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我們看待傳統(tǒng)女性都有“祥林嫂”的影子。

一方面，五四以后，受父權壓迫的女性和受列強欺凌的中國關聯(lián)起來，被賦予了強烈的民族情緒；

另一方面，西方學者普遍認為，在沒有展開“性解放運動”的第三世界，女性不如西方女性具有自主精神。

也就是說，不論東西方，都把中國婦女觀和政治觀混雜起來。

《閨塾師》這本書就試圖解決這個問題。

它通過考察明末清初江南地區(qū)女性的生活實例，展現(xiàn)了帝國晚期、高度城市化的江南地區(qū)女性有哪些新面貌，彌補了中國婦女史在歷史考證方面的缺失。

“閨塾師”這個詞，最早在明末出現(xiàn)，原本指的是當時社會上流動的女教師。

這本書取名《閨塾師》，其實用了它的象征含義，也就是可以被稱為“閨塾典范”的女中豪杰。

《閨塾師》的作者高彥頤，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分校歷史系教授，專攻明清社會史及比較婦女史，作品包括《纏足》、《步步生蓮》等。

作為海外學者，高彥頤超出東方學者的思維框架，以西方視角審視中國歷史。

第一篇：它確實是一部高呼“三從四德”的血淚史

“三從四德”，是傳統(tǒng)女性的最高道德規(guī)范——

“三從”出自《儀禮·喪服·子夏傳》，指的是：“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

“四德”包括“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根據(jù)東漢女歷史學家班昭的解釋:女性不要聰明絕頂、不要伶牙俐齒、不要容貌艷麗、不要手藝精湛，只需卑弱曲從于丈夫就夠了。

具體到生活里，少女的閨房得藏在離正門最遠的地方，陰暗隱蔽，不能有朝街的窗戶；

適婚年齡的女孩要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后與妻妾共同侍奉丈夫；

秦朝的女懷清臺，是統(tǒng)治者最早為貞婦樹碑立傳的事例，當時哪家有“貞潔烈女”還是稀罕事。

據(jù)《古今圖書集成》記載，唐代的烈女節(jié)婦有51人，宋代267人，明代達到36000人，而到了清代，僅安徽省休寧縣這一個縣，就有2200多人，全國不計其數(shù)。

第二篇：如果不被纏足耽誤，她們或許更強大

纏足，是不讓女孩出門流傳下來的習俗，因為纏足把大拇指之外的四趾拗斷貼在腳底，步步鉆心自然就沒有走動的興趣。

與男孩入宗學的年齡一致，女孩從六歲左右就開始為纏足做準備，她們用糯米和紅豆做成米團，祈禱自己的骨頭能一樣柔軟。

英國傳教士阿綺波德·立德曾經(jīng)記敘中國女童的纏足經(jīng)歷:

“這些小女孩重重的靠在拐杖上，或趴在大人背上哭泣，他們床前立著長竹竿，用來幫助站立或抽打讓家人煩躁的日夜啼哭。

她們臉上帶著只能和纏足聯(lián)系起來的慘白，眼下帶著黑線。要么吸食鴉片，要么把腳吊在床上停止血液循環(huán)以緩解痛苦。”

