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晨歌輕揚
身為賈府年輕的男性成員，銜玉而誕的賈寶玉，一出娘胎就背負著家族上下眾人的期待。這個期待綜而言之，就是第五回警幻仙子所說：“留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jīng)濟之道?！?br>
從這個期待延伸出去的教育目標，也就是讀孔孟書求仕途經(jīng)濟宦達，顯親揚名光宗耀祖，這樣一個傳統(tǒng)男性立足于社會的道路。
因此，讀書就成為賈寶玉肩負的“責任”，家中長輩對他的教育安排，正是朝向這個目標而設置。早在三四歲尚未進入學堂之前，賈寶玉就已經(jīng)在長姐元春的手引口傳中，“讀了幾本書識得數(shù)千字在腹內(nèi)了”。
讀書首先一定要識字，而文字即是文化的載體，因此，所謂的讀書，就是接受文化訊碼的傳承。
雖然全書履次強調(diào)賈寶玉“極惡讀書”、“愚頑怕讀文章”，最不喜讀書又好游樂，因此不得父親賈政的愛惜。但實際整理小說語言現(xiàn)場中，賈寶玉在對話或思想活動中所引用或提及的典故后，卻發(fā)現(xiàn)一項驚人的事實――不喜讀書的寶玉，在對話或思考中卻提及或引用了接近傳統(tǒng)文化體系中士人接受教育的完整內(nèi)容。
不但他最厭棄的仕途經(jīng)濟科舉晉身所需的《四書》、《五經(jīng)》已進入他的思想意識，成為他的精神食糧，且舉凡“詩”、“文”、“辭賦”、“戲曲”等歷代文學體裁，“史事”、“佚事”等歷史典故，甚至“外文”都是他“雜學旁收”的對象。
并且，由于他的天質聰穎，往往進一步能夠提出見解或進行再創(chuàng)造，因此能在大觀園試才時，以十二、三歲的稚齡技壓群客。二十八回在馮紫英的邀宴上，也會主動提出以有趣的酒令規(guī)則：
如今要說悲、愁、喜、樂四字，卻要說出女兒來，還要注明這四字原故。說完了，飲門杯。酒面要唱一個新鮮時樣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舊對，《四書》、《五經(jīng)》成語。
眾人聚集飲酒作樂也要雅致，在賈寶玉的提議下“古詩”、“舊對”、《四書》、《五經(jīng)》都成了酒席樂趣的來源。
然而，要能夠將這些書本上的文字拿來操作，基本前提是對內(nèi)容的爛熟。因此，寶玉的提議當場就引得不學無術的薛蟠大聲抗議：“我不來，別算我。這竟是捉弄我呢！”
可見得同樣是在上層社會接受養(yǎng)成教育，但這些知識與文化真實地滲入賈寶玉的生命與精神世界，并且時刻尋求在生活中實現(xiàn)，而如薛蟠輩卻仍是渾噩不覺，不得其門而入，或根本無心進入。
除了上文的歸納外，賈寶玉在小廝茗煙的提供之下，對于“古今小說并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與那傳奇角本”也有涉獵，并且如獲珍寶。
這類被當時歸為內(nèi)容淫狎引人入魔的邪書，由于寶玉自覺這些書的內(nèi)容“不登大雅之堂”，除了因被黛玉撞見，一同讀了《西廂記》，有了共知前提而成為日后兩人對話的密碼外，在與其他人交際的場合并不曾出現(xiàn)引用其余書本的內(nèi)容。這樣的現(xiàn)象，可視為他對“語境”的感知后，得出不能與人談論這些書籍內(nèi)容的判斷。
在后四十回中的賈寶玉，平日卻看起了《參同契》、《元命苞》、《五燈會元》之類，佛、道、讖緯之書。
此外，寶玉對于醫(yī)藥的原理也不無涉獵：
十三回當他聽聞秦可卿死訊吐血時，曾對一旁擔心的襲人說：“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jīng)?！?/p>
