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閱讀齊邦媛的《巨流河》時，我非常羨慕她在求學階段有那么多的名師給她授課！在《巨流河》中，提到的名師都有誰呢?

第一：南開中學著名的老師

張伯苓（南開中學校長）：齊邦媛自十三歲至十九歲就讀于四川沙壩坪南開中學，而校長就是張伯苓。

盧溝橋開戰(zhàn)后，南開是第一所被日本人炸毀的學校，也是第一所在后方以長期抗戰(zhàn)為信念重建的學校。南開中學在抗戰(zhàn)最艱困的八年中，教育了數萬青年，每個人幾乎都是張伯苓精神的延伸。

張伯苓于十三歲考取官費的北洋水師學堂。當年維新派的嚴復、伍光建等人和一些自英國留學歸國的年輕軍官，引進西方思想和新知，希望建立強大的現代海軍，為國雪恥。一八九四年，他由水師學堂畢業(yè)，正逢中日甲午之戰(zhàn)，北洋海軍幾乎全軍覆沒，連一艘可供學生實習的船都沒有了。

一年后，他勉強派到“通濟輪”上見習，竟是目睹甲午戰(zhàn)場威海衛(wèi)由戰(zhàn)勝國日本人手中移交給英國人占領的場面。他在自己的國家的領海上，眼睜睜地看著國旗三易，先下清旗再升日旗，隔一日改懸英國旗。

他晚年回憶當時：悲憤填胸，深受刺激！念國家積弱至此，茍不自強，奚以圖存？而自強之道端在教育。

他憶起換國旗的恥辱場面：清士兵上身穿一坎肩，前面寫一“兵”字，背后寫“勇”，衣服非大必小，不稱體，面黃肌瘦，精神萎靡，手持大刀，腰懷一槍（煙槍，抽鴉片用）慢吞吞走出來，將黃龍旗（清朝）降下。旋英軍整隊出，步伐整齊，精神奕奕，相形之下，勝敗可知。

一九零八年，張伯苓在嚴修的支持下，在天津西南城角建立天津南開中學，建校之前兩度參觀日本的各類學校，特別是私立學校，學習經驗。一九一七年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研究西方教育理念，次年回國籌辦南開大學。一九二三年創(chuàng)辦南開女子中學。

抗戰(zhàn)之初，日本人恨他發(fā)起愛國活動，炸毀南開。當時蔣介石公開宣稱：南開為國犧牲，有中國就有南開！將南開與北平的北大、清華合為西南聯大，在昆明設校，成為抗戰(zhàn)期間最好的大學。

張伯苓創(chuàng)業(yè)立世全靠堅強的愛國精神，他就是校歌里“巍巍我南開精神”化身。在齊邦媛成長的六年中，他留下了非常溫暖的形象。那時學生們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壯碩的張校長挺胸闊步地走在校園里，不論前線戰(zhàn)報如何令人沮喪，日機轟炸多么猛烈，在張校長的帶領下，學生們都堅信中國不會亡！

自一九零四年只有七十五個學生到張伯苓一九五一年逝世為止，張伯苓一直用強烈的激情到處演講，鼓勵“中國不忘，有我！”的志氣，宣揚教育救國的理想，他足足說了半個世紀！那五十年間，中國的災難有種種的新的面貌，外侮與內煎并存。

張校長七十五歲去世，臨終最大的安慰就是看到南開中學和大學在天津原址復校。他平時很關心學生，生怕學生衣服不夠，吃得不飽，除了師長，還有一顆父母心。他奮斗的心血沒有白費，他說的話，那些散居世界各地的數萬學生都深深記得，在各自的領域傳他的薪火，永恒不滅。

孟志蓀（中學國文老師）：南開教育非常扎實，那六年的中學時光為齊邦媛奠定了一生進修的基礎，南開中學優(yōu)秀的師資讓齊邦媛念念不忘，其中對她影響最大的是國文老師孟志蓀。

