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良(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浙江金華321004)
＊作者簡介:劉永良(1958-),男,遼寧阜新人,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摘 要:薛寶釵既能作詩,又善論詩。她作詩,經(jīng)常詩壇奪魁;她論詩,亦多有振聾發(fā)聵之聲。在《紅樓夢》中,曹雪芹多次描寫薛寶釵論詩的情景,讓薛寶釵就詩歌的創(chuàng)作和鑒賞等方面發(fā)表了很多獨到的見解,給人以重要啟示。這樣的描寫既是刻畫人物性格的需要,也是曹雪芹借以表達自己詩學思想的手段。
關鍵詞:《紅樓夢》;薛寶釵;論詩;曹雪芹;詩學思想
中圖分類號:I 207.4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035(2008)01-0018-06
作為《紅樓夢》中三大中心人物之一的薛寶釵,不僅相貌出眾,人品端方,而且博學多識,具有極強的魅力。她的聰明穎慧,通今博古,多才多藝,向來為人們所推重。而她對詩歌的評論,反映了她的藝術鑒賞力和美學觀點,更值得探討。
在《紅樓夢》中,經(jīng)常寫到大觀園中眾多青春女性寫詩論詩的情景,其中寫得濃墨重彩而又生動傳神的,大概首推描寫林黛玉和薛寶釵的場面。她們二人賦詩,輪番奪魁,難分高下,可謂“雙峰并峙,二水分流”。每當讀到這些章節(jié)時,讀者大都會從中得到藝術的感染和熏陶。而她們二人的論詩,也常常出言駭世驚俗,旗幟鮮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甚至是發(fā)人所未發(fā),道人所未道,也同樣使廣大讀者從中得到教益和啟迪。
薛寶釵雖然常以“女子無才便是德”來開導別人,思想上并不贊成女子讀書作詩,但她自己卻既善寫詩又善論詩。她論詩時常提出很多獨特的藝術見解,讀來令人耳目一新,甚至常有豁然開朗的感覺。而且,曹雪芹還借題發(fā)揮,借人代言,表達了自己的詩學思想。
一
薛寶釵論詩,主張創(chuàng)新。
首先,薛寶釵主張詩歌新鮮大方,反對落入俗套。在《紅樓夢》第三十七回中,薛寶釵對史湘云說:
如今以菊花為賓,以人為主,竟擬出幾個題目來,都是兩個字:一個虛字,一個實字,實字便用“菊”字,
虛字就用通用門的。如此又是詠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沒作過,也不能落套。賦景詠物兩關著,又新鮮,又大方。在她看來,好詩就應該“又新鮮,又大方”,要突破前人的窠臼,要新人耳目,要賞心悅目,決不能人云亦云,步人后塵,落入俗套。這樣的見解無疑是高明的。
類似的說法還見于第七十回中:
黛玉便說:“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韻?！睂氣O道:“使不得。從來桃花詩最多,縱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這一首古風。須得再擬?！?/p>
在這里,薛寶釵強調(diào)的仍然是創(chuàng)新,反對“落套”。因為歌詠桃花的詩歌非常多,再寫這樣的題材,就難以出新意,“縱作了必落套”。
其次,薛寶釵論詩雖然主張創(chuàng)新,但反對“過于新巧”。在第三十七回中,薛寶釵還曾對史湘云說:
詩題也不要過于新巧了。你看古人詩中那些刁鉆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了,若題過于新巧,韻過于險,再不得有好詩,終是小家子氣。詩固然怕說熟話,更不可過于求生,只要頭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詞就不俗了。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薛寶釵主張詩要“立意清新”,命題新奇,但同時也反對“刁鉆古怪”,韻過于險,這無疑是正確的。即使是講究創(chuàng)新,薛寶釵也是有原則的,那就是反對過于新巧,認為過猶不及,過了就不會寫出好詩,終不免“小家子氣”。這樣的觀點不偏不倚,可謂公允。
二
提倡“寄興寫情”也是寶釵論詩的重要觀點。
第三十七回,大觀園里結成了詩社,李紈自薦出任社長,青年男女共賦海棠詩。但是除李紈外,大家都未曾欣賞到新抬進的兩盆白海棠,作起詩來不免有難度。
李紈道:“方才我來時,看見他們抬進兩盆白海棠來,倒是好花。你們何不就詠起他來?”迎春道:“都還未賞,先倒做詩。”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才作。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寫情耳。若都是等見了作,如今也沒這些詩了。”
