打孩子的母親。在街上走的時候,類似母親的人物,拿起一根雞毛帚什么的,打著正在鬼哭神嚎的孩子的事也常碰到。我有一個牢不可拔的偏見:無論為了什么,打孩子,總是不應該的,而錯誤總是在大人一邊。
五、聶紺弩“怎樣做母親?我卻只有兩個字:不打!”
最后,對天下做母親的忠告是——“怎樣做母親?我卻只有兩個字:不打!”。
延伸閱讀————
聶紺弩“怎樣做母親”
只看見怎樣做父親的文章,卻沒有人寫怎樣做母親,好像母親本來天生會做,毫無問題似的。其然?豈其然乎!蓋男性以其事不干己,新女性又恐怕早薄良母而不為,女孩子之流,則尤病其羞人答答,于是談者稀耳。
然而問題是存在的。
我的母親于不知什么時候死去了。說幾句與題無涉的話,她的死,是與抗戰(zhàn)有關的。故鄉(xiāng)淪陷,老人們天天要爬山越谷,躲避鬼子,衣食住一切問題都無法解決;六七十歲,向來就叫做風燭殘年,燭本將盡,風又太猛,飄搖了幾下,終于滅了。
我聽見了這消息,奇怪不,沒有哭,并且沒有想哭,簡直像聽隔壁三家的事情似的。這很不對,但我本來就不是孝子。其實這淡漠,早在母親的意料之中,她曾對我說:“將來你長大了,一定什么好處都不記得,只記得打你的事情?!敝幽裟?,誠哉!
十年前,我已二十多歲,正在南京做官。人做了官,就要坐辦公廳,開會,赴宴會的。有一回在一個很儼乎其然的會議上,偷看一本小孩子看的書,記得是中華書局出版,黎錦暉之流所著,書名仿佛是《十姊妹》什么的。那會議也是與抗戰(zhàn)有關的,一位先生站起來演說了半天,說得十分激昂,末了說,我們的國運實在是很怎么的,座中已經(jīng)有人在流淚了。他指的是我,全場的人也都向我回過臉兒來,嚇得我連忙收起了《十姊妹》,原來我看書看得不覺流出淚來了。
《十姊妹》之類,并不算好的兒童讀物,也決不能感動那時候的我。但是文字寫得很有趣,很有些孩子話,使我想到,這書,本是應該在小時候看的,而我小時候沒有看見,于是又想到我的小時候,那是如何的一截黑暗的生活喲!大概就這樣想著想著,不覺竟流淚了。
其實所謂“黑暗”,也沒有別的,不過常常挨打而已。打手常常是我的母親--說常常者,是說打我的人除了母親之外,還有父親和我的親愛的老師們也。
中國許多婦女的日常生活,簡直單純得像沙漠上的景物,一生一世,永久只有那樣幾件事做來做去。有幾位朋友的太太,幾乎天天打牌,幾乎像是為打牌而生。然而也難怪,不打牌也沒有別的事可做,她們也似乎做不出比打牌更好的事。我本來覺得她們太無出息,這樣一想,卻反而同情她們了。
我的母親也是打牌黨之一。她一拿起牌,就不能再惹她;一惹,她就頭也不回,反手一耳光。輸了錢,自然正好出氣;奇怪的是,就是贏了也是這樣。據(jù)說,一吵,就會輸下去的。不幸的是,她幾乎天天打牌。
然而打牌也有打牌的好處,就是打牌時,她沒有工夫管我。凡事,只要她來一管,我就不免有些糟糕的。父親先是常常不在家,后來是死掉了,別人隔得遠,屋里除了她和我,就只有丫頭老媽之流,沒有說話的資格,也根本說不出什么話。這場合,無論她要把我怎樣,你想,我有什么辦法呢?
