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以前，中國統(tǒng)治者多用武力脅迫朝鮮，如：漢武帝、隋煬帝、唐太宗多次發(fā)動對朝鮮的戰(zhàn)爭。自從唐統(tǒng)治者建立以“唐朝為中心的東亞國際體系”后，朝鮮半島深受中華文明的影響，雙方開始學會摒棄戰(zhàn)爭，轉(zhuǎn)而以禮儀道德來約束雙方的外交關(guān)系。到了明朝，明統(tǒng)治者把朝鮮放在藩國中最重要的地位，表現(xiàn)在摒棄了唐朝之前的武力威脅，轉(zhuǎn)而用儒家禮儀規(guī)范雙邊關(guān)系。

1488年，明朝弘治元年，明政府派遣董越出使朝鮮。使團剛到朝鮮，為了顯示出天朝的威儀和自律，董越主動謝絕了朝鮮政府饋贈衣服和食物，同樣朝鮮政府在沿途的館驛給明使臣的饋贈禮物，均被董越謝絕。

其次在國王宴會上，朝鮮政府準備安排歌姬女樂助興，董越明確拒絕，告訴朝鮮接待官員“先皇帝喪三年內(nèi)，不可聽樂”，在《朝鮮王朝實錄》記載：天使曰：“但今皇帝孝思罔極，隨喪制已畢，尚不可用樂。吾等豈可聽樂乎？”為了不掃朝鮮國王的面子，董越等使臣還是見了一下歌姬女樂，隨后邊說：“既見之，速出可也?！倍降男袨樽尦r王室和大臣非常贊許，朝鮮官員李鐵堅對朝鮮國王說：“臣等觀兩使舉動，凡行禮極其敬謹，無少差違，可謂正大人也?！?/p>

董越還對朝鮮風俗禮儀表示尊重，明使團進入朝鮮后舉行宣慰禮儀，董越對身邊的人說：“此宣慰宰相，禮無一失，是知禮宰相也?！彪S后在箕子廟行祭拜禮時，了解到旁邊檀君廟是朝鮮供奉的祖先神靈，即進廟進行拜禮，表達對朝鮮人的敬重。到達平壤后，再次祭拜檀君廟和箕子廟。使團回國之際，董越專門要求朝鮮提供社會風俗的情況，并向朝鮮官員表達，回國之后，修訂先帝實錄之時，會將朝鮮的風俗情況書于史冊。

以董越為首的明使團在朝鮮的出訪之旅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在頒詔禮儀方面，中朝雙方出現(xiàn)了分歧。雖然朝鮮是一個藩屬國，但是朝鮮君臣認為，在與明朝修好的同時下，還應(yīng)當保持國家的尊嚴和獨立性。當時明朝使團一致認為，朝鮮國王在迎詔時，應(yīng)當騎馬而不是乘攆，因為只有天子才可以乘攆，藩王只能乘馬迎詔。若朝鮮國王乘攆，則是僭越。朝鮮官員許琮認為，乘攆迎詔是舊例，不應(yīng)當改。董越回復(fù)：“前雖然乘攆，與禮不合，改之何難？”同時，董越還表示，明使節(jié)奉得是天子之命，來朝鮮頒布得是天子詔書，迎詔的臣子（這兒指的是朝鮮國王）怎么可能乘攆迎接？如果皇帝有命令可以乘攆，那沒啥說的，現(xiàn)在既然沒有，就應(yīng)當遵守禮法。董越的意思極其明白，明朝皇帝和朝鮮國王的關(guān)系是天子和臣子的關(guān)系。

朝鮮國王認為這一回復(fù)是極其傲慢的，他告訴朝鮮官員：“我國事大至誠，故朝廷亦敬待我國，開國以來，國王無乘馬迎詔之禮。”朝鮮官員商討后，一致認為，如果國王騎馬迎詔，就會粗率無威儀。由此，朝鮮國王堅決不同意乘馬迎詔，提出要向明朝皇帝請示是否應(yīng)該乘馬。就在雙方僵持不下之時，董越突然同意了朝鮮國王乘攆迎詔，但是同時提出，迎詔可以乘攆，但是迎敕必須乘馬。說到這兒，就必須明確詔和敕的區(qū)別，詔書一般是布告天下中外的大事和重要命令才用，敕書則是對臣子加官進爵時用，有告誡勸勉的意思，也多用在對外藩頒布命令時。

朝鮮國王面對董越的強硬和以退為進，憂慮僵持下去會危害兩國關(guān)系，于是向董越表示：“詔敕久留草野，于心不安，當從大人之教?！庇谑前凑斩教岢龅某藬f迎詔。至此，這一問題順利解決。

參考：《朝鮮賦》/《成宗大王實錄》/《明代前期中韓國交之研究》/《明弘治年間中朝禮儀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