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職回家后，我過上了吃飯睡覺不緊不慢的生活，我高中老師曾經(jīng)說過“百無聊賴是書生”，大致意思是書生和街邊的小混混一樣都是游手好閑，無所事事。杜牧有句詩叫“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惫糯讼矚g比擬，喜歡象征，我一度認為杜牧寫的并不是哀怨無聊的宮女，唐詩里的怨女也都是寫詩的癡男塑造的。我比較道德我無聊就是無聊，我不會寫姑娘們無聊，或者說姑娘們因為見不到我而無聊。

就像兒童的世界觀是以自我為中心，他覺得太陽是因為他要睡覺才落山，玩具是為了取悅他而存在，他知道他有個哥哥而忽視了他也是哥哥的弟弟，面對滾來的球，他認為球知道他在等它。這是一種自我中心主義。我天生自卑，我覺得除了我的家人，世界少了一個我無關緊要。

我對于日期的概念非常模糊，我不喜歡過圣誕節(jié)，感恩節(jié)，情人節(jié)，因為不放假，也不喜歡干熱鬧。元旦國慶也不好，領導讓你放兩天假，也讓你周末補班。公司需要你發(fā)展，社會主義需要你建設，你勞苦功高是在證明自己的個人價值，而不是你漲工資的理由。公司的老板說我有點小才氣，但年輕人要追求工作上的卓越，去淮北的小縣供電公司歷練三個月回來帶新人，提個管理崗。我說，我心無旁騖，我專心致志，可是懶得調(diào)度，兩個月調(diào)度了三個地方，每次整頓都是一次重新開始，我無所事事坐辦公室，我前途迷茫毫無動力。老總說，年輕人要耐得住寂寞，度得了苦厄。我說，我不太喜歡國網(wǎng)廁所的衛(wèi)生紙，太窄疊起來費勁。于是我辭職了，我這樣的人用淮南話講，就是“頭難剃”。

可是世界少了我無關緊要，公司少了我依舊生龍活虎，日進斗金。

就像我寫雜文，沒人會看，等我成名了可以出文集，估計我不會出名，可我為什么還要寫呢？我跟一個朋友說，寫作就像精滿自溢，我有情感要抒發(fā)，我憋不住了就是想寫，就是想射，這是尿性。

我討厭戰(zhàn)略規(guī)劃，以前在學校和朋友創(chuàng)業(yè)，我負責跑市場但我從沒妄圖預測市場，至于未來、發(fā)展、前景之類的詞我都是回避的，很多人都是目光短淺，只能看到眼前，沒有大戰(zhàn)略家，王健林的戰(zhàn)略規(guī)劃那是因為他上頭有人。馬克思也不是大戰(zhàn)略家，因為他預測不到社會主義國家現(xiàn)在走的是市場經(jīng)濟。耶穌更不是戰(zhàn)略家，他普度眾生的時候沒預料到神舟五號上太空的時候，千萬信徒眼睜睜的看到楊利偉沒遇到上帝，大氣層外也沒有神殿。

我討厭二十三歲，這個年紀我們要做很多決定，例如辭職。大學之前，每年的戰(zhàn)略規(guī)劃都可以用兩句話概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二十幾歲，我們要選擇職業(yè)，選擇異性伴侶，選擇在郊區(qū)還是在市區(qū)買房，買合資還是國產(chǎn)的汽車，伴侶是一個城市的還是兩地分居，穿白襯衫還是雞心領的毛衣。我媽從不幫我做決定，因為她不知道汽車分為自然吸氣和渦輪增壓，她也不知道姑娘能讓我開心也能不能讓她開心，這些問題很難抉擇，我優(yōu)柔寡斷。

我覺得二十三歲之后，我可以很成熟，我風華正茂我能控制喝酒不喝大醉，我體力充沛我能十公里跑進五十分鐘，我能抑制自己在看到傻逼之后不破口大罵，年輕的時候我憤世嫉俗，一度認為自己能造福人類，救無知的人民于水深火熱，可是時代不允許，人民安居樂業(yè)，中央在精準扶貧，我沒什么好批判的，我看不到人血饅頭，周圍也沒有冷血看客與劊子手。

過去大學之前，我總是怕被周圍的同學瞧不起，所以總是先人一步表現(xiàn)出高姿態(tài)，就像別人會嘲笑乞丐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我同樣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時候，我仰天長嘯“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我就認為我是他們眼中的李耳，杜甫，陶淵明。我歌唱的越歡快，我內(nèi)心其實越多膽怯，我多不屑一顧，內(nèi)心就越是充滿疑慮。我從不相信身邊都是孔子，都能視如己出，天下大同。我們喜歡趙敏勝過周芷若，根本原因并不是簡單的善惡論，而是普世的價值觀決定的，我們喜歡富貴多金有權有勢的郡主勝過貧賤低微不值一提的小師妹，我們喜歡看殺人如麻浪子回頭的趙敏勝過渴望權勢一步登天的周芷若，所以我就用最樸素的價值觀去表達觀點。

有個朋友說我寫東西太羅嗦，因為他沒和我坐下來聊過天，以前在學校的時候，我和老劉一起吃火鍋能吃五個小時，期間是他說他的，我說我的，然后飯吃完了誰也不知道對方在說什么，不是我們彼此不尊重，相反而是很多時候我們都需要一個傾訴對象，我們嘴巴釋放出來的可能就單純算是自己腦內(nèi)的回聲。

寫日志沒必要非寫一個起因經(jīng)過結(jié)果，寫小說也是。我寫長篇《春申街》就是單純寫我父輩有多牛逼，我寫《光與盛放》就是為了故作深情吸引小姑娘，寫作本就不應該有主題，就像周樹人寫的小品文，不能給他一個明確的立意，他就是寫一種趣味，唐詩三百首就是為了抒發(fā)詩人情感，中心思想都是后人強加上去的，王朔寫《動物兇猛》就是想顯擺北京人的生活，馮唐寫《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就是為了臭貧。

所以我寫到這依舊沒寫什么二十三歲規(guī)劃什么，我對日期不敏感，生日也就是單純想和朋友出來聚一聚，生日愿望也沒許，就直接吹了蠟燭，幾個老朋友去酒吧玩骰子到半夜酒喝完了還意猶未盡，蛋糕太甜，下半夜想去打麻將，兩個朋友明天上班就約了下次，我牙到了下半夜開始疼起來，也就悻悻的各自回家，大功告成。

如果真要在二十三歲制定一些戰(zhàn)略規(guī)劃，就大概是，長期鍛煉，活到退休，退休之后在家寫寫長篇小說，如果下半年還算順利，就把《春申街》寫完一半，再讀幾本好書，在天涯上發(fā)幾個點擊過萬的帖子。

多陪我媽，耐著性子跟她討論別無新意的一天到晚吃喝拉撒。

多陪朋友，大家都在人生的風口浪尖，迷茫啦困頓啦，做他們的傾訴對象。

找個姑娘，耐著性子跟她談婚論嫁，沒有的話這條就算了。

其他的宏圖大志就不規(guī)劃，以免覺得我好高騖遠，或者人窮志短。

此致向二十二歲的我敬個禮。揮個手，做個別。

【辯論咖年度征文:人生是否需要規(guī)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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