有一次我大概還只有六七歲,一天中午,正獨自在廳屋里玩--我小時候常常獨自玩的,忽然聽見母親在堂屋里喊我。我雖然小,但一聽母親的聲音,就會知道她的喜怒,我覺得這回的聲音是含著無限的撫愛的,好像急迫地需要抱我,親我,吻我的樣子。我從來未受過撫愛,從來未聽過這樣撫愛的聲音。至少我的記憶如此??鬃釉?“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yǎng)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蔽掖蟾攀翘焐男∪?,小人得寵,就難免驕矜,難免不遜,正所謂得意忘形的。當時不知怎么一想,竟和母親躲起迷藏來了。我躲在廂房的門角落里,任母親怎么喊也不答應。母親接著喊,甚至連乖乖寶貝都喊出來了。聲音是那樣柔軟,那樣溫和,仿佛現(xiàn)在還在我的耳邊,是我在童年所聽到的惟一的撫愛的聲音,越是這樣,我就以為她要跟我玩兒,我也越要逗她玩兒,越是躲著不做聲,聲音漸漸近了,從堂屋喊到廳屋,打廂房門口過的時候,還把頭伸進去探索了一回,可是沒有看見我在里頭,我和她只隔一層薄木板呀。我竭力地忍住笑,不做聲,她就喊著喊著,到大門口去了。母親今天跟我玩兒,我高興極了;母親走在我身邊,卻沒有找著,多么有趣呀,我高興極了。我實在掩藏不住我的歡喜,實在忍不住笑,就哈哈大笑地從門角里跳出來,在母親的背后很遠的地方喊:“我在這里呀,哈哈,我在這里呀!”一面喊,一面還笑著跳著??墒堑人まD身來,一看見她的臉,我就知道糟了,她的臉,完全被殺氣,不,應該說是“打氣”所充滿著。然而想再躲在門角落里不做聲,已經(jīng)不可能了!
她一轉來,就扯住我的耳朵,幾乎把我提著似地扯到堂屋里,要我跪著,她自己則拿著雞毛帚。“趕快說,你把錢偷到哪里去了!”
原來她房里桌上有一個,至多也不過兩個銅板不見了。我本沒有偷,只有說沒有偷??墒撬恍?,最大的理由是,沒有偷,為什么躲起來呢?要是現(xiàn)在,我一定可以分辨清楚;但那時候,自己也不能理解為什么要躲起來,尤其說不出為什么要躲起來。我是在城里長大的孩子,十多歲的時候,常常到衙門里去看審案。我覺得坐在堂上的青天大老爺總是口若懸河,能說會道;跪在下面口稱“小的小的”的家伙卻很少理直氣壯的時候。并非真沒有理由,不過不會說,說不出。有時候,恨不得跑出去替他說一番。我同情這樣的人,因為自己就抱有跪在母親面前,目瞪口呆的經(jīng)驗。把話說回轉去,我既無法分辯,就只有聳起腦袋、脊梁和屁股挨打。母親也真是一個青天大老爺,她從來不含糊地打一頓了事,一定要打得“水落石出”。偷錢該打,不算;撒謊該打,也不算;一直打得我承認是我偷了,并且說是買什么東西吃了,頭穿底落,這才罷休。不用說,這都是完全的謊話。
記得很清楚,從那次起,我知道了兩件事:一、錢是可以偷的;二、人是可以撒謊的。
在孩子們的記憶中,過年常常是印象最深刻的。過年,穿新衣服,吃好東西,提燈籠,放炮仗,拜年,得壓歲錢等等,和平常的生活是那樣不同,那樣合胃口,人要一年到頭都過年才好玩咧。差不多一進十月,就扳起指頭算,還有八十天,還有六十五天,還有二十四天……這樣地盼望年的到來。
過年,只有一樣事情不好,就是有許多禁忌。死不能說,鬼不能說,窮,病,背時,倒霉,和尚,道士,棺材,打官司,坐牢,殺,砍……也不能說,尤其是在“敬灶”、“出天方”的時候。已經(jīng)在神柜上貼著“百無禁忌”、“童言無忌”了,豈不好像可以隨便了么?可是還不能說。不能說,自然更不能做出任何類似,象征那些字樣所表示的意義的事情,乃至多少有些損失、災害的事情,比如,打破碗,扯破衣服,跌破頭等等。而一個總的禁忌,就是惹大人生氣,被大人的打罵。據(jù)說,臘月三十或者正月初一,如果撩大人打了,那就一年到頭都會挨打的,雖然那兩天吃了好東西,并不一年到頭都有好東西吃。
