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56年，乃大清咸豐五年，也是太平天國丙辰六年。這一年9月，太平天國諸王內(nèi)訌，天京之變來得迅疾。此時曾國藩坐困江西南昌，頗為煎熬。

趙烈文是在1856年12月經(jīng)周騰虎推薦出入曾國藩幕僚中。那一年，他24歲。趙烈文在入幕當(dāng)天即參觀駐扎在樟樹鎮(zhèn)的湘軍水陸各營，此部為湘軍將領(lǐng)周鳳山所轄。曾國藩視之為勁旅和屏障。在參觀完畢之后，曾國藩詢問觀者意見。趙烈文的看法是：“樟樹營陸軍營制甚懈，軍氣已老，恐不足恃。” 這一番說話讓曾國藩不悅，一個未曾領(lǐng)兵交戰(zhàn)的讀書人只是巡視了一番便如此評論。曾國藩可能會認(rèn)為這個年輕人只識得紙上談兵。而趙烈文也一定看出了曾國藩不以為意的態(tài)度。碰巧不久，趙烈文的母親生病，就以母病為由，向曾國藩辭行。曾國藩亦未挽留。

正值趙烈文臨去之前，石達開在樟樹鎮(zhèn)大敗湘軍周鳳山部，占據(jù)江西50余州縣，圍困曾國藩于南昌。曾國藩開始知道這個年輕人眼光獨到。

趙烈文再次出入曾國藩的幕僚需要等到大清咸豐十一年。那一年他30歲。在曾國藩的身邊圍繞著一大批日后影響晚清政治格局的人，趙烈文同時期的幕友分別有陳寶衡、薛福成、程鴻詔、錢應(yīng)溥、莫祥芝、吳汝綸、倪文蔚、萬啟琛、劉翰清、黎庶昌、王定安、陳鼐、方宗誠、李榕、屠楷、李瀚章、王延長、李鴻章、方宗誠、方駿謨、容閎、徐壽、李鴻裔、周學(xué)濬、張樹聲、陳士杰、彭玉麟、向師隸、陳蘭彬、裕麟、李元度、沈葆楨、丁日昌、何璟。這些人日后都曾是獨當(dāng)一面的人。趙烈文與他們相比多少顯得有些籍籍無名。但對于曾國藩來講，趙烈文是他最看重的才俊之一。這個年輕人在他撰寫的《能靜居日記》中稱曾國藩為“滌師”。曾國藩號滌生。

在曾國藩的宦海生涯中，曾國藩喜歡與下屬、幕僚分析時局、談古論今、臧否人物，而趙烈文就是曾國藩看重的對談對象之一。大清同治六年這一年，即公元1867年，趙烈文第三次進入曾國藩的幕府。曾國藩與趙烈文幾乎無日不長談，無話不可言。在曾國藩日記中，也幾乎每天都記下了“至惠甫處一坐”、“與惠甫久談”之類文字，有時一天要聚談數(shù)次之多，幾乎沒有白天黑夜之分。這一年是曾國藩與趙烈文談?wù)摃r事最為頻繁的一年。在《能靜居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曾與趙之間的對談，常常是由曾國藩打開話頭，然后趙烈文再與之對答。有時兩個人談至性情時，趙烈文會簌然淚下，而曾國藩也會“師亦為之閔然”。

他們兩人最重要的一次談話發(fā)生在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即公歷1867年7月21日晚。

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憂心忡忡地對趙烈文說：“京中來人云:‘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zhí)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祼身無袴’。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

趙烈文回答說：“天下治安，一統(tǒng)久矣，勢必馴至分剖（勢必會形成分裂割據(jù)的局面）。然主威素重，風(fēng)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指朝廷先垮臺），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趙烈文自稱）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后方州（指各?。o主，人自為政（地方割據(jù)），殆不出五十年矣?！?/p>

聽聞趙烈文此言，曾國藩立刻眉頭緊鎖，沉思半天才說：“然則當(dāng)南遷乎？”

趙烈文明確回答說：“恐遂陸沉（指亡國），未必能效晉、宋也?！?/p>

曾國藩接著說：“本朝君德正（皇上德行純正），或不至此。”

顯然，曾國藩還不能完全接受趙烈文的看法。

趙烈文則竿頭更進一步，立即答道：“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受報答）已不為不厚。國初創(chuàng)業(yè)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后君之德澤，未足恃也。”

