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著他，燕易王露出了慈愛的笑容。
蘇秦頭皮發(fā)麻，雙腿發(fā)顫，冷汗從他的每一個毛孔中滲出。
“吾命休矣！”
蘇秦感受到身體的千鈞之重。他已無力挪動半步，唯有低著頭，等待燕易王突然翻臉，等待對自己死刑的判決。
但燕易王沒有翻臉，這一天跟往常一樣，什么事也沒有發(fā)生。
蘇秦回到宅中，渾身虛脫，思緒萬千，徹夜未眠。
“跑，趕快跑！要盡快離開燕國！”
這句話在他的腦海中不知道反復(fù)了多少遍。
“但是，能到哪里去呢？”
窗外照進了旭日的晨曦，蘇秦打了一個激靈。
“是了，去東方，跑齊國去！”
這一年是公元前324年。
蘇秦私通易王母親東窗事發(fā)，為燕易王所知。蘇秦大懼，倉皇逃往齊國。他向燕易王承諾，他要去當(dāng)間諜，要幫助燕國削弱齊國。
《史記》對此做了如下記載：
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毖嗤踉唬拔ㄏ壬鶠??！庇谑翘K秦詳為得罪于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
燕易王沒有誅殺蘇秦。他沒有覺得蘇秦私通自己的母親是對自己乃至王室的侮辱。他反倒“事之加厚”，如同向蘇秦表達謝意一般。莫非他是在承認蘇秦是自己的“繼父”？
如果放在中原諸國，易王必然會雷霆大怒，就算車裂蘇秦也難平憤恨之情。
但這是燕國，燕國有點不太一樣。
燕國是什么樣的國家？
燕國有八百多年的歷史，是西周分封諸侯國當(dāng)中資格最老，也是持續(xù)最長時間的諸侯之一。作為戰(zhàn)國七雄，北方霸主，燕國卻也是最缺乏存在感的強國，沒有之一。
翻看《史記》的《燕召公世家》，記錄零落闕如，甚至有點反常。就連從商代開始就已存在的蠻夷之國吳國都有傳承譜系的完整記載，而周公室姬姓燕國竟缺失了最初七代國君的傳承記錄。燕國國君的很多傳承甚至沒有寫是父傳子還是兄傳弟，很多國君的史事幾乎為零。
《燕召公世家》對燕國的建立有如下記載：
召（shào）公奭（shì）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
其在成王時，召王為三公：自陜以西，召公主之；自陜以東，周公主之。
可見開國君主燕召公的地位在周公室是與周公齊平的。從“周公”、“召公”這兩個名字后來成為周國最高官職的名稱來看，兩個人在周朝的歷史中都具有不可超越的地位。在國家管理上，上述記載說“自陜以西，召公主之；自陜以東，周公主之”。這里的陜指的是陜縣，現(xiàn)河南三門峽市的陜州區(qū)。也就是說，周武王伐商后的勢力圈由召公統(tǒng)管，周公平定紂王之子武庚與管蔡霍三監(jiān)之亂后，東拓的勢力圈由周公管理。
當(dāng)成王年幼，周公攝政，召公表現(xiàn)出了不滿，周公不得不費力去予以安撫。召公是被安撫住了，但管叔蔡叔卻沒有買賬，跟著武庚造反了。雖說周公為后世標榜為最完美的圣人，但在當(dāng)時卻被很多人視為“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權(quán)臣。召公的燕國幾百年默默無聞，到了戰(zhàn)國竟然強大到位列七雄，而周室東遷時最為強大的魯國，也就是周公的封國，在春秋時期就開始逐步衰敗，到了戰(zhàn)國竟被楚國所滅。
召公當(dāng)時似乎也是與周公一樣，萬民敬仰。《史記》載：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xiāng)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哥詠之，作甘棠之詩。
這就是《千字文》里“存以甘棠，去而益詠”的典故。深得民心的召公曾在棠樹下辦公，去世后人民懷念，棠樹不敢伐，作詩“甘棠”，后世詠唱。