十歲或者十一歲的一個除夕,已經(jīng)過了半夜去了。母親燒好了年飯,預備好了團年酒,躺在床上燒鴉片煙給父親吸。我呢,自然無事忙,一時跑到街上,看看通街的紅燈籠、紅春聯(lián),熱心地欣賞那些“生意興隆通四海”之類的詞句;有時候又跑進屋里和小丫頭講講故事,看各個房里的燈火是不是燃著,平常,沒有人住的房里是不點燈的,甚至于還敢于挨近母親正和父親橫躺著的床邊,聽他們談談下一年的生活打算之類。父親是個讀書人,他的那時代,大概是讀書人倒霉的時代,至少他自己就倒霉了一生:滿清時候沒有考到秀才,祖上傳下的一點產(chǎn)業(yè),坐吃山空,只剩下一幢房子了--這房子一直留到抗戰(zhàn)后才被日本強盜炸光;很早就吸上一付煙癮,不能遠走高飛;在地方上做過幾回事,也都因為吸煙被人家告發(fā)而被撤職了。這時候,已經(jīng)一連好幾年沒有職業(yè),家境實在一天不如一天。母親平常就常常和他吵架的。在無可奈何的時候,就盼望著奇跡,盼望神靈或祖先的保佑,而把希望寄托在未來的日子里。比如說,無災無病地戒掉煙癮,外面忽然有人請他出去做官,地方上的事忽然非他出來不行等等。這希望既然等于奇跡,要倚仗著不可知的力量,而又在未來的日子里,所以父親雖然是個讀書人,其迷信的程度,也就和略識之無的母親差不多,尤其是在過年的時候。
“××!”母親叫我,“你去到各個房里上上油,添點燈草,把燈都點得亮亮的,菩薩保佑明年一年順順遂遂。要小心,不要把油潑了!”
我一手拿著清油壺,一手握著一把燈草,到每一間房里小心翼翼地做好了所做的事,回來把油壺放在原來的地方,放好了,走了幾步還回頭去看了一回。
“油都上了吧?”母親問。“上了!”“沒有做壞么?”“沒有!”
“還好,”父親在旁邊說,“聽聲音蠻透徹的。”
但是到了天快亮了,父親的癮過足了,起來準備“敬神”的時候,母親到放油壺的地方一看,油壺卻躺在油壇里!什么原故呢,我到現(xiàn)在還不明白,大概不是小丫頭故意害我,就是老鼠先生和我過不去。母親是最講禁忌的,父親又希望這一夜有個好的兆頭,潑油又本來代表輸錢,虧本,損財這些意義的。這樣一來,以下的不必說,總之,正在別人家“出天方”,滿街的炮仗亂響的時候,母親為首,父親幫忙,把我摁在椅子上,打得像殺豬樣地叫。我的腿被打跛了,以致第二天還不能到親戚人家里去拜年。
又是過年,可是不是除夕,大概是初三或者初五。我們過年是過半個月的。
伯父的靈屋子供在堂屋里,他死了一年多,夜晚,父親不知從誰家里吃了春酒回來,感覺得身上不舒服。父親常常身上不舒服的。母親說:
“××,你在你伯伯靈前燒燒香,磕幾個頭,叫伯伯保佑爹清吉平安?!?/b>
“我不!”我說?!盀槭裁床荒?”母親和父親都很詫異。
我已經(jīng)十一二歲了,高小一年級已讀過,年過完,就要進二年級。那時的高小,學生都很大,我在班上算是最小的,因之,某方面的程度,也比后來同級的學生要高。我在學校里是高材生,這時候,已經(jīng)知道人死了還有魂魄什么的,不過是句謊話。因之,伯父的靈位也者,其實,不過是一張紙上寫的幾個字,決不會有什么力量,能夠保佑父親的病好。就算伯父真有魂魄什么的吧,那魂魄也不過和他活著的時候一樣;他活著的時候,既然不見有什么了不得,為什么一死,就神通廣大,能夠作威作福了呢?父親的病,明明是體質和保養(yǎng)的問題,決不是鬼神所能為力;如果死生有命,疾病在天,伯父縱然有靈,也未必能逆命回天;如果能逆命回天,伯父既然是愛父親的,那就不必燒香磕頭,也會保佑父親好。我還記得清清楚楚,那時候的確是這樣想的。