孟老師授課時語言深廣激昂，常帶她借閱書籍并邀請她到家中做客，兩人關系亦師亦友。

南開中學的國文教科書，初一到高三，六年十二冊是著名的，主編者就是孟老師。初中時選文由淺入深，白話文言并重，五四以來的作家佳作啟發(fā)了學生的新文學創(chuàng)作。高中課本簡直就是中國文學史的選文讀本，從《詩經》到民國，講述各時期文學發(fā)展，選文都是文學精華。

孟老師在教齊邦媛高二國文課那一年，更開創(chuàng)了中學課程少見的選修課，有高二全校的詩選（男女合班）、高三的詞選。那兩年齊邦媛已長成大人了，除了必須應付別的課程，準備全國大專聯合考試外，日日夜夜背誦詩詞。齊邦媛浸潤于孟老師的詩詞課整整兩年，如癡如醉地背誦、欣賞所有作品，一直仍清晰地留在心中。

老年的齊邦媛靜靜回首，原來中國文學史中重要的佳作已經在那兩年背了下來。

孟老師那時大約已經五十歲，在學生眼中，已經很老了。他常年穿深深淺淺的嗶嘰長衫，既不漂亮，也不瀟灑（偶爾換黑色或白色的中山裝）；他的聲音帶著相當干澀的天津腔，但當他開始講課，立刻引人全神貫注。他的語言不是溪水，是江河，內容濤濤深廣，又處處隨所授文章詩詞而激流奔放。

那時齊邦媛已長大，又逢國難，很能了解孟老師為什么說若沒有時間讀全本《史記》，又想讀最好的，就先讀司馬遷寫倒霉不幸人物的傳記，《項羽本紀》就比《劉邦本紀》高明得多。從南京到四川這一趟千百里的流亡經驗，也讓邦媛深深明白為什么孟老師教杜甫詩時，竟聲淚俱下，教室里彌漫一股幽憤悲傷，久久難消。

吳振芝（地理老師）：吳振芝老師教初中的中國史，在講授臺灣相關內容時，用“雞蛋糕”容臺灣地形（基隆、淡水、高雄），這種生動的教學方式給齊邦媛留下了深刻印象。

高中時，她教世界地理，常帶一本本又大又厚的洋書給學生看，給學生看世界各地圖片，開啟了學生的眼界。

鄭老憨（化學科老師）：鄭老憨則是個奇人，全校似乎很少人用他的本名鄭新亭稱他，他未教女中部，但我們每次聽男生學他用山東腔背化學公式，又說他在宿舍里喝點酒給男生講《三國》，都羨慕得要死。此外，他還說了許多鼓勵“男子漢”的壯語，當年有百分之四十的畢業(yè)生因為鄭老憨而去投靠化學和相關科系。

南開的老師，以任何時代標準來看，都是注，性靈啟發(fā)的有識之士；和中山中學諸多被學生終生懷念的老師一樣，他們都是在戰(zhàn)火中由北方逃到四川，追隨張校長的辦學號召，同甘共苦的。學生們在南開優(yōu)良的讀書風氣中，得師長之春風化雨，打下了一生讀書為人的基礎。

第二：武漢大學著名的老師

抗戰(zhàn)時期在武大任教而住在樂山的有朱光潛、陳西瀅、凌叔華、袁昌英、蘇雪林等作家

朱光潛（大學英文老師）：朱光潛老師曾擔任武漢大學外文系教授。他在授課期間給予齊邦媛重要指導，并鼓勵她轉向外文系學習，這一建議影響了她后續(xù)的學術與人生選擇。

書中詳細記錄了朱光潛以《英詩金庫》為教材講授英詩課程，并選取華茲華斯等詩人作品進行解析，對齊邦媛的文學素養(yǎng)培養(yǎng)產生深遠影響。

一九四三年，齊邦媛考上武漢大學哲學系，武大臨時校址在四川樂山城。當時朱光潛是武大的校務長，已是名滿天下的學者。

朱光潛在十五歲以前，他在安徽桐城中已背誦了十年的經書與古文才進入桐城中學，二十一歲公費就讀香港大學，畢業(yè)后到上海教書，和匡互生、朱自清、豐子愷、葉圣陶、劉大白、夏衍等人辦雜志，創(chuàng)“立達學園”，創(chuàng)辦開明書店。