召公之后的記載就零星簡略，如同被人刪減了一般。兩百多年的春秋時代，諸侯紛亂不止，燕國的重要露面也僅有一次，即齊桓公伐山戎一節(jié)。燕國遭山戎侵伐，向齊國求救。齊桓公興兵救燕國，滅山戎。燕侯感激不盡，送齊桓公一直送到出燕境五十里。按周禮，諸侯相送不得出境，唯有天子能享受這個待遇。顯然燕侯是以天子之禮待齊桓公了。但齊桓公不受，將燕侯相送經(jīng)過的五十里地割讓給燕國，以示守禮“尊王”。在這一節(jié)中，燕國也就是扮演了一個陪襯春秋首霸齊桓公的角色。
進入戰(zhàn)國時期，燕國開始活躍起來，頻頻見諸于史書的記載。對比春秋初期和戰(zhàn)國時期的地圖，我們會發(fā)現(xiàn)燕國的版圖是向東北延伸，主要是與山戎東胡發(fā)生沖突，而并沒有怎么參與到中原諸侯們的你征我伐。燕國的編年史應(yīng)是記載了燕國北伐的種種事件，但不知何故，這段史料已然消失了。燕國勢力一直延伸到遼東，再回顧南面，戰(zhàn)國群雄之局就已形成了。
燕國的地理位置以及底層庶民各民族融合的特點，讓燕國有了與中原諸侯不太一樣的文化。燕國的統(tǒng)治階層雖是來自純粹的姬姓周王室，但燕國的地理位置卻是戎狄蠻夷乃至殷商遺民們共同生存的區(qū)域。在周人到來之前，殷商文化在這里已經(jīng)流傳了數(shù)百年，夷狄文化也已經(jīng)流傳了數(shù)百年。
《漢書·地理志》記載：
初，太子丹賓養(yǎng)勇士，不愛后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
這是對燕國民風(fēng)的描述。燕國太子丹喜歡養(yǎng)勇士，不愛后宮美女。但這種做法卻化為民俗，民間接待客人竟讓妻子侍寢。太子丹養(yǎng)士與以婦侍宿的民俗有什么關(guān)系呢？只能一種可能的解釋，那就是太子丹是讓后宮美女去服侍自己養(yǎng)的勇士了。民俗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形成的，因此說太子丹的上述行為催生了“以婦侍宿”民俗，顯然不足為信。更可能的是反過來，太子丹的行為正是燕國民俗的反映。隨著分封制的解體，貴族階層與底層的隔閡逐漸消融，各國的地方文化便開始浮出水面，漸漸形成了各國獨具特色的文化。
所謂“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很多人認為是這是“鬧洞房”的來源，頗有牽強附會之嫌。何謂男女無別？結(jié)合上文，絕不可能指的是“鬧”，而應(yīng)是男女之事。也許在后世禮教眼里，這完全是傷風(fēng)敗俗，但放在歷史的長河，都是合理自然的事情。幾千年來，華夏大地包容了太多不同的民族和風(fēng)俗文化了。對待歷史，斷不可用一種文化風(fēng)俗的視角去批判另一種文化風(fēng)俗，每一種文化的存在固然有其存在的道理的。在燕國人眼里，男女與飲食毫無差別，婚禮大擺宴席大吃大喝和“嫁取之夕，男女無別”，性質(zhì)是一樣的。
對待男女之事上，齊國的文化似乎與燕國的文化很有相似性，畢竟他們都是在殷商、東夷文化圈上建立起來的國家。關(guān)于這一點，前面關(guān)于齊國的那一篇有詳細介紹，在此就不再復(fù)述。
在這樣的文化下，燕易王對蘇秦私通其母親的事情無所謂，笑吟吟的，也就可以理解了。
沒有謚號的燕王噲
公元前321年，在位12年的燕易王薨，子燕王噲即位。燕王噲在戰(zhàn)國歷史上是一個很奇特的存在。很多人將他描述成愚不可及，昏君中的昏君；有人將他描述為理想主義者，想要復(fù)興古制，但結(jié)論還是傻。燕王噲在位七年，本已強盛的燕國大亂，差點滅了國。
更奇特的是燕王噲沒有謚號，這一向是亡國之君的待遇，因為亡國之君沒有后繼的君主和臣子給他上謚號。但燕王噲卻不一樣。他的繼位者可是被視為燕國八百年歷史中最英明的君主，燕昭王。