五十一回看到胡庸醫(yī)為晴雯開的藥方時，他不禁大罵：“該死，該死，他拿著女孩兒們也像我們一樣的治，如何使得！憑他有什么內(nèi)滯，這枳實、麻黃如何禁得。誰請了來的？快打發(fā)他去罷！再請一個熟的來?！?/p>
在在都是賈寶玉懂醫(yī)理的印證。
由此，我們發(fā)現(xiàn)寶玉的確是寶釵所說的“每日家雜學旁收”，他腦中知識汲取的范圍相當淵博，對于知識有一種本能上的渴求與興趣。
第三回黛玉內(nèi)心的旁白：“ 極惡讀書，最喜在內(nèi)幃廝混”處，有一條【甲戌夾批】：“是極惡每日《詩》云、子曰的讀書?！?/p>
我們可以注意到，這句話的前后文中，“極惡讀書”是和“內(nèi)幃廝混”對舉的。在傳統(tǒng)中國社會，尤其是仕宦人家，通常都是嚴格執(zhí)行“男外／女內(nèi)”的空間分配。
《禮記．內(nèi)則》中規(guī)定：“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在七歲之后，男女就不能共席同食，十歲之后，男孩要出外入學，居宿在外，女孩則不出中門，跟隨保姆學習女事。到了北宋司馬光的《居家雜儀》，除了男女七歲開始都要頌讀《孝經(jīng)》、《論語》外，男孩開始陸續(xù)接受完整的系統(tǒng)養(yǎng)成教育，頌《尚書》、《春秋》、《詩》、《禮》，使曉義理，知仁義禮智信；女孩則僅講《列女傳》、〈女戒〉，使略曉大義。司馬光同時還將女子不出中門的年齡，從十歲提早到八歲；男孩則仍然在十歲之后，出外入學，居宿在外。
熊秉真先生在《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中，統(tǒng)計大量傳記資料后發(fā)現(xiàn)：
十五世紀以后，每過五十、一百年，中國士子啟蒙就學的年齡就要提前一年、兩年。到了明清，士人子弟中，六歲已開始正式教育的頗不少見，甚至有在五歲、四歲之稚齡就被安排入塾從師就學者。
第九回頑童鬧學堂時，賈蘭、賈菌等稚齡幼童，業(yè)已出現(xiàn)在家塾。因此，在這里賈寶玉的“極惡讀書”，是相對于“內(nèi)幃”的女孩空間，“讀書”正是可以代換成那條男孩養(yǎng)成計劃中的，仕途經(jīng)濟之學，是外出到學堂拜師，整天“《詩》云、子曰的讀書”。
此時賈寶玉仍是幼童，對于被嚴逼著要顯親揚名而開啟的讀書之路，只是不喜被拘管的本能厭惡；但隨著年歲漸長，對于書本知識浸淫既深，對應舉的時文八股，更是深厭不服，于是從襲人的口中，我們得知了“祿蠹”這樣的新詞。細究賈寶玉對于時文八股的厭憎，僅是因為：“原非圣賢之制撰，焉能闡發(fā)圣賢之微奧，不過作后人餌名釣祿之階”，不屑于將“學問為禽犢”罷了。
整理了賈寶玉在對話中所引用的前人典故的范圍后，我們對于賈寶玉的言語特色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觀察他在對話中所引用或提及的前人話語，可以進一步掌握他的知識背景與思想。從他的言語中引用的典故出處看來，賈寶玉非但絕非不愛讀書，他無疑還是一個飽讀詩書的精英文化知識載體。他所出身的社會階層提供了優(yōu)渥的環(huán)境，讓他輕易地得到飽食文化精髓的良機，而這些文化食糧一但進入了他的精神世界后，不但成為他面對這個世界的思想態(tài)度之源泉，同時也在他的言語風格中留下了鮮明的印記。
（舊作修訂，互聯(lián)網(wǎng)首發(f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