二十八歲，公費進愛丁堡大學修文藝心理學，在德國萊茵河的斯特拉堡大學加強德文，并寫出《悲劇心理學》論文。留歐八年中，他經常流連于大英博物館，一面讀書一面寫作，官費常斷，為了稿費在開明書店《一般》和《中學生》刊物寫稿，后來輯成《給青年的十二封信》，這本書和《談美》是中學生以上都必讀的“開竅”之書。

齊邦媛大學一年級將結束之時，朱光潛老師指名要見齊邦媛，齊邦媛忐忑不安到文廟正殿那森然深長的辦公室，見到一個“老頭”（當年朱老師四十七歲，在邦媛眼中是個“老人”了）。

朱光潛說：“你聯考分發(fā)到哲學系，但是你的英文很好，考全校第一名，你為什么不轉外文系呢？”，他又問邦媛為什么要讀哲學系，已經念了些什么哲學的書？

他勸齊邦媛：現在武大搬遷到這么偏遠的地方，老師很難請來，哲學系有一些課都開不出來。我已由國文老師處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沒有鉆研哲學的慧根。中文系的課你可以旁聽，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課程必須有老師帶領，加上好的英文基礎才可以認路入門。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決定。你如果轉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導師，有問題可以隨時問我。

朱光潛老師的勸說，改變了齊邦媛的學習和鉆研方向。

進入外文系二年級，齊邦媛上朱老師全年“英詩”課，朱老師用當時全世界的標準選本，美國詩人帕爾格雷夫主編的《英詩金庫》，但隨武大遷來的圖書館只有六本課本，分配三本給女生，三本給男生，輪流按課程進度先抄詩再上課。齊邦媛用最好的嘉樂紙筆記本抄滿了滿滿的詩句和老師的指引。那些筆記跟隨了齊邦媛一輩子！

有一天，朱老師教到華茲華斯的《瑪格麗特的悲苦》，讀到 the fowls of heaven have wings, Chains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他說這個和中國古詩詞“風云有鳥路，江漢限無梁”有相似之處，彼時他竟然語帶哽咽，稍微停頓又繼續(xù)念下去，念到最后兩行，老師取下眼鏡，眼淚流下雙頰，突然把書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滿室愕然，卻無人開口說話。

也許，在那樣一個艱困的時代，坦率表現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對于仍然崇拜偶像的大學二年級學生來說，這是一件難以評論的意外，甚至是感到榮幸的事，能看到文學名師至情的眼淚。

齊邦媛遷徙至臺灣，她也變成了英文老師，一度教英國文學史課程。那時《英詩金庫》已完全被時代的選本取代，《瑪格麗特的悲苦》很少被選。不同的時代流不同的眼淚。但是朱老師所選詩篇大多數仍在六十年代各重要選集上。

齊邦媛在朱老師的指導下，讀雪萊，讀濟慈，讀莎士比亞……在文廟配殿那間小小的斗室之中，朱老師講書表情嚴肅，也很少有手勢，一次講到雪萊的《西風頌》，他用手大力地揮拂、橫掃，口中念著詩句，教學生用the mian’s eye想象西風怒吼的意象。這是齊邦媛第一次真正看到了西方詩中的意象，一生受用不盡。

吳宓（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吳宓與朱光潛同為齊邦媛的授課教師。書中提到她曾受教于兩位名師，但未具體展開描述吳宓的教學內容，僅作為轉系前的學術啟蒙階段背景出現。

一九四七年的中國，好似有一半的人都似螞蟻搬家東西南北地奔跑卻又似看不到來去的目的。我們外文系的老師有一半都另有高就了，朱光潛老師已在北大文學院籌劃新局，他臨行聘請吳宓教授來武大做系主任。

吳先生未隨西南聯大回北平清華大學，而來到武漢，大約是與朱老師的私誼。我大四這一年選了他兩門課，一門是“文學與人生”，開放全校選讀，據說是他當年由哈佛大學回國在清華大學開的很著名的課，在武大重開也只教了兩年。他自己讀書既多，理想又高，所列課程大綱和講課內容真是縱橫古今中外，如在太平盛世，當可早啟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可惜一九四七年的學生多是憂心忡忡，在現實中找不到安頓的早衰的青年人，不如上一代那樣能單純地追求被稱為“現實主義的道德家”的理想。

我所記得的吳老師，更鮮明的是他為本系三、四年級開的“長詩”，似是接續(xù)朱老師的英詩課。

吳老師開學后宣布接下指導朱光潛先生導生的論文，包括我的。朱老師去北大臨行前曾告訴他，我很想進一步研究雪萊或者濟慈作論文題目。朱老師很可能也告訴他，我正困在悲傷中走不出來——老師們背后也會談到關心的學生們的“私情”吧!