我們先看看什么是謚號。
通觀中國歷史，對君王皇帝的稱號除了個別的例外，基本上有三種：謚號、廟號、年號。
我們先舉幾個例子，這些名稱具體指的是什么。其實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謚號：齊桓公、漢武帝、漢獻帝
廟號：唐太宗、宋太祖、宋徽宗
年號：崇禎、康熙、乾隆
例外：周武王、秦始皇
謚號是君王（也包括諸侯、高品級的大臣）死后，按其生平事跡進行評定后給予或褒或貶評價的文字，一般由禮部主持，要有嗣位皇帝參與下賜予的。如果是亡國之君，由下一個朝代的帝王追賜，也表示一種正統(tǒng)繼承性。但這是后來的事情，秦滅六國的時候就沒有搞這一套，所以當(dāng)時的亡國之君都基本沒有謚號。比如燕王喜、齊王建。
廟號是君主死后在太廟中被供奉時的稱呼，最初只有有限功勞巨大的君主才有資格被供奉而有廟號，但后來廟號也泛濫了，每個君主都可以得的到。按照廟號的規(guī)則，“祖有功而宗有德”，一般創(chuàng)始者都是祖，后世功高的君主是宗。在文字的選擇上，創(chuàng)基立業(yè)曰“太”、功高者曰“高”、中興者曰“中”等。
年號是用于紀年的，由漢武帝即位后首創(chuàng)，第一個年號為“建元”。一般出現(xiàn)“祥瑞”或大的事件都會更改年號，稱為“改元”。早期一個皇帝在位期間會有很多個年號，但到了明清，一個皇帝一個年號，就此年號也就用來指稱皇帝了。
皇帝的正式稱號是廟號加謚號，比如唐太宗叫“太宗 文武大圣大廣孝皇帝“，一般唐朝之前的皇帝都用謚號稱呼，但到了唐朝謚號開始泛濫，始作俑者是武則天。
武則天打破了皇帝一、二、三字謚號的舊例，開創(chuàng)了皇帝生前疊加諛詞即自己定謚的先例。后來接位的皇帝子孫都會給父祖上美謚，故謚號越來越長，完全失去了其作為“蓋棺定論”的意義。比如明朝皇帝謚號十六字，清代謚號達二十二字。所以對皇帝的稱呼從謚號變成了廟號。比如上面說的唐太宗就不會稱其為“唐文武大圣大廣孝帝”。
到了明清，年號就逐漸被用來指稱皇帝了。
當(dāng)然歷史上也有例外。謚號制度據(jù)說最早是周公丹制定的（或者更晚），所以比他早的周武王不是謚號，是他生前起的稱號。秦始皇則認為定謚號是“子議父、臣議君“，所以干脆把謚號制度給取消了，所以秦朝皇帝無謚號，也沒有廟號。謚號制度是到漢朝初期才恢復(fù)的。
可以看到謚號是對一個君王非常重要的事情，畢竟是代表一生功過，要永留史冊的。但燕王噲竟然這個謚號也沒有得到，很是不尋常。
如果回過頭來給燕王噲給什么謚號會比較合適呢？
“謚法”上所謂“亂而不損曰靈”，我覺得叫做燕靈王會比較合適。
“亂而不損”就是國家大亂但沒有亡國，這正是燕王噲禪讓大戲的寫照。
燕王噲的禪讓可能是一場改革
公元前316年，當(dāng)秦國軍團開進巴蜀的時候，燕國發(fā)生了一件不同尋常且影響深遠的事件。那就是燕王噲將王位禪讓給了國相子之。
對此，《資治通鑒》通過三個事件來敘述整個的禪讓過程。我們結(jié)合原文梳理一下，看看到底發(fā)生了怎么樣的事情。
第一個事件，蘇代刺激燕王專任子之：
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得燕權(quán)。蘇代使于齊而還，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庇谑茄嗤鯇Ｈ巫又?/p>
燕國的國相子之與蘇秦的弟弟，也就是游走于諸侯之間的縱橫術(shù)士蘇代勾結(jié)，試圖奪取燕國政權(quán)。蘇代出使齊國回來，去見燕王噲，燕王問：“齊王（齊宣王 ）有可能當(dāng)霸主嗎？”蘇代說，不能，因為他對臣下不信任。于是燕王就將政權(quán)交給子之獨斷了。