但是等“為什么不呢?”問到頭上的時候,我卻無話可答。我還沒有把心里想的源源本本,有頭有緒地說出來的能力。理由,向來只寫在文章上,口頭上沒有說過一回,在母親的積威之下,也沒有申述理由的習慣,雖然我相信,假如我能夠說出來,甚至于母親都會饒恕我的。我說不出,說出的簡直不成其為理由。我急了,爽性低著頭,撅著嘴,樣子大概很難看的。
“說呀,”父親說:“不說,就照媽說的做?!蔽疫€是沒有說。心里非常想說,卻被不知什么東西堵住了口。我仍舊低著頭,撅著嘴,動也沒有動。
“你看你多沒有良心!”母親厲聲地說:“燒香磕頭,是你伯伯受了,被保佑病好的是你的爹,事情又這樣容易,你都不做,是什么意思呢?還不趕快燒香,還要我動手請你么?”
我聽了這話,為了受到威脅與冤屈,又明知一頓皮肉的痛楚馬上會來,簡直不覺掉下淚來了。我小時候性情很倔強,寧可挨一頓打,不愿意做聲明了不做的事。結果不問可知,母親手上折斷了一根雞毛帚,我的背和屁股上添了許多青的紫的傷痕。父親沒有說話,也沒有幫忙。要幫忙則因為身體不濟,要勸阻卻又惱怒我沒有良心。
母親打我的時候,從來不啞打。一面打,一面一定罵:“砍頭的!”“殺腦殼的!”“充軍的!”“短陽壽的!”母親雖不能說是大家閨秀,卻也不出身于什么低微的人家,不知為什么知道那么多的罵人的話?,F(xiàn)在我在編一個報屁股,接到的文章,常有罵人的,這里的“罵”就是直截了當?shù)钠瓶诖罅R,與魯迅的文章常被人稱為罵的罵不同,比如說,罵銀行行員是豪奴甚至是巴兒狗之類的,別的刊物上,有時也有同樣的罵,《野草》上就有人罵人是“準……”。拿筆寫文章的人,想不到竟如此專制,蠻橫。然而也未足怪,也許他們也有一個像我的母親一樣的母親,他們實在比我還要像我的母親的兒子。
其次,母親打我的時候,從來不許我的腳手動一下。她有一句術語,叫做:“動哪里打哪里?!?b>兒子也很難喂得像綿羊,動一下,跳一下,一面固然是心里受了許多冤屈,無可申訴;一面也只是一種簡單的生理的反應,但這卻多費了母親的許多力,也使父母的遺體多吃了許多苦。
母親在我做了官的時候還成功說:“不打不成人,打了成官人,要不是我從前打你,你怎會有今天?”為了證明她的話之不正確,我有時真想自暴自棄一點才好。
有一出戲叫做《甘露寺》,是劉備在東吳相親的故事。某年,我也演過甘露寺里的劉備那種角色,結果不大佳,據(jù)相親者觀察我是沒有受過家庭教育的。大概因為我不善周旋應對,對人傲慢少禮等等。我也實在沒有受過什么家庭教育,也不知道中國有沒有家庭教育;至于身受的,簡單得很,就是母親的一根雞毛帚。我從小就很孤僻,不愛和人來往,在熱鬧場中過不慣。這是雞毛帚教育的結果。我小時候總以為別人都是有母親疼愛的孩子,他們不了解我的苦楚;我也不愿意鉆進他們幸福者群的圈子里去??v然有時鉆進,快樂了一陣之后,接著是母親的充滿了“打氣”的臉和她手中的雞毛帚那實物,馬上就想到我和別人是如此地不同?!皻g喜歡喜,討根棍子搬起”這是一句俗話,意思是快樂之后會挨打,也就是樂極生悲。一回樂極生悲,兩回樂極生悲,久而久之,就像樂與悲有著必然的因果關系,為了避免悲,就看見樂也怕了。孩子們有一件很奇怪的事,一塊兒玩來玩去,不知怎么一來,就會起沖突。在這樣場合,別人有一個最好的制服我的法子:“告訴你的媽媽去!”我?guī)缀醅F(xiàn)在聽見這句話了還怕,在消化不良的夜晚,有時還做這樣的怪夢,不用提在當時給我心靈上的打擊。
