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1小時，總計1063小時，第1019日

閱讀《南明史》 第一章 第二章

說得準確一點，明清易代，是中華民族內(nèi)部一個落后的人數(shù)不多卻又是驃悍的滿族上層人士勾結漢族中最反動的官紳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漁翁之利，竊取了農(nóng)民大起義的勝利果實。滿洲貴族入主中原以后，在較為先進的漢文化影響下，自身發(fā)展取得階段性的飛躍。清王朝在一段時期里是朝氣蓬勃的，國勢相當強盛，對于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的奠定起了重要的積極作用。然而，就另一方面來說，滿洲貴族推行的民族歧視政策引起國內(nèi)政局大動蕩，打斷了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正常進程，也是不容忽視的。

應當承認大順政權追贓助餉政策的革命性，它證明李自成雖然已經(jīng)即位稱帝，大將們受封侯、伯等爵，他們并沒有忘記自己的窮苦兄弟，沒有放棄維護農(nóng)民利益的基本宗旨。處于十字路口的大順政權在關鍵時刻跟不上形勢，陷于茫然失措的境地。李自成一方面采取了部分辦法招徠官紳，一方面又大范圍地以追贓助餉打擊這個階層。

當人們津津樂道“闖王進京”后如何如何腐化變質終于導致“群眾”不滿，歸于失敗的時候，本書作者卻認為正是由于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沒有完成封建化的質變，才被漢族官紳勾結滿洲貴族所扼殺。

占領北京以后，李自成的麻痹輕敵思想進一步暴露出來。當時他身邊的軍隊總數(shù)大約有十萬人，受封侯爵的大將有劉宗敏、李過、劉芳亮、張鼐、谷英，加上明朝投降過來的軍隊，兵力也還可觀。然而奇怪的是，李自成在大同留下了大將張?zhí)炝真?zhèn)守，在真定委任了大將馬重僖為節(jié)度使，惟獨在京東山海關一帶沒有派遣“老本”嫡系大將去鎮(zhèn)守。他的著眼點僅限于招降撒入關內(nèi)的吳三桂、黎玉田和關門總兵高第，而對關外虎視眈眈的清軍卻置之度外。

山海關戰(zhàn)役是明清之際直接影響全國局勢發(fā)展的一場關鍵性戰(zhàn)役，對于推翻明朝后究竟是由大順朝廷還是清朝廷統(tǒng)治全國關系重大。戰(zhàn)役的結果是清勝順敗，根本原因在于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目光短淺，政策和戰(zhàn)略上犯了一系列重大錯誤。山海關戰(zhàn)役的意義標志著：一、大順軍的歷史使命從此由推翻明王朝轉變?yōu)榭骨宥窢?；二、清廷統(tǒng)治者夢寐以求的入主中原邁出了關鍵的一步；三、以吳三桂為倡首在漢族官紳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擁清派。

大順軍敗回北京以后，李自成曾經(jīng)考慮過據(jù)守北京，二十七、二十八兩日采取了備戰(zhàn)措施，責令軍民火速拆除城外羊馬墻及護城河旁房屋? 。但是，經(jīng)過斟酌，大順軍領導人終于決定放棄北京，主動西撤。這是因為大順軍在北京地區(qū)不可能集中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跟蹤而來的清軍一旦圍城，大順政權的領導人物和敗回兵將就可能成為甕中之鱉；加上城內(nèi)居民親眼看到大順軍敗陣而回的狼狽情況，訛言四起，潛在的敵對勢力也待釁而動。在這種形勢下，李自成斷然決定二十九日在北京舉行即位典禮后，立即率部西撤。離京前“分付闔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難”

在爭取漢族縉紳勢力上，清廷顯然技高一籌。大順政權的追贓助餉，隨后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權又以從逆的罪名追究南逃官紳曾經(jīng)投降“闖賊”而大興“順案”，都使相當一部分官紳大失所望，另尋出路。

不管是東林一復社黨人還是魏忠賢閹黨，是明朝官員還是大順政權官員，只要歸附清朝就官復原職，甚至加官晉級。其中突出的例子如涿州（今河北涿縣）人馮銓在天啟年間依附魏忠賢，爬到大學士，崇禎初革職為民，多爾袞入京后即以書征至，委任為內(nèi)院大學士，而且因為他熟悉朝廷典故排名第一，位列范文程、剛林、祁充格、寧完我之前。

南京在明朝初年是帝國的首都，永樂年間遷都北京以后，南京作為留都一直保留了六部、都察院等一整套與北京相對應的中央機構。這種兩京制度的特點是：皇帝和內(nèi)閣大學士等決策人物都在北京，北京的六部等衙門是名副其實的中央權力機構；南京各衙門多為虛銜，公務清閑，任職官員被稱為“吏隱”，但地位一般不低于北京相對應的衙門官員。在留都握有實權的是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南京守備太監(jiān)和提督南京軍務勛臣。

朝廷既已全部覆亡，作為留都的南京很自然地成了明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這里當政和在籍的大臣如雷轟頂，頓時亂成一團。對于他們來說，當務之急是立君。由于崇禎帝的三個兒子都被大順軍俘獲，未能逃出北京，在沒有直系皇位繼承人的情況下，南京及其附近地方的大臣、勛貴、太監(jiān)和擁兵自重的將帥就在擁立哪一位藩王的問題上展開了一場勾心斗角的爭執(zhí)。

