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讀書，有疑問的時候，總覺得是自己看不懂，畢竟有些字和成語都不明白呢。
稍長大一點，學了些理論，發(fā)現(xiàn)大多時候，這些理論都經(jīng)不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辯駁。但那時候權當做是邏輯訓練，沒太當回事，也還不大敢去反駁，最多也是課堂上和老師爭辯，氣氣人而已。
當閱讀積攢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你就能夠對作者的一些觀念產生質疑。但質疑還是得有依據(jù)，你又怕自己沒那個本事?；蛘咭灿X得，這么明顯的漏洞，作者不應當沒有發(fā)現(xiàn)吧？
后來發(fā)現(xiàn)并非如此。讀書時候憑借自己的常識或者經(jīng)驗，感覺作者說的不對的時候，那必定是作者錯了，而不是你的直覺出了問題。
例如，當我閱讀基斯·斯坦諾維奇的那本《超越智商》的時，收獲是有不少，但作者提出什么三種心智加工模型、什么晶體智力和流體智力這些概念時，我被搞懵了。
不是我無法理解他具體指的什么意思，而是這樣難懂又難記的概念，讓一般人如何“超越智商”？反而是作者提到的，與其觀點相對的另一類崇尚直覺思維的學者，引起了我的興趣。比如吉仁澤。
吉仁澤的理論很簡單，也很合我胃口。什么二重心智，理性與感性的分類，什么快思與慢思，惘然！直覺對于生存很重要，所以才在人類演化中保存了下來，而對生存有用的，必定就是合乎生存的，也就是理性的。
大多時候我們做決策，用的是直覺，而不是什么富蘭克林的復式記賬法。擇偶也并非像是達爾文那樣，列出結與不結的若干種理由，一一分析。就連跨國公司的董事會，大部分時候也都是靠直覺決策。
行為經(jīng)濟學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話題，2017年的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就頒給了行為經(jīng)濟學家理查德·塞勒。塞勒和卡斯·桑斯坦合寫了一本叫做《助推》的書，讀的時候的確也收獲頗豐，但我卻總是有個疑慮。
該書的核心觀點是，既然人常常是非理性，那么他們做決策的時候，選擇就往往并不是合乎理性的，有時候也并非對他們自身有益處。因為，塞勒和桑斯坦認為，政府就應該作為“溫和的家長”，給他們一些強制。
“助推”就是他們所提出來的方式。比如，以前人臨死前簽署的文件上，默認的選項是不捐獻器官，那么我們就應該將默認選項改為“是”，這樣就能夠提高器官捐獻的比率。
還有參加保險計劃等各種人生重大選擇的時候，這些“愚蠢的人類”（塞勒等人并沒有這么明目張膽地說出來）并不知道如何選擇才對他們真正有好處，作為管理者就應該給他們一個默認的好的選項，這樣懶一些的人就能夠不用更改其選擇了。
你看，多么完美的“家長”，每屆選民都如此愚蠢，所以我們就應該給他們發(fā)一張含有默認政客的投票，他們只要投進去就好了（當然，塞勒等人并沒有如此明目張膽地建議）。
讀《助推》的時候，我就在想，塞勒所提倡的“助推”政策的前提是，提供選項的政府機構、管理者、企業(yè)，是一個為選民、為員工和為老百姓幸?？紤]的“好人”，但歷史證明，幾乎沒有這樣的統(tǒng)治者存在于世過。
反而是這樣的“助推”，被一些邪惡的（大部分時候）機構用于自己不可告知的目的時，那么我們這些“愚蠢的人類”可就遭殃了。
讀完后我并沒有把這樣的觀點表達出來，同樣是擔心是自己錯了。畢竟塞勒可是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獲得者呢！
這兩天讀塔勒布的《非對稱風險》給了我很大勇氣，塔勒布可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也是敢于對自己言行承擔責任的人。該書中，對于塞勒就大批特批，倒是進一步激勵了我。
由于當今社會的學者、機構和政府，缺乏“風險共擔”的責任，所以他們給出來的建議、看法和觀點，都變成了值得商榷的事情。
你以為世界衛(wèi)生組織就能夠客觀地給出建議，每當有全球性流行病發(fā)生的時候，有多少說客去爭取自己開發(fā)的疫苗能夠成為推薦產品？你以為醫(yī)生能夠為病人著想，能碰到一個不過度治療，不需要各種儀器、CT和化驗就給你救治的醫(yī)生就應該燒香了。醫(yī)學專業(yè)期刊上發(fā)表的新藥文章，多少是能夠經(jīng)得住可重復研究的？
同樣，那些在電視上預測股票的，有多少是自己下了注的？那些提倡健康飲食的專家，有多少人是嚴格按照自己提供的食譜生活的？
期望有一個良好的上層機構實行“溫和的家長主義”，推你一把，其結果可能是把你推到懸崖下，而不是扶你上岸。也難怪塔勒布想把大部分經(jīng)濟學家送去絞刑了。
因此，當讀書過程中有疑問的時候，不管是作者沒有考慮到，或者故意回避這個話題，就應當就此停留一下，追問一下，如此才不會被其花里胡哨的觀點所迷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