女性相較于男性的弱勢地位，本來是體力勞動時代的結果，應該隨著腦力勞動的興盛變成過去式。

事實上，假如能夠給傳統(tǒng)女性更多的發(fā)展空間，她們有能力在社會領域、而不是在家庭內(nèi)部自我實現(xiàn)。

比如在明末清初的江南，受社會形勢變革的影響，一些“新潮”女性比過去擁有更多施展拳腳的可能。

這些社會變革具體有：經(jīng)濟領域的出版業(yè)興盛，與文化領域的“心學”興盛。

第三篇：隨出版行業(yè)興盛，打開新世界大門

明清蓬勃發(fā)展的商品經(jīng)濟，以及出版行業(yè)興盛，大大增加了江南女子接受熏陶的可能。

當時的私刻和坊刻尤其興旺，這讓閱讀成本變低了。

根據(jù)記載，明代萬歷年間書籍定價為一兩左右，到崇禎年間的印本價格已經(jīng)不到十分之一了。

就像印刷術幫助歐洲平民讀到《圣經(jīng)》，江南出版行業(yè)的興盛也終結了精英階層的文化壟斷，被排斥在教育體系之外的女性也有了讀書識字的機會。

此外，插圖書籍的出現(xiàn)也促進了基礎教育的普及。

過去的書主要是為科舉而印的四書五經(jīng)，對不識字的平民百姓那是遙不可及。弘治年間，有一家名為“金臺岳書鋪”的書店，第一次說明了插圖書能幫讀者加深理解。

后來明代的插圖書就越來越多，甚至到了“無圖不成書”的地步，文化水平普遍比較低的女性讀者，也因此受益。

第四篇：歷史告訴我們，女孩兒愛言情不是新鮮事

在各類書籍里，女性尤其偏愛愛情題材。明末劇作家湯顯祖的昆劇《牡丹亭》，就在女性讀者中掀起閱讀狂熱。

對情感深受壓抑、前途只能期許婚姻的少女來說，“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愛情具有致命吸引力。

她們將自己等同閨訓嚴苛的杜麗娘、將情郎看作柳夢梅的化身，沉浸在幻想里，以至于自殺或一命嗚呼。

除了讓女孩情迷意亂，浪漫作品也成為她們汲取文學養(yǎng)料的來源。

當時江蘇常熟的女詩人陳蘭修，把《牡丹亭》中精華的詩句排成雙關語，發(fā)明了“牌譜”的游戲，在女性中廣為流行。

此外，才貌雙全、勇于逐愛的杜麗娘，也影響了幾代年輕女孩的行為準則，讓她們擁有更強烈的愿望掌握婚姻與命運。

第五篇： “讀書改變命運”，可不是說說而已

除了使讀者受益，私刻和坊刻的興旺還為女性的作品出版提供機會。

私刻的商業(yè)模式是不求盈利、只求保本，他們出版女性作品大多是從人情方面考慮，比如替族里的女孩出版作品，能夠給家族增添榮譽；

至于商業(yè)坊刻，是看中了女性讀者的潛在購買力，出版女性作品能迎合她們的胃口。

在文化方面，“心學”的興盛，讓“率真天然”的女性作品受到重視。

當時的反傳統(tǒng)異端李贄提出了“童心說”，主張創(chuàng)作要“絕假還真”，引發(fā)了文人創(chuàng)作的新審美。一直被排除在科舉門外的女性作品，沒有八股文風，一時大受推崇。

明末作家陸云龍，在《敘袁中郎先生小品》中稱贊女性作品：“率真則性靈現(xiàn)，性靈現(xiàn)則趣生”，這種風潮被后世稱為“性靈文學”運動。

第六篇： 成為“德、美、才”兼?zhèn)涞臅r代新女性吧

經(jīng)濟與文化方面的變革，為江南女子帶來新的發(fā)展機會，也讓社會對女性特質(zhì)的認識悄然發(fā)生轉(zhuǎn)變。

從傳統(tǒng)的“女子無才便是德”，到注重女性“德、美、才”多方面修養(yǎng)，一種全新的的時代審美展現(xiàn)在我們面前。

首先，在“德”方面，對女性道德水平的重視程度得到提高。

從“孟母三遷”開始，寡母養(yǎng)出好兒子的傳記就屢見不鮮。宋元時期士大夫常常稱自己的母親是啟蒙老師，奠定了他們家庭教育的基礎。

到了明清時期，有“亂臣賊子成于天，而產(chǎn)于婦人”的說法，女性作為未來社會棟梁的母親，道德的培養(yǎng)被重視起來。

其次，在“美”方面，出現(xiàn)了“女之色猶士之才”的看法。

三國時期，魏尚書家的兒子荀奉倩寒冬臘月到院子里，把自己凍冷了給發(fā)燒的妻子降溫，這就是“不辭冰雪為卿熱”的由來。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荀奉倩都被當做“胸無大志”的反面教材，“娶妻娶德不娶色”是主流觀點。

