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很難讀下去的《資治通鑒》

不用說原文，即使是能把柏楊或者黃錦鋐翻譯的《資治通鑒》讀下來的，我都非常佩服，粗略地翻過這些書，實在是太枯燥了，對于這種編年體的書籍，古代的皇帝們真有這耐心來閱讀《資治通鑒》嗎？

直到熊逸版的《資治通鑒》出來，這種跳出《通鑒》講通鑒的模式，讓我終于有機會讀讀這部古代皇帝看的書了，畢竟這是咱中華的寶典啊，但是一開始讀就差點打了退堂鼓。

這源于司馬光開篇的一大通“臣光曰”：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這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義禮智”那套東西嗎？遵守這套東西，真能治國了，為什么六國還是被秦國滅掉？

《資治通鑒》選擇了“周威烈王 23 年”這樣一個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時代作為開端，原來這一年，周天子一道詔書把魏斯、趙籍、韓虔三位大夫封為諸侯，從而正式宣告魏、趙、韓三國取代了原來的晉國。

但是史實中，在周天子下詔書前的數(shù)十年，晉國早已被智、魏、趙、韓四大家族架空，后來魏、趙、韓三家聯(lián)手滅掉智家，三家分晉也早已成為事實，周威烈王不過是順應趨勢而為之，但司馬光恰恰認為這事關重大，他批評三家分晉是“禮崩樂壞”，周威烈王承認魏、趙、韓為諸侯，屬于“壞了名分”，從此導致了戰(zhàn)國的亂世。

晉國國君懦弱，魏、趙、韓三家通過自己的努力，爭得屬于自己的地盤，實屬自然。但司馬光置這種既成的事實于不顧，硬要抱怨“壞了名分”，我想當今如果我們用這種方式處事，定會被人貽笑大方。

我突然在想，這樣不顧事實，只關注那些傳統(tǒng)德立場的《資治通鑒》，對我們現(xiàn)在還有用嗎？

在戰(zhàn)國時期，吳起、商鞅、李斯，不都是變法改革強國的經(jīng)典案例？這里關“名分”什么事情？雖然這3人的結局都不太好，但是他們的確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司馬光的思想一開始就暴露無遺，讓我堅持讀下來閱讀的動力，并不是要借鑒什么，我就是想看看到底司馬光是怎么被打臉又能自己圓過來的。

02 《資治通鑒》本質是“司馬光思想集”

結合到北宋的時代背景，由于王安石推行的變法改革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大大擠壓了司馬光的政治空間，司馬光官場失意，我不知到底是是司馬光本來就崇尚儒家，還是儒家的思想特別適合打壓王安石，總之，在《資治通鑒》中，是滿滿的儒家學說。

司馬光花了這么大功夫寫《資治通鑒》，不外乎就是說王安石的變法，是“禮崩樂壞”，必然禍國殃民，這需要引起皇帝的重視。

繼續(xù)讀下去，我就開始明白了，原來《資治通鑒》不是中立地分析所有的事情，而是專門拿那些有利于保守派，不利于王安石改革派的案例來說事，說到底，《資治通鑒》不過是司馬光實現(xiàn)政治目的的手段之一，《資治通鑒》本質就是司馬光個人的“思想集”而已，想把《資治通鑒》當成歷史來客觀“通鑒”的，要小心，真不知道那些帝王讀了《資治通鑒》，會不會被帶溝里呢？

熊逸的《資治通鑒》版，沒有照著原文翻譯，而是參考大量司馬光看過以及沒看過的材料，真正從中立的角度，來看待當時發(fā)生的歷史事件。由此，我也發(fā)現(xiàn)了司馬光貫通全書的“招數(shù)”，就是突出符合儒家思想的事件。

例如，在談到智瑤的家臣豫讓，屢次刺殺趙無恤未果，最終身死的事件，《資治通鑒》有選擇地摘錄《史記》中的描述，強調了豫讓為了維護君臣之道至死不渝的形象。但在《呂氏春秋》、《史記》中，就提到了豫讓在當上智瑤家臣前，曾經(jīng)先后當了范家和中行家的家臣，后來范家、中行家的地盤都被智瑤瓜分了，從這個角度上看，豫讓儼然已經(jīng)類似呂布這樣的“三姓家奴”了。

為什么豫讓沒有對范家、中行家“至死不渝”呢？豫讓留下的這句名言可以解釋：“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這明顯是讓“君君臣臣”有了前提條件，這些內容司馬光肯定不會收錄。

03 司馬光算得上“中庸”嗎？

中庸思想在我國傳統(tǒng)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認為是一種道德準則和生活方式。在政治上，中庸思想強調要慎重處理權力和利益的關系，避免過度擴張和集中權力。在教育上，中庸思想強調要培養(yǎng)學生的自律、恰當?shù)男袨楹偷赖缕焚|。在家庭和社交方面，中庸思想強調要遵守禮儀、尊重他人、保持謙虛等。

以前，我以為“中庸”就是“折中、和稀泥、墻頭草，兩頭不走極端”，我一直好奇這么一個思想，任何一個普通人都能做到，怎么就能成為儒家的集大成智慧？

事實上，簡單的折中、和稀泥都是沒有原則的，而真正的中庸，在內心要以理性思考為原則，不以外界情緒偏好所干擾，對外則要根據(jù)環(huán)境因地制宜而不走教條。

也就是說，假如你遇到一件事情，經(jīng)過理性對環(huán)境、條件的考量后，判斷走極端方式是最合理的方式，那么即使走極端，這也是“中庸”！可見，中庸并不容易，特別是要排除“外界情緒偏好”影響這一點，與佛學的“空”，老子的“道”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從這一點上看，孔老夫子過于強調禮樂名器的思想也很極端，但是我們回到他的那個年代背景，人類社會非常暴力而不穩(wěn)定，強調尊重權威和傳統(tǒng)，各安其位，確實有利于社會的穩(wěn)定，孔老夫子周游列國，都在宣揚他的思想，希望建立和諧、穩(wěn)定、公正的社會，可以說他當時的思想是時代所致，他的確是在踐行他的“中庸”。

而司馬光，似乎是他在打著儒家思想的旗號，為其政治黨爭開路，只要王安石做的事情，他通通否定，不用說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等從現(xiàn)在來看似乎是更科學的模式，就連王安石辛苦打下來的西夏土地，在王安石倒臺后，司馬光都要還給西夏。

雖然，歸還西夏土地更有可能是北宋當時合理的選擇，但我還是更愿意相信司馬光主張歸還土地，是為了打壓前任宰相的功勞，從他對改革派全盤否定的態(tài)度，我認為他并不“中庸”。

我認為，迂腐是儒家思想的時代產(chǎn)物，但是司馬光把儒家的迂腐在《資治通鑒》中發(fā)揮到了極致，我認為我們要學的不是孔老夫子的具體思想，而是他“中庸”的智慧。

關于司馬光，我說的只是個人看法，歡迎交流，你們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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