雞毛帚教育的另一結果,是我無論對于什么人都缺乏熱情,也缺乏對于熱情的感受力。早年,我對人生抱著強烈的悲觀,覺得人與人之間,總是冷酷的,連母親對于兒子也只有一根雞毛帚,何況別人。許多朋友,起初都對我很好,大概因為我沒有同等的友誼回答,終于疏遠了。許多朋友,在一塊兒的時候,未嘗不如兄如弟,甚至超過兄弟的感情,但分手之后,就幾乎把他們忘掉了。不但對于朋友,對于事業(yè)也是這樣。對人生既抱悲觀,對事業(yè)就當然也缺乏堅信與毅力,也就是缺乏一種熱情。我不知道小時的遭遇為什么給人的影響這么大,許多年來,曾作過種種的努力,想把我的缺點改過來;無如“少成若天性”,一直到現(xiàn)在,還是不能完全消除。
此外,雞毛病教育的結果,是我的怯懦,畏縮,自我否定。從小我就覺得人生天地之間,不過是一個罪犯,隨時都會有懲戒落在頭上。中國的社會也真怪,書本上雖然有許多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說得天花亂墜;但實際上,家是靠母親的雞毛帚齊的,學校是靠老師的板子辦的。“國”或“天下”的治平,恐怕也靠著擴而充之的雞毛帚和板子。人生在這樣的社會里頭,就會一天到晚,“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壞事或者真不敢做,好事也不免不敢擅動。這不敢做,怕雞毛帚;那不敢動,拍板子;終會有一天會自己問自己:“我究竟能做什么呢?”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蔽乙呀?jīng)快四十歲了,東不成,西不就,實在“不足畏也已”。曾經(jīng)有過許多事業(yè)的機會,都由于我的孤僻,無助,怯懦而失掉了。自己無出息不在話下,不也有許多是母親的雞毛帚的功勞么?
喜歡打孩子的,決不僅我的母親一個。我之所以想起寫這篇文章,也就是因為隔壁有一個常常打孩子的母親。在街上走的時候,類似母親的人物,拿起一根雞毛帚什么的,打著正在鬼哭神嚎的孩子的事也常碰到。我有一個牢不可拔的偏見:無論為了什么,打孩子,總是不應該的,而錯誤總是在大人一邊。
我不是教育家,也不是心理學家,不知道所謂家庭教育,究竟應該是些什么;我只相信,無論是什么,卻決不能是打。家庭教育給人的身心的影響究竟有多么大,我也不知道;但我相信:打給予孩子的影響,決不會是好的。
既稱家庭教育,當然也包括父親對兒女的施教。但帶孩子,管孩子,常常和孩子在一塊兒的卻是母親。俗話說,“父嚴母慈”,我的經(jīng)驗卻是相反的。父親不大打太小的兒女:比較理智,能夠一片一片的大道理說,許多場合都君子似的動口不動手,兒女有理由,也比較容易說清。就今天的一般情形而論,父親的知識水準往往高些,活動范圍廣些,眼光遠大些,不大專注兒女的一些小事情,許多父親又坐在家里的時候少。所以我以為父嚴倒不要緊,母嚴才是一件最倒霉的事。男主外,女主內(nèi),是老例,母親的權威,在家庭里,有時比父親的還大,而且更無微不至。
也許有人說,母親應該管教孩子。天下往往有溺愛不明的母親,對于孩子百般驕縱,使得孩子從小就無所不為。那樣的母親是值得反對的。不錯。不過這里應該注意的是,這種母親之應反對,是在她對于兒女沒有教,卻不在于沒有打。