直到明清時期，贊美女色的言論才重新出現(xiàn)。比如《五雜俎》的作者謝肇淛，把荀奉倩稱為“千古名通”，公開提倡以美色論女性。

第七篇：讀書的女人最好命——“伙伴式婚姻”的誕生

最后，我們重點介紹極具歷史意義的女性新審美，那就是女才。

明清通俗小說塑造了大量才女，直觀反映出社會對女性學識重視起來。

隨著夫妻間文化差距縮小，催生了“伙伴式婚姻”形式。

傳統(tǒng)婚姻是世家大族之間的權力聯(lián)盟，相敬如賓已經(jīng)是不錯的結果，琴瑟和諧更是意外驚喜。隨著權貴們重視起女孩的教育，出現(xiàn)了更多佳偶良緣的例子。

比如揚州作家石成金與妻子周氏，就是伙伴式婚姻的代表。周氏自幼有才女之名：六歲過目成誦，十三歲口出佳句。

石成金聽聞了周氏的才名心馳神往，主動前去求親?；楹蠖速x詩應和，一時傳為佳話。

第八篇：以家庭為核心的社交網(wǎng)，明清時期優(yōu)雅的女性沙龍

除了贏得更美滿的婚姻，富有學識的女性還組成了多種社交團體。

這些團體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家居式社交團體”，它是有親屬關系的貴族女性成員組成的交際圈。

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名媛”們聚會出游、交流創(chuàng)作，多產(chǎn)而有活力。

明末文學家葉紹袁的妻子沈宜修，就曾組織這樣的活動。

她把葉家和沈家的貴女召集起來創(chuàng)作詩歌，還對作品集進行編輯、校對和評論，出版了詩集《伊人思》，成為后世研究明末清初女性家庭、社交生活的重要依據(jù)。

除了家庭內(nèi)部的交流，還有廣納家外女性伙伴的“交際式社交團體”。

這類團體的組織者，往往是交際廣泛、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女性，比如世家大族的寡婦。

忠明烈士祁彪佳的遺孀商景蘭，就是交際式社團的發(fā)起人之一。

商景蘭曾跟隨丈夫出任福建、北京等地，擁有廣泛的人際網(wǎng)絡，丈夫殉國后的三十年，她廣泛組織親屬朋友發(fā)起女性詩社運動，這一盛況直到她去世才漸漸平息。

第九篇：擴展到公共領域的社交，傳統(tǒng)女性地位的申辯

最后一種女性社團是“公眾式社交團體”，它的形成和地方勢力攀比脫不開關系。

教育女孩是富庶之家專利，才女成為財力雄厚的證據(jù)。

比如清初閨秀社團之首的“蕉園詩社”，成員柴季嫻、馮又令、錢云儀等都是當?shù)赝逯?，當時贊美她們的詩歌力，對貧苦人家女孩的輕蔑之意十分明顯。

盡管這些女性社團是地方競爭的副產(chǎn)品，但是女性的詩人身份得到了公開承認，也給了女性參與社會事務的信心。

蕉園詩社至少有四位成員出版詩集，內(nèi)容除了情感生活外，還包含對國家事務的思考與評論，這一點具有很大的進步意義。

第十篇：從現(xiàn)在開始，尋找真正的“閨塾典范”

不論是伙伴式婚姻還是女性社團，始終沒能讓女性擺脫父權社會的附庸身份——

“家居式社團”的成員必須隨父親或丈夫行動，關系網(wǎng)隨時面臨破解的風險；

“交際式社團”雖然聲勢浩大，作品逃不出兒女情長的范疇；

“公眾式社團”能在清初鎮(zhèn)壓詩社的運動中存活下來，就是因為女子結社只為“吟賞梅月，以添妝臺逸興”，沒有反清復明的意圖。

這是一種可以預料的結果。如果女性只能通過男性與社會接觸，她們很難為社會操心。

但事有例外，哪怕困難重重，還是有女中豪杰在公眾領域博得一席之地，她們是書中贊揚的“閨塾師”。

第十一篇：代替丈夫養(yǎng)家糊口，傳奇女教師黃媛介

依據(jù)外貌和道德，女性被分為節(jié)婦、美女、丑女、妓女、貧女、才女等等。

到了明末清初卻出現(xiàn)了新的類別，比如“女史、女士、女丈夫”，也就是“女性史學家、參與仕途的女性，和有男子才干的女性”，這意味著。明末清初出現(xiàn)了一批新職業(yè)女性。

