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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Bloomberg Bussinessweek繁體版2017年7月26日第124期幾篇文章

文章：香港人，你會留下來嗎？? 講述香港的移民熱潮，中產(chǎn)階級為高房價所困，年輕人因為工作機會不多，中上層因為社會沖突和秩序不穩(wěn)定，總歸因為政治、經(jīng)濟、教育等種種原因，香港人開始移民加拿大、新加坡、澳洲、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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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呂思勉《大中國史》至46%。

從隋煬帝東征失敗以后，高句麗就格外驕傲；聯(lián)合百濟，屢侵新羅，新羅無法，只得求救于中國。唐太宗初時，也無意于為它出兵；到公元 642 年，高句麗大臣泉蓋蘇文弒其主高建武（建號榮留王，是嬰陽王的兄弟。立其侄寶藏王高藏）。太宗以為有隙可乘，想趁此恢復遼東，就出兵以伐高句麗（《唐書》載太宗謂臣下：“今天下大定，惟遼東未賓……朕故自取之，不遺后世憂也?！笨梢姷眠@一次用兵的動機，不全是為新羅）。太宗的用兵，自然和隋煬帝不同；然而這時候，中國用兵于高句麗，有種種不利之點；所以以太宗的神武，也犯了個“頓兵于堅城之下”的毛病，不能得志。太宗以公元 645 年二月出兵。四月，渡遼河，克遼東；進攻安市（在如今蓋縣境）；破高句麗援兵十五萬于城下。然而安市城小而堅，攻之遂不能克。九月，以遼左早寒，遂班師。這一次，雖然沒打敗仗；然而兵威的挫折和實際的損失，是不待言而可知的。太宗深以為悔。

御駕親征，手下的人把這件事看得太隆重了，用兵就不覺過于持重，不能應機，也是失敗的一個原因。所以反不如偏師遠斗的利害。公元 660 年，高宗因高句麗、百濟攻新羅益急，遣蘇定方自成山（在如今山東的文登市）渡海攻百濟，破其都城。百濟王義慈降，百濟人立其弟豐，求救于高句麗、日本。公元 663 年，劉仁軌大破日本兵于白江口（如今的錦江）。豐奔高句麗。百濟亡。公元 666 年，泉蓋蘇文死。三子爭權，國內亂。明年，高宗遣李伐高句麗。公元 668 年，也把它滅掉。于是朝鮮半島，只剩了新羅一國。唐朝在平壤設了個安東都護府，以統(tǒng)治高句麗、百濟的地方。這時候，中國對東方的聲威大振，日本和中國的交通，在此時也稱極盛。

以上所說的，是東西北三方面的情形。還有從魏晉到唐，中國和南方諸國的交涉，也得大略說一說。中國的海岸線，是很長的。閩、浙、廣東（當時且兼有越南的一部分）等省，曲折尤富。南方的國民，在海上所做的事業(yè)也不少?？上е袊鴼v代，都注意于陸而不注意于海；就是盛強的時候，國力也只向西北一方面發(fā)展。這許多冒險的國民，做了國家的前驅；不但沒有國力做他的后盾，使他們的事業(yè)發(fā)揚光大；連他們的姓名事跡，也都在若有若無之間了。

