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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于 《aeon》

作者：Martin Jay

譯者：沈園園? 校對：泮海倫

A history of alienation

異化的歷史

人們對從和諧狀態(tài)“異化”的恐懼有著漫長而曲折的歷史。從亞當、夏娃被逐出伊甸園到奧德修斯回到伊薩卡的史詩之旅，西方文化中，關于驅逐與回歸的故事比比皆是。進入現(xiàn)代，尤其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異化”一詞在上世紀成為了一個類似護身符的術語。那時的美國正變得越來越富裕，貧困人口、社會不公、階層固化和宗教迫害這些先前面臨的壓迫似乎都不再是困擾。評論家和知識分子需要一種新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不滿情緒。使用谷歌Ngram viewer瀏覽器在英文書籍中搜索“異化”一詞，可以發(fā)現(xiàn)這個詞的頻率從1958年開始呈現(xiàn)爆破式增長，1974年到達頂峰，隨后卻以迅雷不急掩耳之勢下降。這是為什么呢？是因為“異化”現(xiàn)象本身已經(jīng)不復存在，還是僅僅因為它使用的語境如今已經(jīng)完全發(fā)生改變？

“異化”的英文“alienate”來源于拉丁語 “alienare”（意為帶走，去除，讓渡）。 它在早期有許多的含義，包括財產(chǎn)轉移，人神殊途，精神障礙和人際關系不和（“感情疏遠”甚至成為離婚的合法依據(jù)）。 從奧古斯丁到讓·雅克·盧梭和索倫·克爾凱廓爾，無論是神學家還是哲學家都曾仔細研究它的形而上學和精神意義。后來，埃米爾·涂爾干、格奧爾格·齊美爾和馬克斯·韋伯等現(xiàn)代社會學家都擔憂“異化”可能成為后工業(yè)社會的副產(chǎn)品。涂爾干的“失范”、齊美爾的“文化悲劇論”以及馬克斯·韋伯提出的官僚制度下的 “鐵籠”，這些廣為流傳的概念其實都是對“異化”的探討。

注：涂爾干的“失范”：涂爾干認為，社會分工的發(fā)展快于這種分工所要求的道德基礎，這樣，社會的某些方面便受到不適當?shù)目刂?，從而導致失范。涂爾干還把失范與現(xiàn)代社會的病態(tài)相聯(lián)系。例如，他在《自殺論》一書特別研究了失范型的自殺。失范型自殺就是在社會規(guī)范對什么事情可以去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去做還處于搖擺不定的狀態(tài)時，人們陷入矛盾狀態(tài)之中而容易引起的一種自殺。他認為，無論是經(jīng)濟蕭條時期還是經(jīng)濟繁榮時期，自殺事件都會有所增加，因為上述兩個時期均置人們于一種新的社會環(huán)境，使他們原有的準則和規(guī)范失去了作用，生活變得漫無目的，自殺便容易發(fā)生。

齊美爾的“文化悲劇論”：即主觀文化和客觀文化理論。主觀文化是指人類自身道德水平自己人性的發(fā)展，而客觀文化是人類創(chuàng)造的一切為人類精神或物質需求服務的存在，比如游戲，電影，漫畫，小說等等。齊美爾認為人類自身的發(fā)展越來越受到客觀文化的限制停滯不前，千年前人類修養(yǎng)道德水平和現(xiàn)在區(qū)別不大，但是客觀文化已經(jīng)飛速的發(fā)展，人類被自身創(chuàng)造的東西所奴役而忽視自身思想的進步。

韋伯的“理性鐵籠”隱喻是西方韋伯學的一個基本概念。理性鐵籠預示著現(xiàn)代人的命運，從“宗教-神本位”的理性主義解脫出來的現(xiàn)代人，因為失去了靈魂與心靈的依托，使得整個生活狀態(tài)處于沒有根的“漂浮狀態(tài)”，職業(yè)的分化造就了一批“沒有靈魂的專家”，而完全專業(yè)化、非人格化的資本主義社會運作，使得現(xiàn)代人受到了“為賺錢而賺錢”的經(jīng)濟秩序的奴役，同時還受到了科層制普遍化的奴役，人不僅成為只顧賺錢的行尸走肉，也成為組織機器中的無生命螺絲釘。Mr. Power（權力先生）與Ms. Money（金錢小姐）互為經(jīng)緯，形成了現(xiàn)代人的理性“鐵籠”。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異化”表現(xiàn)為一種近乎普遍的精神和心理上的痼疾。存在主義哲學家，如讓·保羅·薩特，用它來描述人類基本的生存狀態(tài)。小說家，如《局外人》（The Stranger ，1942）的作者阿爾貝·加繆在作品中描述了在面對突如其來的暴力時，人們無動于衷、麻木不仁的表現(xiàn)。塞林格1951年發(fā)表了小說《麥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 ）。這部小說塑造了一位反英雄的主人公形象，霍爾頓·考菲爾德（Holden Caulfield）是一位與世界格格不入的少年，青少年犯罪、離婚率飆升、政治冷漠、藥物濫用等社會現(xiàn)象都可以用“異化”來解釋，這個詞表現(xiàn)了現(xiàn)代生活的基本病態(tài)。