這里,寶釵又提出一個“寄興寫情”的觀點。脂硯齋對此評曰:“真詩人語!”批得非常好。
文學固然來源于生活,生活固然是創(chuàng)作的唯一源泉,但是并非任何創(chuàng)作都要拘泥于此。既然人們過去見過白海棠,就不必非得像小學生一樣,作詩前非要親自觀賞一番然后再下筆。詩不能照搬生活,特別是詠物之作,貴在“寄興寫情”。從這個角度看,寶釵的觀點無疑是可取的,古往今來的優(yōu)秀之作莫不如此。以詠梅而言,不論是林逋的《山園小梅》還是陸游的《卜算子·詠梅》,都是旨在傳達梅花之神,而對梅花之外形并沒有作具體的描寫。
薛寶釵的詠白海棠詩正是其創(chuàng)作主張的最好實踐。詩不拘泥于賦白海棠之形,而是重在傳白海棠之神,重在比興寄托,于是有了“胭脂洗出秋階影,冰雪招來露徹魂”的傳神之筆,有了“淡極始知花更艷,愁多焉得玉無痕”的寄興之意,因而這首詩也成了寶釵性格的一個形象寫照,人們由這首詩便會很容易地想象出她那特有的端莊穩(wěn)重、敦厚溫柔的品格,乃至她的氣斂神藏、內(nèi)蘊外樸、以退為進的處世哲學。特別是“淡極始知花更艷,愁多焉得玉無痕”二句,深蘊哲理,更能引人遐想。有人說寶釵倡導“寄興寫情”,而此詩卻并非以“情”、“興”見長,未取法唐詩,而是效法宋詩。此說不免有些欠妥,顯然是把“寄興寫情”面看得太窄了。其實這里的“情”和“興”包涵的內(nèi)容是很廣的,這首詩堪當“寄興寫情”的詠物佳作,完全可以自立于古代優(yōu)秀詠物詩作之林。
三
在第三十七回中,還有對薛寶釵反對因作詩限韻而束縛人的作法的描寫。眾姐妹欲作菊花詩:
湘云依說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該限何韻?”寶釵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韻的,分明有好詩,何苦為韻所縛。咱們別學那小家派,只出題不拘韻。原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并不為此而難人。”湘云道:“這話很是。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p>
在寶釵看來,詩不必限韻,如限韻定會束縛人,這樣就不會作出好詩來,顯得“小家派”。這表明在形式和內(nèi)容的關系上,寶釵更重視內(nèi)容,形式是為內(nèi)容服務的。在當時能有這樣的見解是難能可貴的。
由薛寶釵的這一主張我們自然想起了林黛玉。在第四十八回中,林黛玉就詩歌句法、章法和立意的關系也發(fā)表過很好的見解。她認為,詩歌應有“起、承、轉、合”的形式,要講究對仗和聲韻,其中又以“詞句新奇為上”;但她更強調(diào)的是立意,認為:“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要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初步揭示了詩歌內(nèi)容與形式的辯證關系。薛寶釵所說和林黛玉是異曲同工的。
四
薛寶釵對詠史詩也發(fā)表了很好的見解。
薛寶釵認為作詩不能因襲步擬古人,而要勇于翻出新意來,這樣才可能寫出好詩。在第六十四回中寶釵曾指出:
? ? 做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腳蹤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究竟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詠昭君之詩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后來王荊公復有“意態(tài)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永叔有“耳目所聞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各出己見,不與人同。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
寶釵所說的“第二義”即次要的,與“第一義”相對而言。所謂“第一義”,即佛家無上至深之妙理,通常用以指事理之最根本、最緊要者。[1]王荊公即王安石,北宋政治家、文學家,曾封荊國公,世稱“王荊公”;“意態(tài)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二句見其《明妃曲》。歐陽修字永叔,北宋政治家、文學家;“耳目所聞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句見其《明妃曲再和王介甫》。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寶釵對中國古代詩歌熟記于胸,反映了她目光四射、濁照深微的識見。
