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見到小蘇是在一個招聘會上。

分開的那年我們23歲，她是我的大學同學。她和上學的時候不太一樣了，那個時候的她瘦瘦高高，笑起來眼睛彎彎的，雖然算不上特別漂亮，但也清秀耐看。現在的她眉眼低垂，雖然笑起來眼睛依舊是彎彎的，但總覺得整張臉怎么看都疲憊。

都說2019級大學生是最可憐的，入學疫情爆發(fā)，畢業(yè)疫情結束。美好的大學四年都蹉跎在疫情的封閉、線上課程里，班里的同學都沒認全，一張畢業(yè)照都沒拍就畢業(yè)了。

但比2019級大學生更無奈的絕對是2019級的畢業(yè)生。

我們畢業(yè)的那年我在家準備考事業(yè)單位，小蘇在一個二線城市里上一個月薪3000班，和我們一起的彭哥家里給投了點錢，當了網咖老板。

當我們滿腔期待，磨拳擦掌準備開始新一階段新生活的時候，那年冬天疫情爆發(fā)了。

從第一次封城開始，我們仨就進入了一種艱難的“過關游戲”。

封城的那段時間，我在家悶著，看著每天上漲的確診病例，和逐漸逼近的高風險“毒圈”，越來越焦慮。小蘇單位線上辦公，窩在出租屋里，蓬頭垢面，房東隔幾天催一遍房租，單位工資一拖再拖，冰箱里空空如也，鍵盤敲得冒火花。彭哥守著剛營業(yè)沒幾天的網咖，房租、電費處處要錢，愁的滿地煙頭。

開始的時候以為疫情會很快過去，彭哥頂著的壓力四處籌借，艱難維持空無一人的網咖。小蘇不得不和家里開口，靠爸媽的接濟生活，而我借著疫情封控在家里待了有史以來最長的一段時間。

后來疫情常態(tài)化，彭哥網咖雖然恢復運營，但也嚴格限制數量和營業(yè)時間，一個月收支剛剛平衡，小蘇也逐漸適應疫情下的上班模式。

有一天，彭哥給我們打電話，說他要結婚了，訂好了日子，邀我們參加他的婚禮，我和小蘇為他終于結束了愛情長跑感到高興，不曾想到了結婚的前一天，疫情又一次反彈，他所在的城市全面封控，即使新娘就在離他僅僅20分鐘車程的地方，也無法完成這場婚禮，不得已，婚禮無限期推遲。一段時間后，小蘇的爸爸因為腦梗去世，我在小蘇斷斷續(xù)續(xù)的哭泣聲里明白，叔叔沒挨過疫情封控的重重關卡，到達醫(yī)院時已經過世。

小蘇和彭哥說：“這該死的疫情”

去年6月，我在朋友圈里看到彭哥賣網咖的電腦，一通電話打過去，他說“沒辦法，實在撐不住了”，我們幫著賣了幾天電腦，網咖徹底關門了，彭哥背了一身的債。

小蘇的媽媽搬來和她一起生活，阿姨說“人不知道自己的命數，疫情再封控的時候，最牽掛的人就在身邊，也安心一點”。

10月，彭哥的電話怎么都打不通。我們已經習慣被封控在家，我和小蘇有一句沒一句的發(fā)著微信，突然跳出的一則當地新聞是彭哥最后的消息，他接完女朋友的分手電話，從十三樓一躍而下。

當天，我和小蘇是懵的，我們的聊天記錄就停在了那一天。彭哥的身故很突然，但我和小蘇都明白，他一定是想過千萬種辦法，前后左右的計劃過，謀算過，但發(fā)現他的路走不通了。

12月，三年的疫情過去了。

到現在，幾乎每個人都感染過了，最后這一哆嗦帶走了太多老人，我的姥姥就在其中。

我和小蘇會在招聘會上遇到其實也是必然，疫情過后的企業(yè)都在渡劫，很顯然，她所在的企業(yè)成為了炮灰，而我正巧趕上事業(yè)編裁員。

時隔四年，我們再次恢復聯系，都默契的沒有提起彭哥。

我、小蘇和彭哥在這個時代里艱難前行，用盡了全身的力氣掙扎向前，最終回身一望，發(fā)現我們背負的千斤重擔不過只是時代落下的一?；覊m。

我們大概會悄悄的在心里給彭哥留一塊兒地方，那是彭哥，我們最好的朋友，也是那段時間差點倒下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