然而，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最終將“異化”的含義從很難被定義的不適感受轉變?yōu)閷唧w社會狀況的描述。1844年，《巴黎手稿》問世，但直到一戰(zhàn)后才被人發(fā)現(xiàn)。在這部著作中，馬克思從三個方面闡述了勞動的異化，他認為資本主義世界中的“異化”都來源于勞動異化。在馬克思的分類中，“異化”首先表現(xiàn)為勞動產(chǎn)品的異化：工人失去對他或她的勞動產(chǎn)品的所有權，產(chǎn)品在市場上作為商品出售，其利潤為資本家所有。其次是勞動過程的異化：此前勞動能夠滿足人的內(nèi)在需求，勞動過程也是愉悅的，但隨著社會分工的發(fā)展，流水線高效率的要求慘無人道，勞動變成了一種被迫的謀生手段。第三種也是最后一種“異化”是勞動者類本質的異化：包括社群集體團結的瓦解，隨著具有競爭色彩的個人主義興起而消失。

注：人的本質源于勞動，這是馬克思所堅持的。人的本質是在勞動中實現(xiàn)的，而且勞動也實現(xiàn)了人同動物的根本區(qū)別。與動物的那種被動的、出于本能的適應自然環(huán)境不同，人可以根據(jù)自己的目的和需要有意識地、主動地改造自然，使用自己生產(chǎn)出來的工具來從事勞動實踐，從而通過獲取生活資料來實現(xiàn)自己的生命存在，從而實現(xiàn)了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自然的目的，將自己的生命與生存從自然的權威支配下得到了掙脫和解放，掙脫了本能生命活動的束縛并超越了它，從而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支配和主宰自身作為生命活動的主體。由此，馬克思確認了勞動構成了人的本質。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人的本質伴隨著被異化的勞動并異化。

在馬克思的理論基礎上，一種被稱為“馬克思人本主義”（Marxist Humanism）的思想流派發(fā)展起來，在20世紀60年代盛極一時。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經(jīng)濟剝削，而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則關注更廣泛的生活經(jīng)驗問題?！榜R克思的人本主義”是由埃里?！じヂ迥返人枷爰姨岢龅摹８ヂ迥氛J為馬克思作為歷史事實的科學分析者，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且喜歡以馬克思早期作品為依據(jù)，探討資本主義如何扭曲人類關系的本質。

這些“異化”理論都基于一個共同的假設——不論是個人與集體的異化，還是勞動產(chǎn)品與人類的異化，都會讓人感到極度恐慌?！爱惢笨梢员憩F(xiàn)為客體對主體、他人對自我、機械對有機體以及死者對生者的支配。從心理學、社會學、宗教學或哲學的角度來看，異化都讓人感到痛苦，它讓人難以感受到自身的完整性，也難以融入這個世界。比起無家可歸、無依無靠或自我斷裂（self-fractured），人們顯然更喜歡擁有固定的身份，能自如地表達與交往。對于少數(shù)幸運的世界主義者來說，漂泊可能意味著四海為家，但對于那些感覺像是永久流亡的人來說，這意味著無家可歸。

相反，克服“異化”的過程其實是追求自我透明、自我真實、人格完整和集體團結的過程。知道結局后再看《圣經(jīng)》和神話中的故事，那些漂泊的日子在基督教教義中被稱為“幸運的墮落”（felix culpa or ‘fortunate fall’）。“異化”也許是救贖輪回中的一段必經(jīng)之路，喪失天真恰恰意味著我們達到了更高層次、更具有反思性的完整人格?！爱惢笨梢杂蒙裾搧斫忉?，即惡的存在是為了達到更加包容的善。

注：神正論：神權之所以有統(tǒng)治世界的權利，不僅僅根植于神人之間的契約，而且有更高方面的支持，這種支持顯然來自超驗的價值，從正義論的角度來看，它體現(xiàn)的乃是一種超驗的正義。