“撲作教刑”,老例是以打為教,寓教于打,打教合一的。其實兩者卻勢不兩立。打是一件最方便最容易的事情,只須用手就行;教則要方法,必須麻煩更尊貴的東西:腦;而有些人的腦又是根本不合用的。人都有一種惰性,喜歡避重就輕,避難就易;既然用手可以解決,何必驚動腦呢?腦是個用則靈,不用則鈍的東西,不用過久,就會變成豬油,縱然本有教的方法也會消失,更不要希望它會產(chǎn)生新方法來。何況人都喜歡任性,打是件任性的事;習慣又會變成自然,打成習慣了,想改掉也很難。撲作教刑,結果就一定只有打而沒有教了。
倘肯首先停止打,就算一時沒有教的方法,只要肯用腦,總會想出,學會的。
然而中國受專制思想的影響太久,中國的人性往往對強暴者是馴羊,對柔弱者卻是暴君。俗話說:“十年媳婦十年磨,再過十年做婆婆!”意思是做媳婦時,無論受怎樣的折磨,都應一聲不響,終有一天,會“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至于對柔弱者的同情,似乎向來就不發(fā)達。中國的婦女受的壓迫太厲害,生活太枯燥,活動范圍太狹窄,知識水準太低。這都會使人變成度量窄小,急于找尋發(fā)泄郁悶的對象的。而這對象,在家庭里,除了鍋盤碗盞,雞犬牛羊之外,也實在只有孩子們了。
像這樣說來,怎樣做母親,倒是個大問題;叫母親不打孩子,不但不是探本之論,或者反而有些不近人情。好在我的文章,不會被每個母親都看見,中國現(xiàn)在多數(shù)的母親,恐怕也沒有看文章的能力,習慣,乃至自由,反正不會有大影響。我的本意也不過在向有志于做母親者以及有志于勸人做母親者說說,使一兩個小朋友或可因此而少挨一兩次打而已。
怎樣做母親呢?讓別人去講大道理吧,我卻只有兩個字:不打。
聶紺弩簡介——————
聶紺弩(1903-1986),新中國著名詩人、散文家、“20世紀最大的自由主義者”(周恩來戲語),湖北京山人。曾用筆名耳耶、二鴉、簫今度等。 聶紺弩的詩作新奇而不失韻味、幽默而滿含辛酸,被稱作“獨具一格的散宜生體”。
聶紺弩1924年入黃埔軍校,1925年進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27年回國,曾任中央通訊社副主任。
1932年參加左聯(lián),1934年編輯《中華日報》副刊《動向》。
1938年到延安,不久到新四軍編輯《抗敵》雜志。
1940年參加《野草》編輯部。
1945~1946年任重慶《商務日報》和《新民報》副刊編輯。
建國后,任香港《文匯報》總主筆,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兼古典文學部主任。
1986年于北京病逝。
雜文集有《關于知識分子》(1938)、《歷史的奧秘》(1941)、《蛇與塔》(1941)、《血書》(1949)、《二鴉雜文》(1950)、《寸磔紙老虎》(1951)、《聶紺弩雜文選》(1956)、《聶紺弩雜文集》(1981)。另有《紺弩散文》(1981),詩集《三草》(1981)、《中國古典小說論集》(1981)、《散宜生詩》(1982),魯迅評論集《高山仰止》(1984)、回憶錄《腳印》(1986),《聶紺弩舊體詩全編》(1990),十卷本《聶紺弩全集》(2004)等。
聶紺弩是中國現(xiàn)代雜文史上繼魯迅、瞿秋白之后,在雜文創(chuàng)作上成績卓著、影響很大的戰(zhàn)斗雜文大家。其作品《我若為王》選入人教版語文七年級課本。(根據(jù) 百度百科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