吳老師建議我以雪萊的長詩Epipsychidion(希臘文，意為“致年輕靈魂”)作論文，我寫信請爸爸托人在上海幫我找了一本，因為學校的圖書還沒有完全復原。《時與潮》已在上海復刊，主編鄧蓮溪先生是外文系出身，后來見面調侃我說：“怎么研究起雪萊的愛情觀來了，原來是換了吳宓做指導教授啊?！蔽沂盏綍确艘魂?，覺得雪萊那種戀愛觀和我的“鐘情派”不同，很想換濟慈的一篇，但是時間和知識都不夠。

不久，吳老師召我去，把我擬的大綱幾乎改了一大半。他用毛筆寫了兩頁英文大綱，并且加上一句中文：“佛曰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告訴我，要朝一種超越塵世之愛去想，去愛世上的人，同情、悲憫，“愛”不是一兩個人的事。

錢穆老師：一九四一年武大聘請錢穆先生講學，主題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問題。因是全校講座，又為避警報，上課時間為早晨六點到八點。當時全城電力尚未恢復，學生由各宿舍去最大的那間教室，須拿火把照路，摸黑去聽錢穆先生的課，往往晨光初露時座位已被火把占滿，后來者即無法進去。女生宿舍低班學生似乎無人敢去。我升入高班三年級時，抗戰(zhàn)勝利，錢先生回到重慶。我聽高班男同學講當年盛況，非常羨慕。然而當時絕未想到三十年后在臺灣，我為“國立編譯館”公事拜謁錢先生，且有二十年單獨請教、暢談、傾聽的緣分和榮幸。

袁昌英老師：袁昌英先生教我們四年級的“莎士比亞”，她仍以一貫的穩(wěn)健步伐定了全年進度。

莎氏的三十七本劇本，分悲劇、喜劇和歷史劇三種，選代表作逐本介紹，但是沒有書，只有講義上的梗概及專心聽講做筆記。在做筆記方面我頗為專長，如能進一步閱讀，確有助益。莎士比亞一課廣博精深，需一生時間，這是我未敢嘗試的。

袁老師領我們進了殿堂的大門，正如三年“戲劇”課一樣，先教導讀，再讀一些劇本，所用課本 Continental Dramas 和英詩課的《英詩金庫》一樣，也是世界性的標準課本。我清楚地記得她導讀霍普特曼《沉鐘》( Gerhart Hauptman , The Sunken Bell ）和羅斯丹的《西哈諾》( Edmond Rostand , Cyrano de Bergerac ）等劇的神情，生動感人，給我終身的啟發(fā)。

后來讀到同學孫法理寫的《恩師遺我莎翁情》一文，更具體憶起袁老師當年分析劇本時常用的“第五象限”（ The Fifth Dimension )，線、面、體三個象限是空間象限，時間是第四象限，而關系（結構）是第五象限。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戰(zhàn)時，我的文學生涯有那樣高的起步，實在幸運。

齊邦媛何其有幸，在戰(zhàn)時仍然能夠按部就班接受教育。即使在最不利的條件下，南開依然保持了一貫對教學品質的追求。到了樂山武漢大學階段，她更在名師的指導下專心文學。

在千百萬人流離失所，中國文化基礎傷痕累累的年歲里，齊邦媛以親身的經驗見識知識之重要，教育之重要，文化之重要。齊邦媛沿著父親、張伯苓校長、孟志蓀老師、朱光潛老師等人的路，心存他們的理想和教誨，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教育、編譯、文化事業(yè)。而且，在人生接近句號的時候，寫出了這本《巨流河》，這是何等的懷抱，何等的情懷，何等的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