然而，在黑格爾的《精神現(xiàn)象學》（1807）中，“異化”的表述仍然是“苦惱意識”。它既不如人墮落前的恩典（pre-lapsarian grace），也不如人墮落后的救贖（post-lapsarian redemption）。不管“異化”在宏觀層面發(fā)揮什么作用，“異化”的受害者仍然渴望用“回歸”結束他們的“流離失所”。

注：黑格爾認為，所謂的異化就是活動主體在自身的發(fā)展過程中由于自身的矛盾而產(chǎn)生出自己的對立面，即客體。然而客體又作為一種異己的和外在的力量反過來對主體進行壓制和束縛，這就是異化的過程。黑格爾的異化理論本身具有一個其自身的發(fā)展過程。

那么為什么我們不再“異化”了呢？“異化”這個廣泛的共識是如何在20世紀70年代失去統(tǒng)治地位的？ 是什么讓美國歷史學家大衛(wèi)·施泰格瓦爾德在2011年高呼：“霍爾頓·考菲爾德，你到哪里去了？”這個概念已經(jīng)無法承載原有的情感，無法解釋原先代表的事物了嗎？還是人們發(fā)現(xiàn)了其他還未被消除的壓抑情感？亦或是“異化”在上一代人中是很常見的，但這一代，“異化”卻成為了奢侈的自我放縱？

這些因素雖然起了一部分作用; 但三個關鍵的歷史轉折點才是更值得深入探討的。第一個來自馬克思人本主義本身的主張。它早期的倡導者們把“異化”視為偽科學主義、商品經(jīng)濟拜物教的解毒劑，能為蘇聯(lián)“辯證唯物主義”正名。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當20世紀60年代“異化”在馬克思主義者中大行其道之時，另一種反對它的聲音出現(xiàn)了。根據(jù)批評者的說法，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為征服者提供了一種虛假的滿足感，用來緩解階級斗爭，就像身處烏托邦之中。

注：能指和所指是語言學上的一對概念，能指意為語言文字的聲音，形象;所指則是語言的意義本身。按照語言學家或者哲學家們的劃分，人們試圖通過語言表達出來的東西叫"所指"，而語言實際傳達出來的東西叫"能指"。傳統(tǒng)的觀點認為所指和能指是精確相對應的，因而符號通過與存在物的符合獲得價值。而現(xiàn)在人們越來越發(fā)現(xiàn)，由于歷史，學科和經(jīng)驗的不同，所指和能指并不總是一一對應的方式，我們說一句話，寫下一句詩的同時，往往要以別的詞匯或者句子作為參照，為了了解所指，我們總是要不斷借助其他的能指，這樣所指的意義便在這種不斷借用其他能指的過程中被"延宕"，"豐滿"，"變異"了。既然從能指的差異無法導出與所指的固定聯(lián)系，既然所指不在場，我們就不能通過能指達到所指，無法從語言的表述系統(tǒng)達到世界的本體。如此，不僅語言的固定結構不復存在，結構主義從各種文化現(xiàn)象的固定結構來證明的邏各斯中心主義也因之而消解。在資本主義生產(chǎn)過程中，勞動創(chuàng)造的對象產(chǎn)生異化，異化就是勞動者的主體地位的喪失，資本主義幾百年的發(fā)展史就是異化逐步深化的歷史。憑借消費經(jīng)濟和新傳媒的力量，資本不僅控制了勞動，而且控制了勞動者的生活或者說消費。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引導我們看到異化的步步深入直至真正的主體異化。我們需要做到的是，在當下的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中，實現(xiàn)馬克思所說“在對象世界的異化存在中揚棄對象世界而現(xiàn)實地占有自己的對象性本質”。

走出舒適圈，對外界多一些批判性的思考

這就是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馬克斯·霍克海默和對迪奧多·阿多諾所說的“文化工業(yè)”：黑格爾的“苦惱意識”被大眾文化和大眾消費的樂趣所掩蓋，人們無法感受到自身痛苦的真實境況。在《單向度的人》（1964）中，哲學家赫伯特·馬爾庫塞批判了“先進的工業(yè)文明”讓人鈍化。他寫道：“這種文明的生產(chǎn)力和效率極高，能增加和傳播使生活舒適的事物，具有變廢為寶和化腐朽神奇的能力，還在很大程度上將客觀世界轉化為人類心靈和身體的延伸，它的這些特點都使“異化”這一特定概念本身成了問題?！?/p>