要曉得科舉制度的由來，就要先曉得九品中正。九品中正之制，起于魏文帝時。這時候，“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民錯雜詳覆無所”。尚書陳群，就于各州郡皆置中正，品評其本地的人物，分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而尚書用人時，憑以復核。這種制度的可行，原因為后漢時代，清議極重，鄉(xiāng)評特為有力之故（史稱：“晉武帝時，雖風教頹失，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沉廢。郄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然而鄉(xiāng)評的有力，是一種風俗，風俗是要隨時勢改變的。九品中正，是一種制度，比較的總覺流于硬性。于是就生出種種弊病來。扼要些說，便是：一、中正的權力太大，而又并無賞罰之防。就不免有徇私、趨勢、畏禍、私報恩仇等事情。二、一地方的人，中正本不能盡識；即使盡識，也未必能知他的好壞。就使能知他的好壞，也不應當以一個人的話為標準。況且中正至多能曉得這個人的品行德望，至于當官的才能歷練，是全然不知道的。然而這還不是最大的弊病。最大的弊病就是中正都是本地方人，誰沒有親戚朋友？一個人在社會上，本沒有真正完全的自由。一個階級里的人，受這階級的制裁，當然最為嚴重，誰能夠真正破除情面呢？于是所選舉的，總不外乎這一階級里的人，就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歷代選舉的制度，縱或小有改革，然大體總是相同。九品中正的制度，南至梁、陳，北至周、齊，都是有的，直到隋開皇中方罷。這種制度，與兩晉南北朝的門閥階級，是很有關系的?！八逄埔院罂婆e”的前身，便是兩漢時的郡國選舉。原來郡國選舉的制度，到兩晉以后，也弊壞得不堪了（東晉初年，為了撫慰遠方的人士起見，州郡所舉的孝廉、秀才，都不試就用。后來實在弄得不堪了，于是要試之以經(jīng)。秀才、孝廉，就都不敢進京。到京的，也都裝病不考。于是寬限五年，令其補習）。九品中正的制度既不可行，于是不得不加之以考試。既然憑考試為去取，就索性“毋庸郡國選舉，而令他懷牒自列于州縣，州縣加以考試，合格的再把他送進京去應考”。就變成隋唐以后的科舉制度了。唐以后的科舉，最重的是進士科。這一科，是起于煬帝大業(yè)中的（當時還是試的策）。這件事，《隋書》不載（只見于《唐書》所載楊綰疏中）。大約當時還不甚看重他?！疤浦?，取士之科……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xiāng)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逼淇颇浚行悴?、明經(jīng)、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道舉、童子等，然而取之最多的，只有進士、明經(jīng)兩科。進士試“詩”、“賦”、“論”、“策”，明經(jīng)試“帖經(jīng)”、“墨義”。這時候，崇尚文詞的風氣已成。明經(jīng)所作的帖經(jīng)墨義，又是毫無道理的，大家都看不起它。就有“焚香看進士，瞋目待明經(jīng)”的諺語。不是天資愚魯，不會作詩賦的人，都不肯去做明經(jīng)。就把天下人的聰明才力，都消磨到“聲病”上去。

唐朝的兵制，也是沿襲南北朝的。近人南?？凳险f：“中國承平的時候，可以算是沒有兵。雖然有喚做兵的一種人，實在是把來供給別種用場，如以壯觀瞻等，并不是要他打仗?！边@句話最通。秦漢時代，承襲著戰(zhàn)國時的余風，全國還有些尚武的風氣；東漢而后，就漸漸顯出無兵的樣子了（參看第二篇第八章第四節(jié)）。從五胡亂華起，到南北朝末止，卻可以算得一個長期戰(zhàn)爭，其中東西魏（周、齊）對立的時候，競爭尤其劇烈，所以產(chǎn)出一種略為整齊的兵制。有名的“府兵”制，是起源于后周的。其制是籍民以為兵，但是揀其魁健才力的，并不是全數(shù)叫他當兵?！闷渥庹{。令刺史以農(nóng)隙教練。合為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領軍的謂之開府；一大將軍統(tǒng)兩開府；一柱國統(tǒng)二大將；共為六軍。總數(shù)不滿五萬人（隋朝也沿襲其制，置十二衛(wèi)將軍）。唐制：折沖府有上、中、下。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每府都有折沖都尉，和左右果毅都尉，以司訓練。其兵的編制：是十人為火，火有長。五十人為隊，隊有正。三百人為一團，團有校尉。有兵籍的人，年二十而為兵，六十而免。平時居于田畝，教練皆以農(nóng)隙。有事就出去從征；事訖，依舊各還其鄉(xiāng)。據(jù)《唐書 · 兵志》說：唐初，天下共六百三十四府，而在關內一道的，倒有二百六十一，所以中央的形勢頗強。當時宿衛(wèi)，也是靠府兵輪值的，謂之“番上”。但是到高宗、武后時，久不用兵，府兵法就漸壞，至于宿衛(wèi)不給。宰相張說，就請募兵宿衛(wèi)，謂之“擴騎”。玄宗時，這種宿衛(wèi)的兵，也是有名無實，諸府又完全空虛，內地竟無一兵，而邊兵卻日重。所以安祿山一反，竟無從抵御了。

唐初用府兵的時候，有所征伐，都是臨時命將；戰(zhàn)事既罷，兵歸其府，將上其印，所以沒有擁兵的人。其戍邊的兵，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zhèn)，都有使?？偣芩麄兊闹^之道，道有大總管（后來改為大都督，但行軍時仍曰大總管）。永徽以后，都督帶“使持節(jié)”的，謂之節(jié)度使。但還沒有用它做官名。睿宗景云二年（公元 711 年），用賀拔延嗣做涼州節(jié)度，這是以節(jié)度名官之始。玄宗天寶初，于沿邊置十節(jié)度經(jīng)略使（安西〈治龜茲，今新疆庫車縣〉、北庭〈治庭州，今新疆烏魯木齊市〉、河西〈治涼州，今甘肅武威市〉、朔方〈治靈州，今甘肅賀蘭縣〉、河東〈治太原，今山西陽曲縣〉、范陽〈治幽州，今北京市境內〉、平盧〈治營州，今為河北承德市〉、隴右〈治鄯州，今甘肅西寧市〉、劍南〈治益州，今四川成都市〉九節(jié)度，嶺南〈治廣州，今廣東佛山市南海區(qū)〉一經(jīng)略使），邊兵就此大重了。安史亂后，討賊有功之將，和賊將來降的，都授以節(jié)度使（或沿其舊官）。于是節(jié)鉞遍于內地，而“尾大不掉”之勢以成。

