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戴著“面具”起舞
文章與母親之分離，與他人之疏遠 被大學同學看到后，紛紛來信息，大致表達的意思是：
我們印象中的你不是這樣的。
不是文章中那個敏感、孤獨、害怕、擔憂、冰冷、謹小慎微的。
他們印象中的我是什么樣子的呢？
大學四年我在大多數(shù)同學眼中是開朗、樂觀、愛笑、積極的，甚至一度我覺得這就是真實的自己。
那文章中的那個“我”又是誰呢？
華南師范大學心理學碩士科班出身的胡帥哥，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個面具有點意思。
是的，那個看似正面積極的我是戴著“面具”的。
他所說的“面具”最早由瑞士心理學大師榮格 Carl Gustav Jung(1875～1961)提出，
指的是人在社會交往過程中形成的行為規(guī)范或模式。
這個解釋太學術，通俗一點講就是我們在日常與人交往過程中公開展現(xiàn)的一面，比如我在大學時候表現(xiàn)的積極樂觀的一面。
人是社會性的群居動物，赫拉利在《人類簡史》中指出，我們人類之所以能以弱小的血肉之驅稱霸地球靠的無非是“有規(guī)則的大規(guī)模協(xié)作”，所以，人格面具就是社會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基礎，它的目的在于給周圍人一個好的印象，也就是當時社會價值體系中認可的正面的部分，以此得到社會的承認，保證能夠與人，甚至不喜歡的人和睦相處，實現(xiàn)我們個人的目的。
（二）哪個才是真實的“我”
那么，問題來了，
敏感、孤獨、害怕、擔憂、冰冷、謹小慎微的我，
開朗、樂觀、愛笑、積極的我，
一面封閉消極敏感，一面開朗外向積極，我到底是什么性格？哪個才是真實的我？
托德.羅斯（Todd Rose）在《平均的終結：我們怎樣在一個崇尚相同的世界中成功》一書中提到了華盛頓大學教授正田裕一（Yuichi Shoda）有關性格的研究：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在美國的一個夏令營里，研究者對84個6-13歲的孩子做了為期六周的系統(tǒng)性觀測。這個研究的與眾不同之處是研究者并沒有把孩子們看作一個整體，而是觀察每個孩子作為個體的表現(xiàn) 。
為了觀察這84個孩子，研究者請了77個成年觀察員。觀察員要時刻跟蹤每個孩子，每隔1小時記錄一次對孩子們的性格評價，總記錄數(shù)據(jù)達到14000多個小時，平均每個小孩被跟蹤觀察167個小時。
這項研究最重要的結論是：
每個小孩在不同的情境之下，所表現(xiàn)出來的性格是不同的。
比如一個小女孩在餐廳里和大家一起吃飯的時候，表現(xiàn)得非常外向。可是她在游樂場和大家一起做戶外運動的時候，又表現(xiàn)得非常內向。
顯然這個研究的結論與我對自己性格有著同樣的困惑：這個小女孩的性格到底是外向還是內向呢？
所以，正田裕一據(jù)此提出：
人其實沒有什么“本性性格”，他在這個情境下是一個性格，在另一個情境下完全可以是一個相反的性格。
回到榮格對面具的解釋：人格是由“面具”（persona，簡稱“人格面具”）構成，一個面具就是一個子人格，或人格的一個側面。
那就是說，這都是“我”，只是我的不同側面。
（三）是誰讓你戴上了面具？
這截然相反的面具我是如何“戴上”的？或者說，我為什么要選擇戴面具？
在我們小時候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樣子的，我們通過父母、養(yǎng)育者、老師等權威的鏡子來“照”自己，了解自己。
當我們的某種行為不被允許，不停地被指責、被要求改變的時候，我們在養(yǎng)育者的鏡子里看到的是不被喜歡的自己。
你這一生文章中的媽媽：
在七歲天真爛漫的年紀，放學回家的路上突然想起了老師教的新歌《北京的金山上》，于是便手舞足蹈邊走邊跳邊唱。
不幸被對面山上種地的鄰居看到，回家告訴姥姥，姥姥二話沒說，順手拿起炕邊的笤帚，媽媽的屁股就差點開花。
那頓暴打之后媽媽知道，“手舞足蹈”是不被允許的，不受歡迎的，女孩子就應該是矜持的，循規(guī)蹈矩的。
但是，同時，心理學精神分析流派認為，自戀、性、攻擊性是推動我們做事情的背后的力量，也就是動力。姥姥的暴打嚴重傷害了媽媽的“自戀”這個動力。
可以說我們都是自戀的，也就是學者周廉在《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一書中提出的觀點：“我的就是好的”，在這份動力之下，被否定、被指責的我們并不會輕易地認識和改變自己，而是用最簡單的方法——否認。
想想別人對我們的任何行為提出異議時，我們的第一反應是不是說“NO”，所以，我們繼而用自己的行動掩蓋自己的內心，覺得別人指出的這些異議根本沒有存在過。
掩蓋的過程就是在“戴”面具。
當這個面具戴久了，我們已然喪失了區(qū)分面具與自我的意識，不再去區(qū)分真實的自己與權威期待的自己。
如果說小時候的面具是我們無意識之下戴上的，那么隨著我們漸入社會，為了尋求更多的社會認同，我們有意識地戴上了各種各樣的面具。
(四) 不要正確地活成一張面具
無可厚非，成年后我們主動帶上的面具帶給我們諸多好處。適度地偽裝自己，使脆弱的自我不受傷害，為自己建立牢固的保護層，既可以保護我們的內心世界，也可以讓我們的人際關系更加順暢。
記得，武志紅老師在其專欄內容中提到，第一次的來訪者他是不建議完全坦露自己的心聲的，那樣的人完全沒有面具，不會保護自己，容易受到傷害。
但是，厚厚的面具戴久了，難免會辛苦，我們忍不住有擺脫面具控制，一層層剝開，尋找“真自我”的沖動，沒有人愿意自己正確地活成一張面具。
那么，我們如何才能區(qū)分哪些是真自我，哪些為了迎合而戴上的“面具”？
好友多次提到她小學時的經歷：
一年級時，每次老師推門而入，她都習慣性地聞聲遁跡，扭頭，就因為這個很正常的“無意注意”，一次，老師一開門就把好友拽出門，暴打一頓，并伴著不堪入耳的罵聲：“潑婦”！
五年級時，只因為在課堂上與同學討論問題，被老師定性為擾亂課堂紀律，作為“殺雞給猴看”的典型，老師把好友的劉海胡亂地剪掉。五年級的孩子，嚇得不敢去食堂打飯，甚至周末都不敢回家。
在好友老師的評價體系中，“不說話，文靜，內向”就是老師心目中的“乖乖女”，而作為孩子天性的表達，就會被視為異類，就會受到指責，這兩件標志性事件之后，好友戴上了"乖乖女"的面具。
由此可見，“指責”是面具的一種起源，回憶我們受到的指責，是通往“真自我”的一條道路。
此外，我們的社會角色，職業(yè)等要求也是我們最初戴上面具的起源之一。
比如，律師、教師等職業(yè)要求從業(yè)者能言善辯，性格外向；而會計、設計師等職業(yè)要求從業(yè)者沉穩(wěn)，坐得住。我們經?？吹侥苎陨妻q的律師回到家扔下公文包就沉默寡言；在公司一言不發(fā)的會計在飯桌上滔滔不絕......
我們的終極目標是能夠意識到自己的面具，控制自己的面具，決定什么時候戴上它、什么時候摘掉它，而不是反過來，讓面具控制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