前面講過，齊國經(jīng)威王、宣王從東方崛起，成為獨霸一方的大國。從燕王噲的詢問中，我們可以看到燕王對齊國的警惕，將其視為最大的威脅。同時也表明燕國有實力與齊國爭霸。何為霸主，武力攻伐，挾天子以號令諸侯者！
很難相信齊王“不信其臣”這一句話就讓燕王“專任子之”了，這很不合邏輯。此時唯一讓燕王擔(dān)憂的應(yīng)該是齊國的威脅，是齊王要稱霸的野心。當(dāng)年燕易王初立，齊國趁燕國治喪，舉兵來伐，奪取燕國十座城市。這樣的記憶至今還沒有完全消退，所以燕王“專任子之”必然是與抗衡齊國有關(guān)。那么他是要讓子之做什么呢？
我猜，燕王噲是要通過子之進行一場驚天動地的改革。
上幾篇多次談到戰(zhàn)國時期的改革，魏國的李悝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秦國的商鞅變法、齊國威王的改革，卻唯獨不見燕國有過什么變法。
戰(zhàn)國時期的變法，其本質(zhì)大體上是從晉國開始的官僚制的普及。換句話說，就是打破原有封建分封體系，君主通過官僚直接統(tǒng)御全國。其核心就是限制分封貴族的權(quán)力，加強中央集權(quán)，將國家轉(zhuǎn)變?yōu)橐环N新型的軍事國家。這些追求變革的國家中，最典型和最徹底的應(yīng)該就是商鞅變法之后的秦國了。
這樣的變法必然是會遭到貴族勢力的極力抵抗。政治制度的改變之所以從晉國開始，正是因為晉獻公誅殺諸公子，晉國遂無公室，君王任用外姓卿大夫管理國家，成為官僚制的前身。但也正因如此，晉國公室羸弱，后來就發(fā)生了“三家分晉”。與此相似的還有齊國，“田氏代齊”之前所有敵對勢力就已經(jīng)被田氏清除干凈，貴族制衡力量非常薄弱，權(quán)力完全集中到了田氏齊王手里，政令推動起來可以做到雷厲風(fēng)行。齊威王烹阿大夫就是一例，這一點在前面的文章中也有介紹。
反觀秦國和楚國，貴族的反抗力量就大得多。支持變法的君主一死，曾經(jīng)不可一世的商鞅、吳起就立即遭到了撲殺。作為最為老牌的周室姬姓諸侯國，分封貴族的勢力必然是相當(dāng)強大的。但如果不圖改革，又很難與周邊轉(zhuǎn)型為新型軍事國家的諸侯對抗，特別是面對虎視眈眈的齊國。這也許就是當(dāng)年擺在燕王噲面前的最大課題。當(dāng)然這只是個人猜測，因為沒有史料留下來。
這里插上一句，不少人對于這場變法潮給天下格局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認識可能比較模糊。最直接也最明顯的，應(yīng)是軍事方面的。在春秋時期，戰(zhàn)爭是貴族之間的游戲，君主一聲令下，那些分封貴族就帶著自己的小弟沖上去了。但到了戰(zhàn)國時期，各諸侯國通過變法轉(zhuǎn)變?yōu)橹醒爰瘷?quán)的軍事國家，君主直接向百姓收稅、征兵，由此步兵也代替了貴族的戰(zhàn)車，作為主要的兵種。君主可以調(diào)配的資源和兵力和之前就完全不是一個數(shù)量級了。所以一到戰(zhàn)國，史書上對戰(zhàn)爭的描述，動不動就斬首幾萬，讓人讀得心驚膽戰(zhàn)，這是在春秋時期的戰(zhàn)爭記載中不曾見到的。
在周邊國家紛紛轉(zhuǎn)型的新型的軍事國家的時候，燕王噲決定專任子之，他是要推動改革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再結(jié)合后來燕國大亂，要不是來了一場休克療法式的激烈改革，燕國國內(nèi)怎會出現(xiàn)如此大的動蕩？那就說不通了。
但燕王噲的改革似乎與其他國家不太一樣。
他力推的改革又是什么樣的呢？
燕王噲也許是墨家的信徒
《資治通鑒》記錄的第二個事件就是有人勸燕王噲禪讓：
鹿毛壽謂燕王曰：“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qū)賴谧又?，子之大重?/p>