曾國藩沒有繼續(xù)反駁，而是沉默良久之后頗為無奈地說：“吾日夜望死（希望自己快點死掉），憂見宗祏（指朝廷）之隕，君輩得毋以為戲論（開玩笑）?！?/p>

趙烈文安慰道：“如師身份，雖善謔，何至以此為戲。然生死命定，不可冀求，樂死之與幸生，相去無幾。且?guī)熞喈?dāng)為遺民計，有師一日，民可茍延一日，所關(guān)甫大，而忍恝（音同夾）然（無動于衷）乎？”

在這一問一答之間，這一晚，想必這兩個人都不會酣然睡去。

在趙烈文的看法中，大清不僅已經(jīng)“大勢”已去，而且“氣數(shù)”將盡。趙烈文給出了一個具體的時間預(yù)計：不出五十年。曾國藩對這一番談話心里惴惴不安。在之后的七月九日，曾國藩又把趙烈文約到兩江總督衙門的后花園里，師徒二人就此問題繼續(xù)交換看法。趙烈文依然沒有改變自己的看法，曾國藩也同樣沒有在趙烈文的見解中聽到自己預(yù)期的內(nèi)容。趙烈文在七月九日的談話中表達的態(tài)度依然是：大勢所趨，非人力可左右。曾國藩的談話中處處可見心底的凄涼。

我們很難說1867年7月21日這一晚開啟的對話對于曾國藩來講，到底帶來了多少觸動。但從《能靜居日記》中的文字記錄顯示，曾國藩心事重重。不過，曾國藩很快迎來了位極人臣之巔的榮耀。

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下旬，在遣散湘軍之后，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他赴京就任后終于第一次見到慈禧太后、同治皇帝、恭親王以及文祥、寶鋆等軍機大臣，并在數(shù)日內(nèi)連續(xù)多次受到皇上和皇太后召見，曾國藩以武英殿大學(xué)士的身份班列漢臣之首，與滿族大學(xué)士倭仁相對為臣。榮耀至極。也正是在躋身京城朝廷權(quán)力中心之后，曾國藩領(lǐng)教了彼時朝堂之上的種種人物，趙烈文之前的見解才變得更加直觀起來。曾國藩意識到朝廷的頹敗程度遠遠超過了自己的預(yù)想。

同治八年（1869）五月二十八日，曾國藩對趙烈文說：“兩宮（慈禧和慈安太后）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講不到點子上）；皇上沖默（淡泊寧靜），亦無從測之（看不出深淺）?！й。üвH王）極聰明，而晃蕩不能立足（地位不穩(wěn)）；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規(guī)模狹隘，亦不知求人自輔；寶佩衡（寶鋆）則不滿人口（素?zé)o威望）；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識短。余更碌碌，甚可憂耳！”曾國藩的此番臧否人物，直指一個問題：朝廷中無力挽狂瀾之人。

曾國藩與趙烈文在1867年7月21日開啟的對話，歷史用不了不到五十年的時間就給予了答復(fù)。大清亡于1911年，距離1867年只有44年。在曾國藩與趙烈文的對談中，從歷史學(xué)的角度來看，重要的不是曾國藩的態(tài)度和看法，而是趙烈文的預(yù)見。至于趙烈文何以在當(dāng)時做出這樣的判斷，我們也只能在他留下的文字中努力探尋。曾國藩和趙烈文分別于1872年和1893年去世，對他們來說，這或許是一種幸運。

錢穆在《中國的歷史精神》有這樣說的：“歷史便即是人生，歷史是我們?nèi)康娜松?，就是全部人生的?jīng)驗。歷史本身，就是我們?nèi)松麄€過往的經(jīng)驗。至于這經(jīng)驗，這已往的人生，經(jīng)我們用文字記載下來……這叫歷史材料與歷史記載?！保ā粗袊臍v史精神〉）趙烈文在《能靜居日記》中記錄了自己大部分的人生與經(jīng)歷?，F(xiàn)在這部日記業(yè)已成為歷史材料與歷史記載的一部分。歷史就是這樣發(fā)生的，已經(jīng)成為既定的歷史事實。既然事情已經(jīng)發(fā)生，是這樣的結(jié)果而不是那樣的結(jié)果，它一定有其“所以然”的歷史原因。在追尋“所以然“的過程中，這部《能靜居日記》提供了某些或是部分的解釋。

在很偶然的情況下，我又看到《曾國藩宦海密談錄 : 與心腹幕僚趙烈文的九十九次傾心交談》這樣一部書，這本書其實是《能靜居日記》的選錄翻譯本。

九十九次，是一個極具迷惑性的數(shù)字。不過，書中的對談倒是真槍實彈。曾國藩與趙烈文在1867年7月21日那晚的對談，于歷史而言是舉足輕重的。就似颶風(fēng)起于飄萍之末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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