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21號，這一天發(fā)生了兩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早晨，在江蘇無錫的一個鄉(xiāng)鎮(zhèn)醫(yī)院，一個孩子呱呱墜地。據(jù)說那一天飄起了雪。雪越飄越大，讓這個美妙的早晨也結(jié)了凍。于是，那個孩子沒哭兩下，就被凍懵。他止住了哭，嘴角甚至露出了笑意。

幾個小時之后，發(fā)生了另一件事。美國圣地亞哥警察局接到一通電話，一個口音奇怪的匈牙利人說要自殺，他告訴警察家里的具體位置，讓他們來收拾遺體。然后，他用一顆子彈結(jié)束了自己88年的生命。

這個匈牙利人是馬洛伊·山多爾，而那個孩子是大鶴。

當(dāng)然，這兩件事毫無關(guān)系。

但基于一些無聊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的觀點，南美的一只蝴蝶扇動翅膀，可以掀起北美的一場龍卷風(fēng)，甚至是亞洲的金融危機(jī)（當(dāng)然，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們不好全信。他們說貨幣貶值會帶來通脹，但今天的某國正在步入通縮）。

于是，很長時間以來，馬洛伊·山多爾，于我，是一個特殊的名字。

陸文夫說：

作家有三種死法：第一種是自然的死，第二種是痛苦的死，第三種是快樂的死。

其中，自然的死屬于心臟停止跳動，是一種普遍的死亡形式；痛苦的死由于各種苦難和折磨（包括自我折磨），一個作家的體力和腦力還能勝任創(chuàng)作的時候，作品已經(jīng)沒有了；快樂的死亡卻很快樂，停止寫作不僅能讓自己感到快樂，也能讓別人看來很快樂。

可惜的是，作為一個非主流文字藝人，馬洛伊·山多爾生前甚至不被主流文壇認(rèn)為是一個作家。于是，作為著名非典型性非作家，馬洛伊·山多爾可以成為一個寫作者，并選擇寫作者那些豐富多彩的死法。

而且，他似乎總是在想這個問題。

寫作者的第一種死法

曾經(jīng)，他想讓死亡成為一道遞減的公式，正如同《燭燼》里的將軍：

將軍的呼吸變得窘迫。他轉(zhuǎn)動了把手。在高大的樓道里，影子晃動，燭光搖曳。他們一聲不響地走下樓梯，幾個男仆趕忙舉著蠟燭，拿著大衣和禮帽迎了過來。在對開的大門前，車輪在白色鵝卵石路面上碾得咯咯作響。他倆默默告別，無言地握手；兩個人全都深深嘆息。

因為遞減，他想過讓念想先死去。用了41年的時間，《燭燼》的將軍終于放棄了那些念想。它們可能是命運賦予的必然，縱使荒誕，也可以荒誕地有邏輯；它們也可能是身邊經(jīng)歷的偶然，沒有必要去質(zhì)疑事情的前因后果。

太多的時候，人是不需要知道答案的。真相存在于命運之中，而揭示一切的，只有衰老和死亡。

寫作者的第二種死法

曾經(jīng)，他想讓死亡成為一個帶冪的函數(shù)，正如同《偽裝成獨白的愛情》里的尤迪特：

他開始保存和保護(hù)自己專門的、個體的秩序。面對混亂的世界時這是最后一種防御可能......這樣的人不會單獨死去，有很多東西跟他同時死亡。

馬洛伊也的確想過，要把活著時的那些教養(yǎng)、優(yōu)雅、禮數(shù)、一起攜帶。并且用他的方式這么做了。這么做，不是為了給誰看，而只是自我證明。如果，馬洛伊沒打警局的電話，那么，槍響會嚇到鄰居的。

如果，馬洛伊不是用子彈解決，那么，指不定會臭成什么樣子。

如果，馬洛伊不是在88歲這個年紀(jì)離開，那么，社區(qū)里的孩子是會悵然若失的。

盡管，那個冪在外人看來可能等于1；甚至在主流的作家看來，是0。

寫作者的第三種死法

曾經(jīng)，他想讓死亡成為一個恒等式，正如同《一個市民的自白》里的父親：

他直到最后一刻都很清醒；他在去世前的半個小時叫來了醫(yī)院的大夫，并打著優(yōu)雅的手勢說：“我安排好了，先生們會得到酬金的?！彼褪沁@樣死去的，死得像一位高貴的紳士，不會帶著任何拖欠離開人世；他主動、老練地安排好一切，每個人都能得到自己的那份，每個人都能得到一個微笑、一個眼神或一次握手。

翻譯者余澤民先生在后記中說，書名中的“市民”并不是現(xiàn)代漢語中普遍認(rèn)知的那個“市民”。書里的這個“我”，代表著一種逝去的歐洲精神，“我”并不是匈牙利布達(dá)佩斯的“市民”，而是整個歐洲的“市民”。他珍視市民的身份，正如珍視一份更久不變的等式。這個等式，容許變量的存在，但不容許變量的任性。

然而，馬洛伊·山多爾并沒有選擇其中的任一。他將三種方式做了包裹，用出人意料的復(fù)雜姿態(tài)，試圖成為昨日世界最后的一抹優(yōu)雅，也試圖成為歐洲最后的一代貴族，無關(guān)愛情，無關(guān)孤獨。

所以，2月21號的大鶴發(fā)現(xiàn)，2月21號這一天難被世界遺忘，正如馬洛伊所愿；2月21號這一天也可被世界遺忘，也如馬洛伊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