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喻戶曉的金庸收山之作《鹿鼎記》中有這么一段：施瑯打下臺灣后居官清廉，但因為他帶領清兵取臺，滅了大明留存在海外的一片江山，臺灣百姓都很厭惡他；韋小寶替任，第一天署官便刮了一百萬兩銀子，卻因他是陳永華的弟子而受到臺灣人民的愛戴，絲毫不計較他的貪污行為，甚至在韋小寶離開時送了無數(shù)萬民傘、護民旗，以感謝他為朝廷撤消舉臺內遷的旨意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小說家言，以前只是笑著看過去了，如今仔細想想，其中頗有些值得回味之處。

這一段情節(jié)，顛覆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清官涵義，卻也包含了十分復雜的中國文化特征，從中亦可看出中國人普遍的文化心理。

“清官”中的“清”字更多的時候是指清廉，但是在《鹿鼎記》里，在特殊的歷史環(huán)境下，清廉之官反而不吃香，倒是那斂財無厭的貪官受人擁護。原因在何處呢？施瑯并未為民著想嗎？非也非也。他為了內遷一事千里迢迢跑去京城陳情，就算是瞎子也能明白他在這件事上厥功甚偉。施瑯在任期間的清白如水，也是臺灣百姓有目共睹的。這樣的一位好官，就因為在感情上不討人們喜歡，便瞬間成了惡人一個。在這里，清官遠遠脫離了清廉的范圍，被審視的已不再是為官的政績，而轉由感情上的好惡這樣一種標準。吏治的好壞也不再作為個人事業(yè)的價值被品評和尊重，而是成為一個簡單的迎合人們文化心理的符號。

中國文化一向是重人情的。即便是鼎鼎大名的包公，在刻劃他的熒幕形象時也盡量往有情有義的方向靠攏。一旦遇上法與情不相容的時刻或場景，我們常能看到那個百般無奈下觸犯法律的罪人主動投案或者自盡以謝天下。如此便是最好的結局。否則，若是碰上不認罪更不愿死、犟頭倔腦又情有可原的犯罪者，我們的編劇可就不知如何是好了。清官戲的大同小異，其過不在編者，在群眾也。惟有這樣既顧人情又不枉法的清官，才是人們心中真正的好官，大家才愿意看。

原本，重視人情世故并非壞事，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人際關系的積極互動，體現(xiàn)了中國文化的溫情脈脈。但是任何東西只要過了頭，便往往顯露出它不合適的一面來。商鞅用重典，逃不了自己立下的車裂酷刑；蕭何一生謙虛謹慎、不置產(chǎn)業(yè)，卻莫名引來“作法自斃”的身后惡名。對于那些制訂法律的人，古代百姓有志一同地認為他們個個沒有好下場。既然制法者自顧不暇，那么普羅大眾究竟在尋求什么呢？若是當時的人們清醒地認識到法律本身的作用，倒是很可以有一番新氣象的。但是，在一貫的封建專制下，人們已經(jīng)徹底認不清法制本身的作用了。三國時諸葛亮治理西川“路不拾遺”的神話流傳民間如此之久，以至于到現(xiàn)在還有頭纏白布悼念武侯的人，懷念的恐怕不是談笑間強虜?shù)幕绎w煙滅，而是一種揮之不去的“清官情結”罷。

“清官情結”的致命弱點就是，這個“情結”將人們織結入一個“人治”社會的絲網(wǎng)，而這絲網(wǎng)倒置了法制權力的結構：本應掌握權力的老百姓心甘情愿地被裹入網(wǎng)中，而一些權力擁有者手牽網(wǎng)繩——他們緊一緊手，人民赤裸的骨肉就會被勒得痛苦不堪；他們松一松手，人民或許能夠減輕些痛苦，但終究放不開手腳。就這樣，習慣于“知足常樂”的古代老百姓很自然地只有兩種命運：頂頭上司是清官，日子便好過些，遇上個貪官，便只能自認倒霉了。在這種情況下，百姓對“清官”的渴求與幻想幾乎滲透到各個層面了，無論是生活上、政治上還是文化上。可是人們沒有想到的是，“清官”越多，那張勒人生疼的絲網(wǎng)經(jīng)受疲勞考驗的次數(shù)就越少，使用壽命就越長，這就是“清官情結”的至深危害了。封建統(tǒng)治之所以能在中國維持那么長久的時間，人們對清官的執(zhí)著期待和莫名的崇拜也是有一定責任的。

施瑯的錯，只在投降清廷而已。正如有人傳說趙孟頫未被列于元代書法四大家，是因他做了元朝的官。一朝錯，一世錯。不管他們做了多少好事，藝術造詣有多高，當時的輿論就是要把他們一棍子打死，也不管這“錯”是否值得商榷。固執(zhí)是中國文化另一個極其明顯的特征。宋朝能斷陰陽的包拯、智慧絕倫的狄仁杰，施瑯的次子施世綸，被后人追念至今，且以種種的公案小說為他們的事跡增添光彩。這些人物形象基本上是沒有污點的，就算有也已被歷史的長河掩蓋不復再見。如今我們看到的早已不再是“人”，而是被美化過的神。

曾經(jīng)風靡一時的美國家庭喜劇《成長的煩惱》里有一個極為經(jīng)典的鏡頭：業(yè)已十歲的弟弟本一臉受打擊狀地拉著哥哥邁克問道：“今天我聽說，原來爸爸媽媽他們也是人！”哥哥邁克一臉驚訝：“這個我三歲的時候就知道了?！眱扇水敃r的感覺都是驚訝，驚訝的內容卻完全相反。比起單純的本，那個洞悉世情的哥哥更具有一個人基本的判斷力和思考力，也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夠生活在法治國家而不是人治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