然而制唐朝死命的，實在還不是藩鎮(zhèn)之兵，而倒是所謂“禁軍”。禁軍的起源是跟高祖起義于太原的兵，事定而后，愿留宿衛(wèi)的，共有三萬人。于是處以渭北閑田，謂之“元從禁軍”。老不任事，即以其子弟代之。后亦與于“番上”。太宗時，在元從禁軍中，選善射者百人，以從田獵，謂之百騎。武后改為千騎。睿宗又改為萬騎，分為左右。玄宗用這一支兵平韋氏之亂，改名左右龍武軍。又有太宗所置的飛騎，高宗所置的羽林，也各分左右。謂之“北衙六軍”。與諸衛(wèi)的兵，號為南衙的相對待。中葉以后，又有所謂“神策軍”。其緣起：因天寶時，哥舒翰破吐蕃于臨洮西的磨環(huán)川，即于其地置軍，謂之神策。以成如璆為節(jié)度使。安祿山反，成如璆派軍中的將，喚做衛(wèi)伯玉的，帶千人入援。與觀軍容使魚朝恩（宦者）共屯陜州。神策軍的地方，旋為吐蕃所陷，于是即以衛(wèi)伯玉所帶的兵為神策軍。和陜州節(jié)度使郭英，俱屯于陜。公元 763 年，吐蕃陷長安，代宗奔陜。魚朝恩以神策的兵，和陜州的兵來扈衛(wèi)。當時都號為神策軍。后來伯玉罷官，神策軍歸郭英兼帶。郭英又入為仆射，這一支兵，就入于魚朝恩手里。是為宦官專管神策軍之始。魚朝恩后來入都，便把這一支兵，帶到京城里，依舊自己統(tǒng)帶著。然而還不過是一支屯駐京城里的外兵，并不算做禁軍。公元 765 年，吐蕃又入寇。魚朝恩以這一支兵，入屯苑中。于是聲光大好，出于北衙軍之上。德宗從奉天還京，都不相信大臣，而頗委任宦官，專叫他統(tǒng)帶禁軍。這時候，邊兵的餉，不能按時發(fā)給；而神策兵餉糈優(yōu)厚。于是邊將在外戍守的，多請遙隸神策。神策軍數(shù)，遂至十五萬。自關以西，各處的鎮(zhèn)將，大都是宦官手下人。所以宦官的勢力，強不可制。昭宗時，想改用宗室諸王代他，始終沒有成功。而宦官每和朝臣水火，就挾著神策軍里幾個鎮(zhèn)將的力量，以脅制天子，誅戮大臣。到底弄得朝臣借著朱全忠的兵力，打破宦官一系的鎮(zhèn)將李茂貞，把宦官盡數(shù)誅夷，而唐亦以亡。這都是后來的話，參看第三篇第二章第四節(jié)，自然明白（禁軍的始末，《唐書 · 兵志》不詳，見《文獻通考》第一百五十一卷）?？偠灾鎏瞥Γ悍?zhèn)的兵，不過十分之三；禁軍倒有十分之七。