詩人兼劇作家貝爾托·布萊希特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預料到了這種文化會受到無情的批判。他的“史詩劇場”概念就試圖扭轉傳統(tǒng)的“烹飪劇場”（culinary theatre）的思想束縛?！芭腼儎觥笨偸窃噲D讓觀眾貼近角色，從而引發(fā)共鳴。對此，布萊希特嗤之以鼻，并提出了所謂“間離效果”（Verfremdungseffekt or ‘estrangement effect’）來打破這種模式（德語的Verfremdung是Entfremdung的一個變體，這個術語通常被翻譯為異化）。即演員們毫不掩飾表演的痕跡，并且經(jīng)常突破將舞臺與觀眾席隔開的“第四面墻”，以更好地呈現(xiàn)表演效果。

布萊希特打破了舞臺上的現(xiàn)實主義幻覺，極力阻止觀眾與劇中人物產(chǎn)生情感上的認同，他讓觀眾重新審視過去熟悉的東西，對藝術世界以外不公正的現(xiàn)象進行批判反思。他認為，人們應該走出舒適圈，對外界多一些批判性思考，增加獨立反思的時間，減少審美上的安慰。至少，直到工業(yè)文明的幻象破滅和虛假的滿足感幻滅之前，批判思考才是人類社會需要的。只有真實的異化狀態(tài)暴露出來，人類才能真正得到治愈。

這樣的論點仍然是基于“異化”是一種需要被糾正的病態(tài)這一前提。但如果所謂的治愈就是“異化”本身呢？后結構主義對“異化”概念進行了更激進的反擊。盡管觀點復雜各異，但“后結構主義”的思想家們都對一個關鍵的假設表現(xiàn)出懷疑：個體或集體的統(tǒng)一性和完整性本就優(yōu)于差異性和分散性。

從20世紀70年代起，從人文科學的所謂“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中便可以看到其對統(tǒng)一性的拋棄。它從許多不同的語言理論中獲得啟發(fā)：普通語言哲學、解釋學、普遍語用學、言語行為理論等。其中雅克· 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和保羅·德曼（Paul de Man）的“解構主義”更被視為“后結構主義”的先鋒，對一個普遍的、了解人類的學科是否存在這一傳統(tǒng)人文主義是否存在這一核心問題表示質疑。支持者對人是否能夠掌握一種未被文化和語言所過濾的“現(xiàn)實”表示懷疑。如果沒有語言的各種意義和表述，人類就無法認知現(xiàn)實，那么意識和存在、思想和承載它的客體、人類和他們所創(chuàng)造的世界之間的鴻溝也不可能彌合。這是弗里德里?！つ岵伤f的“語言的牢籠”（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或者用德里達經(jīng)常引用的話來說就是“文本之外，別無他物”。然而， 語言學的轉向并沒有終結人的異化，反而更加無所遁形。

“異化”還表示一個連貫、自治、強大和至高無上的實體的衰亡

同時，精神分析學的潮流也發(fā)生了轉向。雅克·拉康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進行了語言學的解讀，他懷疑個人自主性和完整性是否有價值。拉康認為，弗洛伊德所提出 的“完全的人”（the whole man）作為健康發(fā)展的模型，可以追溯到嬰兒的前語言時期。拉康稱之為“鏡像階段”。孩子因瞥見自己與母親截然不同的身體形象而產(chǎn)生的歡樂，讓鏡像階段充斥著對虛構的自我陶醉的想象界。這種解讀讓人聯(lián)想到存在主義學家曾經(jīng)認為“異化”是人類的一種本性;但請注意它的負面價值是如何被轉化的。目前，接受人類生活狀況的斷層，放棄對和解、救贖和融合的幻想，是一個人成熟的標志，也是最好的應對策略。隨著語言的介入，或者說進入拉康所謂的“象征界”，能指和所指之間的差異就成了人類意識中固有的分裂的外在表現(xiàn)。

第二代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反對后結構主義。這些思想家否定馬克思人本主義學家關于勞動的異化是所有社會病態(tài)的根源的主張。哈貝馬斯根據(jù)自己對語言學轉向的解釋，認為除了勞動辯證法以外，還有一種溝通辯證法。人類通過符號媒介進行互動，在這個過程中，可能產(chǎn)生對意義和意圖的一致性看法，也可能造成誤解。畢竟，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不同于主客體之間的關系，主體可以根據(jù)自己的使用和消費需求，將物質世界塑造成客體。

“經(jīng)濟基礎”決定 “上層建筑”這一古老的馬克思主義公式，錯誤地將物質資料生產(chǎn)作為人類的基本行為模式。雖然結束資本主義經(jīng)濟剝削這個目標值得贊揚，但即使勞動異化結束了，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沖突還是無法解決。同樣，這些沖突也不能靠被異化的主體回歸其異化前所屬的整體來解決，因為他們在未來將永遠依賴“整體性”。因此，哈貝馬斯及其追隨者與他們的反對者—后結構主義學者都不再將“去異化”（de-alienation）作為一個社會解放的標志。