一個叫鹿毛壽的人跟勸燕王，讓他將燕國讓給子之，這樣燕王就可以與堯帝齊名了。這句話甚是荒唐，放在明清不知要多少人頭落地了。但燕王竟真的將燕國禪讓給了子之。
《資治通鑒》又記錄了第三件事件，讓燕王不僅名義，實權(quán)也讓給了子之：
或曰：“禹薦益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于益。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于益 而實令啟自取之。今言王屬國于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綬，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
有人跟燕王說，當(dāng)年大禹要將天下禪讓給益，但用的官吏卻都是追隨啟的人。后來啟的人攻擊益，從他手里奪取了天下。于是天下人都說大禹名義上是禪讓，其實暗地里是想讓他的兒子啟自己去取這個王位?，F(xiàn)在子之下面的官吏都是太子的人，真正當(dāng)政者還是太子。燕王聽罷，收回官吏們的官職，三百石俸祿以上的官吏都讓子之自己任命。
這么重大的決定僅憑“有人”的一句話，讓人頗感蹊蹺。
燕王噲不僅將所有權(quán)力全部移交給了子之，還將舊臣全部打掉，給子之行政掃除了全部障礙。
上文中提到過子之與蘇代成婚，表明子之的社會地位與游走于諸侯之間的游士差不多，絕非有采邑的貴族。也就是說，燕王噲托付政權(quán)的不是公室貴族，而是一個外人。顯然這里指的太子也絕非太子一人，而是以太子為核心的公室貴族。燕王噲的改革就是打掉傳統(tǒng)貴族勢力，建立一個官僚組成的統(tǒng)治體系。但問題來了，他有必要走禪讓這樣一種極端的方式嗎？
經(jīng)過這三個事件后，《資治通鑒》寫道：
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于子之。
就此，子之成為真正的燕王，大權(quán)在握，而燕王噲則退居二線，以臣事子之?！顿Y治通鑒》對于他掌權(quán)之后做了什么只字未提，而是直接寫到：“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nèi)大亂。”
日本的中國史專家平勢隆郎認為，燕王噲的禪讓是一種形式，其目的是讓子之禪讓給太子，用古代先賢的形式轉(zhuǎn)移政權(quán)。但這樣的解釋頗為牽強。如果真是這樣僅是形式，第三個事件就不會發(fā)生。
從《資治通鑒》的敘述來看，司馬光是把燕王噲描述成了追求脫離現(xiàn)實的理想主義者，幼稚而昏庸的君主了。字里行間中透露著對燕王噲又愚蠢又可笑的形象的嘲諷。
但我們翻看《韓非子》，卻會看到完全相反的形象的燕王噲。
《韓非子·說疑》中說：
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后也，地方數(shù)千里，持戟數(shù)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內(nèi)不湮污池臺榭，外不罼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圣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于此矣。
燕王噲擯棄君王的享樂，親事耕種，與民同苦同樂，連韓非子都說他比古之圣王明君都要勤勞憂民。這哪里是昏君，明明是一個賢君的形象。作為當(dāng)時的封建君主，能夠憂民如此絕對罕見。這不得不讓人聯(lián)想到墨家的理論。
大多數(shù)人對儒家耳熟能詳，但對于墨家是比較陌生的。如果要提到能夠代表墨家的幾個關(guān)鍵詞，對于墨家有所了解的人可能會提如下幾個：“兼愛”、“苦行”、“敬鬼神”、“神秘的軍事組織”。