古代的詠史詩多如牛毛,但多是人云亦云之作,沒有什么新意可言。詩至晚唐,李商隱、杜牧、皮日休、羅隱等人,于詠史題材善作翻案文章,讀來耳目一新,令人深思,確有史論價值。如李商隱的《賈生》、杜牧的《赤壁》、皮日休的《汴河懷古》、羅隱的《西施》等,皆是翻案出奇之作。宋代的王安石、歐陽修繼承并發(fā)展了這種傳統(tǒng),他們歌詠王昭君,借古諷今,寓意深遠,于舊的題材中翻出了新意,化腐朽為神奇,襲故而彌新,讀來的確能給人以啟發(fā)。
寶釵特別舉出王安石的“意態(tài)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和歐陽修的“耳目所聞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兩聯(lián)詩來,可謂獨具慧眼。
王安石寫過不少詠史懷古的詩篇,通過對歷史人物功過得失的評價,抒發(fā)其遠大的政治抱負,表達對朝政的憤慨,以史喻今,見解新穎。其中,《明妃曲》尤為出色: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態(tài)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這是一首立意新穎、善翻舊案的詠史詩,一反歷代歌詠王昭君的詩歌留戀君恩、怨而不怒的傳統(tǒng)見解和歸咎毛延壽欺君的正統(tǒng)觀念:“在歷代文人繁多的題詠里,王昭君大抵是一位深可哀矜的悲劇人物,漢元帝是一個事先受蒙蔽、事后情意纏綿的多情皇帝,而毛延壽則是釀成明妃悲劇的禍首。元代馬致遠的《破幽夢孤鴻漢宮秋》雜劇,集中地表現(xiàn)了這一觀點。王安石這首詩卻獨出機杼,于傳統(tǒng)見解中翻出新意?！盵2]所謂“獨出機杼”和“翻出新意”主要表現(xiàn)在:明妃的形象可愛可敬;封建君王是罪魁禍首;為毛延壽鳴不平;諷喻現(xiàn)實:一是宋王朝對外的軟弱無能,二是壓抑人才。特別是《明妃曲》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封建君王,認為是漢元帝親手制造了王昭君的悲劇,毛延壽獨當罪名是冤枉的,可見立意之新奇,揭露之大膽,筆鋒之犀利。這首詩在當時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歐陽修、司馬光、劉敞等均有和作。
歐陽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二首很有名,其二更富于新意: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聞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夸。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漂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借王昭君的傳統(tǒng)故事批評了漢元帝“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的昏庸無能,甚至尖銳地指出:“雖能殺畫工,于事竟何益?！薄皾h計誠已拙,女色難自夸?！弊髡哂衷谕醢彩幕A上提出了更加尖銳的問題。詩實是借古喻今,表達了對當今朝廷的軟弱及屈服于外力的不滿,提出了造成歷史人物王昭君不幸根源的看法,表現(xiàn)了其詩議論化的特點。
寶釵能在眾多詠王昭君的詩中獨選出這兩首,認為“二詩俱各出己見,不與人同”,這樣的見識十分難得,令人有撥開陰霾見青天之感。由寶釵盛贊王安石、歐陽修的兩首詠昭君的詩,我們也能從中聯(lián)想到《紅樓夢》對封建君王的批判態(tài)度,作者之膽識可見一斑。
不僅如此,寶釵還認為黛玉的五首詠史詩與王安石、歐陽修的兩首詠史詩一樣,都是因“立意新奇”而“別開生面”,從而對黛玉的詩作予以高度的贊美,打破了封建社會“文人相輕,自古而然”[3]第1冊,158的陋習,體現(xiàn)了寶釵的大度。
第五十一回,薛寶琴新編《懷古詩》十首,在最后兩首《蒲東寺》、《梅花觀》中分別提到了《西廂記》、《牡丹亭》的故事情節(jié),眾人聽了都稱奇道妙,而薛寶釵卻說: 前八首都是史鑒上有據(jù)的;后二首卻無考,我們也不大懂得,不如另作兩首為是。