從南北朝到唐，其間還有一大變，便是門閥階級的破除。三代以前的社會，原是一種階級制?？吹谝黄诰耪碌谌?jié)，便可以知道。春秋戰(zhàn)國之際，雖說經(jīng)過一次大變遷，畢竟這種階級制的余波，是不能掃除凈盡的。讀史的人，都說九品中正之制，弄得“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然而做中正官的人，并不曾全操選舉之權。不過朝廷要用人時，把他所品評的等第，來復核復核罷了。選舉之權，畢竟還在州郡手里?？x舉之制，不是魏晉以后才有的。以前雖沒有九品中正之制，難道郡國選舉，都是十分公正，不帶一點階級臭味的嗎？（梁武帝時，沈約上疏，說：“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別……庠序棋布，傳經(jīng)授受，學優(yōu)而仕。始自鄉(xiāng)邑，本于小吏干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可見漢朝的選舉，自比魏晉以后公平；然而說毫無階級臭味，是絕辦不到的）這是絕不然的。不過不像魏晉南北朝這種盛法罷了。兩晉南北朝時候，門閥階級之嚴，是由于：一、有九品中正之制，替它維持。二、則這時候，五胡亂華，漢人和胡人，血統(tǒng)上不免混淆。士大夫之家，就想高標門第，以自矜異。三、則當晉室渡江之初，文明的重心，還在北方；北方的大族，初南遷的時候，也還有高自位置的思想；以后就成了一種風氣。所謂大族，必須要標明了一個“郡望”，以明其本出何郡，就是魏晉以前，階級制度并沒有消除盡凈的證據(jù)。倘使你在本籍，本沒有特異于人之處，遷徙之后，又何必要特標出一個郡望來呢？這種階級制度，是到唐中葉以后，才漸次破壞，經(jīng)過了五代，然后消除凈盡的。破壞這種制度的力量，要算隋唐以后的科舉制度最大。這是為什么呢？原來當郡國選舉的時代，無論你怎樣公正，無論怎樣地注重于才德，這郡國所“薦舉”或“拔擢試用”的人，總不得真正到社會的下層階級里去找——固然也有例外的，然而總是例外。直到郡國選舉的制度，變做了投牒自舉（這時候，形式上固然還說是鄉(xiāng)貢，然而既憑考試，這鄉(xiāng)貢便是有名無實的話）。被舉的人（舉人）和舉他的人（州郡），其間才不發(fā)生關系。無論什么人，向州郡投牒自列，州郡就不能不考試他；考試合格了，便不能不舉他。把全國的人，都聚到京城里去考試，和他的本鄉(xiāng)，相離得很遠；考試防弊的制度，又一天嚴密似一天（在唐朝，還沒有“糊名”、“易書”、“禁懷挾”等種種制度?？脊龠€得以采取譽望；就和士子交通，也不干禁例的。但是從唐到清，考試的制度，是一天天往嚴密的一條路上走的；這是考試制度的進化）；應考的人，和考他的人，也再不得發(fā)生關系。這樣，全國的寒畯，才真和有特權的階級，立于平等競爭的地位。所以隋唐以后的科舉制度，實在有破除階級的大功，不可湮沒的。向來讀史的人，都說投牒自舉，是個最壞的制度。其意，不過說這是“干進無恥”。其實不然。參與政治，是國民的一種義務，不單是權利。有服官的能力，因而被選舉，因而服官，這是國民應享的權利，也就是國民應盡的義務?？x舉和征辟的時代，有了才德，固然可以被選舉、被征辟的。倘使人家不來選你、征你、辟你，便如何？若在隋唐以后，便可以懷牒自列。所以唐以后的科舉制，是給予國民以一種重大的公權。——實際上應試的人，志愿如何，另是一說。從法理上論，這一層道理，是顛撲不破的。

從漢到唐，和從宋到清，其間的歷史，有一個不大相同之點。便是“從漢到唐，中國是征服異族的；從宋到清，中國是給異族征服的”。五胡雖然是異族，然而入居內地久了，其實只算得中國的編氓。他們除據(jù)有中國的土地外，都是別無根據(jù)地的。所以和中國割據(jù)的群雄無異。到遼金元卻不然。遼是自己有土地的，燕云十六州，不過構成遼國的一部分。金朝雖然據(jù)有中國之半，然而當世宗、章宗手里，都很惓惓于女真舊俗，很注重于上京舊地的。元朝更不必說了。所以前此擾亂中國的，不過是“從塞外入居中國的蠻族”乘著中國政治的腐敗，起來擾亂。這時候，卻是以一個國家侵入的。就是“中國前此，不曾以一個國家的形式，和別一了”。從契丹割據(jù)燕云十六州起，到元順帝退出中國的一年為止，其間凡四百二十四年（公元 946—1369 年）。明太祖起而恢復中原二百七十五年。清朝人又入據(jù)之者二百六十八年（從順治元年，即公元 1644 年起，到宣統(tǒng)三年止），所以這時代，中國有十分之七，在異族統(tǒng)治的狀態(tài)之下。然而其初就是由幾個軍人內訌，把異族勾引進來的。這時代，中國所以輾轉受累，始終不能強盛，也都是直接間接受軍人的害。讀到下文，自然明白。軍閥和國家的關系，可謂大了。然而還有一班人，說立國于現(xiàn)在的世界，軍備是不能沒有的。因而頗懷疑于現(xiàn)在的軍人，不能全去。我卻拿什么話同他說呢？立國于世界，軍備原是不能全去的，然而須要曉得，軍備有種種的不同。若依然是“從今以前的軍人”，可說于國家有百害而無一利；莫說保護國家，國家本沒有外侮，有這班人，就引起來了；外侮本可以抵御，有這班人，就無從抵御了。這不是一時憤激之談，請看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