其實墨家在春秋末期和戰(zhàn)國時期是一個相當(dāng)流行的學(xué)派，韓非子說：“世之顯學(xué)，儒墨也。”可以說在那個時代，墨家是幾乎可與儒家分庭抗禮的學(xué)派。
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翟，也就是墨子。他的形象就是一個苦行修道之人。他主張節(jié)用，又主張廢樂，所以他教人要吃苦修行。要使后世的墨者，都要“以裘褐為衣，以跂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這不就是韓非子描述的燕王噲的形象嗎？
按照墨家的理論，國家的職責(zé)就是“一同國之義”。即在一國之內(nèi)，只能有一個是非標準，而這個標準只能由國家制定。這必然要求國家的體制是集權(quán)的，而且是極端集權(quán)的。我們可以從墨家的軍事組織中看到這一點。墨者的首領(lǐng)稱為鉅子，對其他人有決定生死的權(quán)威。
將全部權(quán)力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國家的興旺就將維系于一人之手。所以君王必須“賢”。由此，墨家提出了堯舜的禪讓理論，以宣揚其“尚賢”思想。近代有些學(xué)者認為，堯舜的禪讓理論本身就是墨家創(chuàng)造的。不管如何，墨家認為“夫尚賢者，政之本也?！?/p>
關(guān)于堯禪讓舜，最早出現(xiàn)在《墨子·尚賢》：
故古者堯舉舜于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于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
如果燕王噲是墨家的忠實信徒，他艱苦樸素的作風(fēng)正好符合墨家的精神，他禪讓子之也正是墨家提倡的“尚賢”行為，至于他“收印綬，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則是要在燕國形成墨家式的中央集權(quán)的必然操作。
在《淮南子-人間訓(xùn)》中，給燕王噲的評價也相當(dāng)蹊蹺。
燕子噲行仁而亡。
何謂行仁而亡？
墨家的國家理想是通過集權(quán)化的國家體制實現(xiàn)普天之下的“兼愛”。在墨家眼里，“兼愛”就是沒有差別的愛，這就是仁，這與儒家的理論是不一樣的。儒家的“仁”是“愛人”，叫做“愛愛之殺”，這種愛人是有等級親疏差別的。他們是強烈反對“兼愛”的，因為大家都“兼愛”了，等級秩序就不存在了。
那么所謂行仁而亡，我們是否可以理解為燕王噲為了實現(xiàn)“兼愛”的理想，造成燕國大亂，最終被殺？
這個解釋看起來倒是說得通！
燕國大亂，齊國乘虛而入
燕王噲禪讓三年后，燕國大亂，足以見貴族勢力的反彈有多強烈。墨家的“兼愛”、“平等”觀念以及舉措，對于貴族階層來說是絕對無法容忍的。由此，改革短短三年，局面就徹底失控。
將軍市被和太子平謀反，發(fā)起政變。此時期待漁翁之利的齊國向太子平發(fā)出信號，支持太子平奪回自己的“正當(dāng)”權(quán)利。齊王派人對太子平說：
寡人之國雖小，唯太子所以令之。
于是以強大齊國為后盾，太子平“要黨聚眾，使市被攻子之”。但子之似乎充分發(fā)揮了墨家組織的軍事能力，不但沒有被攻破，反而策反了市被。這也許是變革派和貴族派之間勢力對抗的分水嶺，本來挾勢要一舉鏟除變革派的貴族勢力，因市被的倒戈，形成了拉鋸。如此數(shù)月，死者數(shù)萬，齊王看到時機成熟便乘虛而入，燕國竟已無兵可戰(zhàn)了。
對此《資治通鑒》是這么記錄的：