其實,薛寶釵對《西廂記》和《牡丹亭》這兩部古典戲曲不僅不陌生,而且她最初也是很喜歡的。在第四十二回中她曾經(jīng)親口對林黛玉說她家中“諸如這些`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并且她還說:“他們是偷背著我們看,我們卻也偷背著他們看。后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才丟開了。”薛寶釵說自己對《蒲東寺》和《梅花觀》所描寫之事“不大懂得”,不過是反對作詩以《西廂記》和《牡丹亭》的故事為歌詠的題材罷了。而非常喜歡《西廂記》和《牡丹亭》的林黛玉則批評薛寶釵這種說法“忒`膠柱鼓瑟',矯揉造作”,又進一步對薛寶釵說:“這兩首雖于史鑒上無考,咱們雖不曾看這些外傳,不知底里,難道咱們連兩本戲也沒有見過不成?那三歲孩子也知道,何況咱們?”林黛玉和薛寶釵二人對《西廂記》和《牡丹亭》不同的思想傾向生動地說明了林黛玉敢于突破封建禮教的束縛,思想上更多一些進步的意識,同時也說明薛寶釵在思想上更守舊,受封建禮教思想戕害更深。
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問題的另一面。薛寶釵說《蒲東寺》和《梅花觀》于“史鑒”上“無考”,這話本身并不錯?！段鲙洝泛汀赌档ねぁ樊吘故俏膶W創(chuàng)作,薛寶琴所作的詩畢竟是懷古詩,如果懷古詩所歌詠的事情于“史鑒”上“無考”,這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過去的。從這一點上說,薛寶釵主張“不如另作兩首為是”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對此似不應該指責,更不應該不加分析地給薛寶釵亂扣帽子。
如果聯(lián)系薛寶釵對《西廂記》和《牡丹亭》一貫的看法,我們?nèi)匀徽J為,作者在這里是有意識地展示林黛玉和薛寶釵兩個人物形象在思想傾向上的巨大差別。不過曹雪芹故意把這件事情寫得很含蓄,作者的觀點深深地隱含在字里行間,不讓它輕易地流露出來,給廣大讀者留下了足夠的想象空間,讓讀者自己去體會。這種藝術手法是很高妙的。
五
薛寶釵論詩,還涉及到了詩人的藝術風格問題。
在第四十九回中,因香菱作詩入魔,史湘云整日大談寫詩,小說曾有對史湘云開玩笑的描寫:
如今香菱正滿心滿意只想作詩,又不敢十分羅唣寶釵,可巧來了個史湘云。那史湘云又是極愛說話的,那里禁得起香菱又請教他談詩,越發(fā)高了興,沒晝沒夜高談闊論起來。寶釵因笑道:“我實在聒噪的受不得了。一個女孩兒家,只管拿著詩作正經(jīng)事講起來,叫有學問的人聽了,反笑話說不守本分的。一個香菱沒鬧清,偏又添了你這么個話口袋子,滿嘴里說的是什么:怎么是杜工部之沉郁,韋蘇州之淡雅,又怎么是溫八叉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放著兩個現(xiàn)成的詩家不知道,提那些死人做什么!”湘云聽了,忙笑問道:“是那兩個?好姐姐,你告訴我。”寶釵笑道:“呆香菱之心苦,瘋湘云之話多。”湘云香菱聽了,都笑起來。在這個片斷中,寶釵所說的話固然反映了她對女兒家作詩的偏見,所取笑的也是香菱、湘云作詩之忘情投入,從中可以體味出作者在人物形象中寄寓的褒貶情感,但是從薛寶釵轉述湘云的話中完全可以看出她對中國古代的一些大詩人的藝術風格還是熟爛于心、了如指掌的,足以表明其詩歌素養(yǎng)之高。
杜工部即杜甫,曾任工部員外郎,詩風沉郁頓挫;韋蘇州即中唐詩人韋應物,曾任蘇州刺史,詩風恬淡自然;溫八叉即晚唐詩人兼詞人溫庭筠,相傳他才思敏捷,叉手八次即可成詩,故有此雅號,詩風秾艷綺麗;李義山即晚唐著名詩人李商隱,其詩意境朦朧,旨意難解,元好問《論詩三十首》有云:“望帝春心托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盵4]在肯定李商隱詩的前提下,對其詩寓意深微、婉曲典麗、朦朧難解的特點也有惋惜。
其實,《紅樓夢》中這番評論詩人風格的話是有所本的。明代高棅《唐詩品匯·序》就曾指出:
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大歷、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閑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沖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刀_成以后,則有杜牧之豪放,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頻、李群玉輩,尚能黽勉氣格,將邁時流,此晚唐變態(tài)之極,而遺風余韻,猶有存者焉。[3]第3冊,14