“異化”的熱度下降的另一個原因更值得關注。這個詞本身隱含著對外來者力量的焦慮，不論是他人、外國人還是陌生人。它暗示著外來者會帶來威脅，他們可能會侵入、污染和破壞同質個體或群體純潔性。在政治動蕩、經(jīng)濟衰敗或自然災害引發(fā)大規(guī)模全球移民的時期，“異化”引起了人們的恐慌（這種恐慌從未遠離飽經(jīng)災難的人群）?！爱惢币呀?jīng)不僅僅意味著失去對自己制造的產(chǎn)品的控制或遠離自己所屬的傳統(tǒng)或種族，也表示一個主宰或拒絕內(nèi)在他者的、連貫、自治、強大和至高無上的實體的衰亡。“異化”意味著國內(nèi)優(yōu)于國外、朋友優(yōu)于陌生人、定居者優(yōu)于流浪者。

但是在流動性極強的現(xiàn)代，變化是主旋律。為什么同一性就優(yōu)于差異性呢？如果群體和自我的純潔性被當成保護主義和盲目排外怎么辦呢？如果人們更愿意接受多樣性，而非極端對立和絕對差異呢？ 如果面對外來侵略者，不是保衛(wèi)家園而是對其待之以禮的觀念占了上風，那該怎么辦？ 能夠接納群體中的陌生人以及自我的另一面也是成熟的標志。“異化”的式微反映了文化氛圍的變化。

左翼包容差異，對外來者的歧視也變得越來越小心翼翼，即使是本國的外來移民也不輕易責難

當然，在一個日益動蕩不安的世界里，將所謂的無家可歸和流離失所應作為人本身的內(nèi)在價值無疑是愚蠢的。被迫移民造成的痛苦罄竹難書，企圖同化那些被迫失去家園的人簡直難如登天。盡管有可能埋下分裂的禍根，但身份認同政治仍能反映出一種對根和共同體的合理性追求。然而，現(xiàn)在也有許多人并不接受某種特定的身份，而是為擁有改變身份的自由而歡欣鼓舞。后身份主義多樣性正在迎來一個全新的時代。這些言論說明了不可簡單譴責“從整體中的異化”，情況遠遠要復雜。

這種變化在政治上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在馬克思的人本主義的鼎盛時期，“異化”可以從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的角度來理解，一切勞動都是被異化的。 但后來左派開始淡化階級概念，并或好或壞地用文化問題替代生產(chǎn)問題。當左派政治在包容差異時，它對外來者的歧視也變得越來越小心翼翼，包括本國的外來移民。這種政治轉變并不是因為渴望“全面的整體性”，也不是留戀公共統(tǒng)一體，而是意味著已經(jīng)認識到個體身份多樣化和分散的差異性的優(yōu)點。

現(xiàn)在，世界上只有民粹主義的右翼人士對外來的“他者”（外在或內(nèi)在）抱有敵意。他們曾經(jīng)是養(yǎng)尊處優(yōu)并處于支配地位的一群人，但如今那些充滿憤怒和怨恨、高調宣揚 “異化”論。在他們記憶中或是聲稱的記憶中，社會是同質的、一體的和安定的，而如今他們的地位日益下降，讓他們感受到了威脅。為了抵御外來勢力的侵襲，宗教、種族、國家和性別的認同變得更加嚴格。很多人選擇擁抱而不是驅逐“外來者”，這讓他們感到十分恐慌，他們?nèi)呵榧ぐ?，表達自己對外來者的反抗，比如說跨性別者。他們對于沒有本地身份“外來者”更為敏感，不論這些“外來者”是否是通過合法途徑來到這里的，都對他們所謂的種族純化（ethnic purity）和文化一致（cultural unity）造成了威脅。對他們來說，這種“混合狀態(tài)”（hybridisation）實際上是“種族混雜”（mongrelisation）。為了恢復過去的“偉大”或抵御“污染”，他們一心想要筑起能將危險的他者拒之門外的高墻。他們擔心，每個新來者都是潛在充滿威脅的入侵者。

簡而言之，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里，“異化”作為描述人類痛苦狀態(tài)的一種方式并沒有真正消失。有些人哀嘆自己深愛的祖國被外來者糟蹋得面目全非，在這種焦慮下，異化論則更引人注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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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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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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