使市被攻子之，不克。市被反攻太子。構(gòu)難數(shù)月，死者數(shù)萬人，百姓恫恐。齊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以伐燕。燕士卒不戰(zhàn)，城門不閉。 齊人取子之，醢之，遂殺燕王噲。
齊國人攻入城門，抓到了子之，把他醢（hǎi）了。也就是剁成了肉醬。
最后一句是“遂殺燕王噲”。燕王噲既然已經(jīng)下野，何必要追殺，又何必在史書上最后來上這一筆？我猜，雖說燕王噲將燕國禪讓給了子之，幕后真正的BOSS還是燕王噲！
孟子對齊國攻燕的態(tài)度
《資治通鑒》中特別提到了孟子在齊國處置燕國的過程中給齊宣王的意見。令人驚訝的是，孟子對于齊國侵略燕國是持贊成意見的。
《孟子-梁惠王下》寫道：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
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噲?！?/p>
齊國大臣沈同私下里問孟子，燕國是否可以討伐，孟子說當(dāng)然可以，燕王噲的禪讓缺乏合法性，是無道。
大家都知道孟子對于墨家的批判是相當(dāng)嚴苛的。
他曾經(jīng)說過：
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孟子認為燕王噲無權(quán)將國家當(dāng)成自己的私產(chǎn)隨意處置，王之權(quán)力來自天、來自民。對于堯禪讓舜的典故，他說不是堯?qū)⑻煜伦尳o舜，是天讓舜成了天子。他說：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
對于執(zhí)行墨家改革的燕國，孟子痛恨不已，所以私下里熱切希望齊國能夠伐燕，推翻燕王噲及其一眾。但當(dāng)有人問，是不是他鼓動齊國去討伐燕國的，他卻矢口否認，說：
“沈同只是問我燕是否可伐，他并沒有問我誰有資格去伐燕。燕當(dāng)然可伐，但只有天子可伐?！?/b>
言下之意就是，我同意燕國有罪，但我沒有說齊國是法官、警察，有權(quán)去執(zhí)法呀。這完全是狡辯之詞。我更愿意相信這是后世杜撰，以維護孟子反對“侵伐”的和平代言人的形象。
當(dāng)齊國攻占燕國之后，齊宣王開始猶豫不決。他特別想吞并燕國，但怕周邊國家的異動，但如果撤出來，又實在是太可惜了。所以他又去問圣人孟子，想要從他那里得到侵吞燕國的合法性支持。
齊王對孟子說：“攻占與我們旗鼓相當(dāng)?shù)拇髧鄧覂H用了五十天。這凡人哪能辦得到，一定是天意呀。是天讓我拿下燕地呀。如果我不拿，天會不會懲罰我呀！您說是不是？”
這正是孟子的理論，就是君權(quán)的來源是“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
孟子對于這一說辭未置可否，他抬出了君權(quán)的另一個來源“民”。
他說：
取之而燕民悅由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翻譯過來就是一句，得民心者得天下。齊王對天的解釋不對，天意是通過民心表現(xiàn)出來的，所以雖說君權(quán)的兩個來源是“天”和“民”，但仔細推敲，“天”和“民”其實是同一的。孟子上面的那一段話也衍生出了一個成語，“水深火熱”。孟子是要讓齊王成為救燕國百姓于水深活人之中的仁義之君，但齊軍進入燕國都城之后，卻沒有表現(xiàn)出任何仁義之師的樣子。他們一進城就開始劫掠燕國的國家寶器，激起燕國民眾巨大的憤恨。
齊國滅燕打破了整個戰(zhàn)國的勢力均衡，天下驚駭。齊國的這一舉動無疑于是在樹天下為敵。在各諸侯的蠢蠢欲動與燕境內(nèi)的反抗此起彼伏之中，齊宣王沒能敢吞并燕國，最終決定撤兵。到了下一代，齊湣王沒有了自己父親的那份謹慎，貿(mào)然吞并宋國，引來各大諸侯聯(lián)合討伐，最終國破身亡，這是后話。