唐代詩歌繁榮,詩人輩出,流派眾多,風格各異,《唐詩品匯·序》對此有精辟的論述。薛寶釵在閑談中即能說出李白、杜甫、杜牧、溫庭筠、李商隱等人的藝術風格,從中也可以看出作者曹雪芹讀書涉獵之廣。
薛寶釵論詩不僅注意到不同詩人的不同風格,而且還主張具體到每個詩人,藝術風格也應該是多樣化的。如在第七十回中,看了林黛玉的《桃花行》詩后:
寶玉看了并不稱贊,卻滾下淚來。便知出自黛玉,因此落下淚來,又怕眾人看見,又忙自己擦了。因問:“你們怎么得來?”寶琴笑道:“你猜是誰作的?”寶玉笑道:“自然是瀟湘子稿?！睂毲傩Φ?“現(xiàn)是我作的呢?！睂氂裥Φ?“我不信。這聲調(diào)口氣,迥乎不像蘅蕪之體,所以不信?！睂氣O笑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首只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紅綻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媚語?！睂氂裥Φ?“固然如此說。但我知道姐姐斷不許妹妹有此傷悼語句,妹妹雖有此才,是斷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經(jīng)離喪,作此哀音?！北娙寺犝f,都笑了。
在這段對話中,應該說不論是薛寶釵還是賈寶玉,所發(fā)表的見解都有道理,只不過他們是從不同的角度說的。
賈寶玉看了《桃花行》就“滾下淚來”,并且斷定“自然是瀟湘子稿”,這不僅表明了他對詩歌的感悟和理解能力之高,也表明了他性格中對弱者多憐憫、多同情的特點,同時也表明了他對詩歌創(chuàng)作有較深刻的認識,因為他知道,詩人的遭際和詩歌的藝術風格是密切相關的。在賈寶玉看來,正因為林黛玉“曾經(jīng)離喪”,才可能“作此哀音”,薛寶琴沒有林黛玉這樣的經(jīng)歷,“雖有才,是斷不肯作的”。
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即事物的普遍性;另一個方面,事物也有其特殊性,對此,賈寶玉的理解或許還不是非常深刻。如果從發(fā)展的眼光來看,多愁善感的林黛玉有時或許也能寫出另類風格的詩,薛寶琴作出這樣的詩也不能說就絕對不可能。如果真正是一個大作家,他的經(jīng)歷非常豐富,而且他又像杜甫在《戲為六絕句》中所說“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5]901的話,其詩歌的藝術風格一般來說不應該是單一的,而是多樣化的。如果從這一點上看,薛寶釵的看法的確比賈寶玉眼界高。
杜詩的突出風格是沉郁頓挫。杜甫在向唐玄宗投獻《雕賦》的表文中說:“臣之述作,雖不能鼓吹六經(jīng),先鳴數(shù)子,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揚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盵5]2172“沉郁頓挫”本是用來形容其辭賦的。宋代嚴羽《滄浪詩話》云:“李杜二公,正不當優(yōu)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道。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郁。”[6]首次以“沉郁”來概括杜詩的風格。至清代,朱彝尊、翁方綱、吳瞻泰、方東樹、陳廷焯等人均以“沉郁頓挫”來概括杜詩的風格,世稱允當。
“沉郁”和“頓挫”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清人吳瞻泰《杜詩提要》云:“沉郁者,意也;頓挫者,法也?！辈粺o道理。一般說來,“沉郁”是就思想內(nèi)容而言,指浩瀚博大的憂國憂民的思想、雄渾深遠的意境和凝重深沉的感情色彩等;“頓挫”是就藝術形式而言,指波瀾曲折的章法、遒勁剛健的語言和鏗鏘有力的節(jié)奏等。袁行霈《中國文學史》說:“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壯大深厚;頓挫,是情感表達的波瀾起伏、反復低回?！薄八脑娪幸环N深沉的憂思,無論寫民生疾苦、懷友思鄉(xiāng),還是寫自己的窮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闊大的。他的詩,蘊涵一種厚積的感情力量,每欲噴薄而出時,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養(yǎng)所形成的中和處世的心態(tài),便把這些噴薄欲出的悲愴抑制住了,使它變得緩慢、深沉,變得低回起伏?！盵7]在杜詩中,“沉郁”和“頓挫”二者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形成這種藝術風格的主要因素是:時代環(huán)境的急轉直下、個人生活的窮愁潦倒、思想感情的渾厚深廣和心胸氣魄的寬廣浩大。