在這里，我們應當特別注意東林—復社中一些骨干人士在繼統(tǒng)問題上所起的惡劣作用，他們的一些偏見深入人心，一直沿襲到現(xiàn)在。事實上，當時的有識之士都主張由福王朱由崧繼統(tǒng)，如淮撫路振飛“遺書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謂倫序當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

然而，江南士紳中的一部分東林黨人卻從狹隘私利出發(fā)，強烈反對由福藩繼統(tǒng)，原因是朱由崧的祖母是備受神宗寵愛的鄭貴妃，從萬歷到天啟朝廷上圍繞著儲君問題展開的“妖書”、“梃擊”、“移宮”等轟動一時的案件都同鄭貴妃有關，何況正是由于東林黨人的力爭，神宗和鄭貴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即朱由崧的父親）為太子的圖謀才化為泡影。因此，他們擔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舊案，自己在政治上將會失勢。在籍禮部侍郎錢謙益當時被視為東林黨魁，他兩次從原籍常熟趕往南京，以“立賢”為名，到處游說，提議迎立潞王朱常淓。支持錢謙益的有南京兵部侍郎呂大器、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廣等人。一度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首席大臣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是傾向于東林黨的人物，他內(nèi)心里對擁立福王有所顧忌，但又認為應該按倫序迎立神宗的子孫。

古語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笔房煞ǘ嗌儆悬c門戶之見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他的致命弱點是缺乏雄才大略，總想處處應付，八方妥貼，最后落得個事與愿違。

史出馬入，在許多史籍中認為是弘光朝廷夭折的一個重大關鍵。誠然，史可法遠較馬士英清廉正直，但如果認為他留在朝廷秉政，就可以保障江左，進而恢復中原，那就未免對史可法的政治眼光和魄力估計太高了，也不了解南明醞釀立國之時史可法受東林黨骨干分子的牽制業(yè)已鑄下大錯。他本人不可能得到新天子的信任還在其次，真正的關鍵在于按倫序應繼承帝位的朱由崧眼看將被東林諸公排斥，為了登上大寶不得不求助于武將，這樣才造成了本來無功可錄的武將一個個以定策元勛自居。馬士英的政治投機雖然保證了他個人地位的上升，但是導致弘光一朝武將跋扈局面的并不是他，而是史可法。

明后期的黨爭是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矛盾激化的表現(xiàn)，它貫串于萬歷以后整個政治生活中，一直延續(xù)到南明。崇禎在位的十七年間黨爭基本上限于在朝、在野的官紳當中；弘光以后軍閥勢力介入，朝中文臣往往以武將為靠山，使黨爭變得更加復雜尖銳。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黨爭是導致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崇禎十四年（ 1641 ），東林—復社人士以不光彩的手段，重賄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使周延儒再次出任首輔。阮大鋮為了東山再起，一面參與拼湊賄金，一面向“東林諸君子”苦苦哀求：“所不改心以相事者，有如茲水?！币恍〇|林人士表示諒解，又遭到周鑣等人的堅決反對。周延儒既然得到阮大鋮的資助。又礙于東林骨干的要挾，采取折衷辦法，接受阮大鋮的推薦，起用其同年好友、革職遣戍的原宣府巡撫馬士英為鳳陽總督。馬士英自然對阮大鋮有懷恩必報之念。

另一位東林鉅子錢謙益的表現(xiàn)更具特色。他在南京立國前竭力鼓吹立潞；馬士英、阮大鋮得勢后，又搖身一變，為馬、阮唱贊歌。在奏疏中說：“臣觀三十年來，文臣出鎮(zhèn)，克奏膚功者，孫承宗后馬士英一人耳?！庇终f：“先帝欽定逆案，一時握筆之臣，未免輕重有心，故出故入。……逆案之故入者，阮大鋮當周宗建攻逆閹時實贊其議，安有引人攻閹而身反贊導者？”②由于他轉變得快，由禮部侍郎升任尚書。

清廷自五月至十月主力沒有南下，以多爾袞為首的領兵諸王都群集在北京（鄭親王濟爾哈朗原留守沈陽，九月才護送順治帝來京）休息，只派了固山額真葉臣等人統(tǒng)兵進入山西同大順軍作戰(zhàn)。大順軍西撤后，山東、河南的大順政權基本瓦解，隨即出現(xiàn)歸屬問題。除了豫西仍在大順政權控制下，其他一些農(nóng)民起義色彩較濃的地方武裝依然心向大順以外，絕大多數(shù)地區(qū)的明朝官紳和土杰豪強在擒殺大順政權委派的官員以后，是以復明為旗號的。弘光政權由于“定策”引發(fā)的紛爭以及武將以“擁立”之功蒙受上賞，于是文恬武嬉，坐失良機，主力部隊如鎮(zhèn)守武昌的左良玉部和建藩開府于南直隸境內(nèi)的江北四鎮(zhèn)都按兵不動。督師大學士史可法雖然在口頭上也談要恢復魯、豫，乃至燕京，然而形格勢禁，一籌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