先來談談女性教師。

女性教師活躍在江南富庶地區(qū)，為上流家庭的女孩教授儒學、詩歌和繪畫技巧，報酬頗為豐厚。

她們大多出身書香門第，由于家道中落，被迫謀職，有的甚至能代替丈夫養(yǎng)家糊口。

黃媛介就是這樣一位奇女子。她出身儒士家庭，自幼天賦過人，在書畫、詩文方面極有靈性。

與楊世功結婚后旅居到西子湖畔。他們家的家庭分工與眾不同，楊世功這個做丈夫的操持家務、準備紙墨，做妻子的黃媛介背上家什，上街頭賣畫。

黃媛介的作品一改女性創(chuàng)作的閨閣之氣，個性強烈、清麗灑脫，具有謝道韞“林下之風”。

當時許多名士，如毛奇齡、熊文舉、施閏章等都曾為她題跋作傳，這位女性以一己之力實現(xiàn)了財富自由。

第十二篇：“身有八男，不及一女”，忠烈之后王端淑

接下來介紹的女性作家和藝術家王端淑，是忠烈之士王思任之女。

王端淑自幼酷愛詩書，尤其精通史學，書法有二王之風，繪畫仿效徐渭，父親王思任稱她贊說“身有八男，不及一女?”。

父親殉國后，王端淑為忠明烈士創(chuàng)作了大量傳記作品，作傳對象包括劉宗周、倪元璐、祁彪佳等。

她公開表明自己的政治信念，拒絕清廷召她入宮教導妃嬪的肥差，憑借人品與才華贏得了當時浙江的文人組織“同秋社盟弟”所認可，這里面包括《湖心亭看雪》的作者張岱。

身為女性文人，王端淑徹底摒棄了女性著作中的脂粉之氣，一字一句都帶有強烈的家國之感，可稱作“女中丈夫”。

第十三篇：商女不知亡國恨？且看一代名妓柳如是

“秦淮八艷”之一柳如是，幼時被掠賣為妓女，常年輾轉(zhuǎn)于江浙金陵之間。

在松江時，柳如是和復社、幾社、東林黨人交往，身穿男裝縱談時勢；她憧憬南宋抗金女將軍梁紅玉，表現(xiàn)出深厚的家國情懷和政治抱負。

明亡后，柳如是勸丈夫錢謙益一道就義赴死。錢謙益托口水冷拒絕了，柳如是轉(zhuǎn)身就要投進池塘，被錢謙益強行拖住。

后來錢謙益出仕，柳如是拒絕一同上任，還多次傳信給丈夫不要為清朝賣命。在她的影響下，錢謙益做了半年官就稱病辭退了。

她還鼓勵錢謙益與尚在抵抗的鄭成功、張煌言、瞿式耜、魏耕等人聯(lián)系，自己盡全力資助并慰勞抗清義軍，展現(xiàn)出毫不屈服的民族氣節(jié)。

王國維曾為柳如是題詩，說屈膝變節(jié)的士大夫比她不如；徐天嘯評價她：“其志操之高潔，其舉動之慷慨，其言辭之委婉而激烈，非真愛國者不能。”

女性視野和能力的局限，源自禮教對其思想和身體的雙重束縛。這種禮教枷鎖因為明末清初經(jīng)濟、文化方面的社會變化獲得松動。

隨著江南女性的學識增長，社會對女性的審美朝著“德、美、才”三方面轉(zhuǎn)變，誕生了伙伴式婚姻和女性社交團體，以及一系列社會性別模式的改寫。

盡管明末清初的才女文化始終處在父權社會的統(tǒng)轄之下，始終有閨塾典范突破重重阻礙走入公眾視野。

不論是黃媛介、王端淑，還是柳如是，她們憑借不凡的文才、寬廣的心胸和崇高的品性，成為可與時代最杰出的男性比肩的女中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