這種風格突出地體現(xiàn)在那些充滿悲劇色彩、感情深厚、體制宏大的詩篇中。正因如此,杜詩無論抒情、詠物或敘事都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和主觀感情色彩。沉郁頓挫是杜詩的主導風格,這是就整體而言的;而就每一首來說,又各有特征,或壯麗,或雄渾,或悲涼,或蒼勁,或奔放,或輕靈,但基本都統(tǒng)一在沉郁頓挫的基調(diào)上。
薛寶釵所舉的“叢菊兩開他日淚”詩句見于杜甫的《秋興》八首之一:
? ?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涌,塞上風云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秋興》八首是大歷元年(766)流寓夔州(治所在今四川省奉節(jié)縣)時作,此時的杜甫已經(jīng)到了衰暮之年。所謂“秋興”,就是因秋天的景物而感興,有觸景生情之意。這是八首中的第一首,描寫夔州蕭森的秋景,抒發(fā)流離漂泊之苦,表達心念故國之情?！皡簿諆砷_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一聯(lián)非常有名,是說兩次看到菊花開放(也即兩年),滯留蜀地,回首往事,不禁潸然淚下;孤舟系在夔州江邊,無法東歸,這更牽動了作者思念故園之心。正如明代王嗣奭《杜臆》所說:“山上則叢菊兩開,而他日之淚,至今不干也;江中則孤舟一系,而故園之心,結而不解也。”這樣的詩,就藝術風格而言,應該說是沉郁頓挫的。
薛寶釵所舉的“紅綻雨肥梅”見于杜甫的《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十首之五:
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興移無灑掃,隨意坐莓苔。
“水荇牽風翠帶長”見于《曲江對雨》:
城上春云覆苑墻,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燕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
其中“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和“林花著雨燕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兩聯(lián)都是非常有名的詩句,后人常常把它們當成寫景狀物和錘煉字詞的典范而津津樂道。這兩首詩輕靈明麗、清新嫵媚,的確與杜詩的主導風格沉郁頓挫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薛寶釵說“難道杜工部首首只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紅綻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媚語”,是很有見地的。
六
在《紅樓夢》中,薛寶釵的詩歌主張和創(chuàng)作實踐是一致的。前面所論薛寶釵《詠白海棠詩》即是,這里不再贅言。
薛寶釵在理論上主張詩要立意新奇,善翻古人之意,在實踐上也是這樣做的?！杜R江仙》一詞就很好地體現(xiàn)了她的這一主張:
白玉堂前春解舞,東風卷得均勻。蜂圍碟陣亂紛紛。幾曾隨逝水,豈必委芳臣。
? ? 萬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韶華休笑本無根。好風頻借力,送我上青云!
這是一首歌詠柳絮的詞作。在亮出這首詞之前寶釵曾說: 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輕薄無根無絆的東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說好了,才不落套。所以我謅了一首來,未必合你們的意思。
這就足以說明,薛寶釵本來就想作出一篇翻案文章。
寶釵之前寫柳絮的那幾首詞,格調(diào)幾乎都是哀怨愁苦的,如探春和寶玉合作的《南柯子》云:“也難綰系也那羈,一任東西南北各分離”,“鶯愁蝶倦晚芳時,縱是明春再見隔年期”;黛玉的《唐多令》云:“漂泊亦如人薄命,空繾綣,說風流”;寶琴的《西江月》云:“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離人恨重”;縱然是風流俊爽、英豪闊大的湘云,她的《如夢令》也有“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別去”的句子。
寶釵這一首《臨江仙》同上述幾首低徊哀婉的格調(diào)完全相反,充滿了樂觀開朗、昂揚奮發(fā)的情緒。史湘云只看了詞的前二句“白玉堂前春解舞,東風卷得均勻”,就高興地贊美說:“好一個`東風卷得均勻'!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倍@同薛寶釵“行為豁達,隨分從時”的性格是完全一致的。其中“幾曾隨逝水,豈必委芳塵”二句,或許是有意識地翻用蘇軾《水龍吟》詞中“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之意,很有奮發(fā)向上、樂觀昂揚的情趣。特別是“好風頻借力,送我上青云”二句,唱出了古今柳絮詩詞的最高音,也讓人們透過詞句看到了寶釵在賈府中因深得眾人喜歡而躊躇滿志的得意心態(tài)。
這首詞不僅善翻古人蜘意,而且形象地展示了人物的個性特征,賦形傳神,寄托遙深,感物抒懷,格調(diào)高昂,當是詠物詞的佳作,難怪獲得了大觀園里那些青年詩人的一致好評,令他們拍案叫絕,由衷贊嘆:“果然翻得好氣力,自然是這首為尊?！币虼?薛寶釵在大觀園又一次奪魁詩壇,贏得了眾人的青睞,這當是情理中事。
七
由薛寶釵詩論,我們看到了曹雪芹詩學思想的一個側面。
在《紅樓夢》中,曹雪芹把他的詩學主張借博學多才的薛寶釵之口形象地表達了出來,但是小說中卻寫得非常巧妙,非常自然,不露一絲痕跡,也沒有一點說教氣,完全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征,這不能不令人佩服。
曹雪芹是一位偉大的小說家,他一生坎坷而短暫,最后卻英年早逝,被貧窮和疾病奪去了生命。他對詩詞曲賦有著高深的藝術修養(yǎng),有著獨特的藝術見解。他為小說中眾多的人物形象創(chuàng)作了那么多既切合人物各自性格特征,又具有極高藝術價值的詩詞曲賦,令后人驚佩不已,贊嘆絕倒。但是,由于很多復雜的原因,今天除未完的《紅樓夢》外,我們只能讀到他的兩句詩:“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笨梢钥闯?詩的風格深受李賀影響,卻又不乏自己的個性。張宜泉說曹雪芹“君詩未曾等閑吟”,敦誠也說“愛君詩筆有奇氣”,曹雪芹的詩才從這里可見一斑。千古文章未盡才,曹雪芹最終沒來得及把他的文藝主張和美學思想系統(tǒng)而全面地表述出來。
在談到薛寶釵的《柳絮詞》時,有論者指出:“薛寶釵的《柳絮詞》或許是曹雪芹詩歌見解的又一次弘揚,又一次嘗試。一次力求超越古人,作翻案文章的嘗試。這次嘗試之所以借薛寶釵之口之手來完成,自然考慮到`文如其人'的因素。譬如,從這首詞中可以看到薛寶釵慣有的不頹唐不萎靡不`喪敗'的心態(tài)和偶一閃現(xiàn)的堅韌弘毅自信自強的內(nèi)質。聯(lián)系當時的具體環(huán)境,還包含著不甘落伍不甘平庸刻意求新逞強好勝的潛在動因。但這并不是問題的主要部分,這僅僅是解讀此詞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這首詞的制作,還包含著作家本人按捺不住的強烈的自我表現(xiàn)欲望,即把他關于詩歌創(chuàng)作的精彩獨到的振聾發(fā)聵的見解抒發(fā)出來,把他力求`翻古人之意'的詩歌理念抒發(fā)出來,就好像借薛寶釵之口發(fā)表的那一大篇精彩的`畫論'一樣?！盵8]說得很有道理。在《紅樓夢》中,曹雪芹的確有借薛寶釵之口來發(fā)表自己詩歌見解的意思。
另外,盡管薛寶釵和林黛玉在思想性格上有很大的不同,有時甚至是對立的,即便是在詩歌的風格上,她們的區(qū)別也是相當明顯的,如第三十七回李紈不是曾以“風流別致”和“含蓄渾厚”來分別評價她們二人詠白海棠詩的不同風格嗎?但是,在對于詩歌創(chuàng)作的看法上,如關于主張詩歌立意新穎、不落俗套等方面,她們卻有很多驚人的相似之處,這恐怕既是所謂“英雄所見略同”,又是曹雪芹的詩歌主張的具體體現(xiàn)吧。
再者,在《紅樓夢》中,薛寶釵、林黛玉和史湘云等人年紀都還很小,在大觀園詩社階段大概也只是剛過孩提時代,是少年向青年的過渡時期。在現(xiàn)實生活中,這樣小的年紀,不論學識還是閱歷都是十分有限的。但是《紅樓夢》中這些少女不僅錦心繡口,出口成章,揮筆成詩,而且還有如此高的詩歌理論修養(yǎng)和藝術見解,這恐怕是一種理想化的浪漫的描寫。作者之所以這樣寫,主要還是借以表達自己的詩學理想吧!
曹雪芹在小說中讓聰明靈秀、博聞廣識的薛寶釵等人出來談論詩詞,并且見解又非同凡響,甚至一鳴驚人,這是一種既巧妙又自然,同時又闡述自己詩歌主張的方式,從中足以看出曹雪芹的獨具匠心。
——摘自2008年第1期第33卷(總第154期)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