孟子對這個事件的評價是：
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他將所有問題歸結(jié)為齊國對燕民沒有施行仁政，似乎行了仁政，吞并燕國也是王道了。難道齊王行了仁政就不會動天下之兵了嗎？
沒過多久，這位郁郁失落的老人家就離開了齊國。他的“仁政夢”在齊國也碰了壁。也許這就是理想主義者的宿命吧。萬一他的夢不小心就實現(xiàn)了，齊王是否會變成第二個燕王噲，齊國是否也會引來大亂呢？
歷史不好假設(shè)。但在戰(zhàn)國這樣一個舞臺，孟子的“仁政”也好，墨子的“兼愛”也好，都太過理想主義，結(jié)出來的果實并不一定都會好看。
新任燕昭王，他是誰？
齊國破燕二年后，燕昭王得以立。在這沒有燕王的兩年時間里，圍繞著燕國的王位到底發(fā)生了什么，沒有見到任何記載。
《資治通鑒》上說：
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
這是采用了《史記-燕召公世家》的說法，但這個記錄后來受到史學(xué)家們的質(zhì)疑。作為燕國傳統(tǒng)貴族的代表，如果真是太子平登基，他是否會“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吊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呢？而且，如果是太子平，他何必還要等兩年之后登基？他的背后靠山可是占領(lǐng)軍齊國！
在這方面，《史記》的很多記錄又出現(xiàn)了矛盾。《史記-六國年表》寫“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在《趙世家》中又寫公子職立為燕王。按這個說法，將軍市被倒戈太子平的時候，太子平就被殺死了。
燕國的歷史記錄就是這樣的缺失嚴重，連燕國最偉大的君主的名字都沒弄明白。因為這樣的缺失，甚至有人猜測燕易王就是燕王噲。按照《謚法》，“好更改舊曰易”。也就是說，燕易王的謚號表明他是施行變革的君主。但從燕易王留下的記錄中，卻看不到任何這方面的蛛絲馬跡。另外，燕王噲即位四年后禪讓子之，對燕王噲的描述是：“而噲老，不聽政”。太子即位四年就老了？是讓人感覺蹊蹺。
如果按照上述的解釋，燕王噲為什么沒有上謚倒是解釋得通了。燕易王在位十二年，有一天突然皈依了墨家，從此脫胎換骨，以燕王噲的身份重生了。當(dāng)然，在沒有考古支持的情況下，這只是個人的胡思亂想。但誰又知道未來新的考古發(fā)現(xiàn)不會讓它變成史實呢？
新的考古發(fā)現(xiàn)確實推翻了《資治通鑒》的記錄，確認了燕昭王就是公子職。
1967年在遼寧省北票縣東官營子發(fā)現(xiàn)一件燕昭王時期的銅戈，如今藏于遼寧省博物館。銅戈上寫著銘文：“郾（燕）王職作御司馬。”
公元1981年，洛川縣嚴家莊的一位農(nóng)家女子將自己挖出的一個斷成兩截的青銅劍丟到了豬圈棚上，被村里的孩子們撿去當(dāng)玩具耍，正巧被考古專家看到。考古學(xué)家拿過去鑒定，發(fā)現(xiàn)那是燕昭王時期的物品。劍身上刻有“郾王職作武業(yè)著（鐯）劍”八個字。
1998年，一個叫韓如水的挖沙農(nóng)民在臨淄淄河沙灘中挖出一把銅劍，上有有銘文，經(jīng)古文字學(xué)家孫敬明鑒定，該銘文為“郾王職作武某旅劍”八個字。
由此，燕昭王為公子職成為史學(xué)界的定論。
關(guān)于燕昭王的即位，《史記-趙世家》有著與《燕召公世家》不同的記錄，現(xiàn)在看起來就是史實了：
（趙武靈）王召公子職于韓，立以為燕王，使樂池送之。
燕國庶公子職因燕國內(nèi)亂在韓國流亡多年，直到燕國君主虛位兩年，才由趙武靈王接回，送到燕國立為燕昭王。
這個送立燕昭王的趙武靈王何許人也？在介紹燕國在燕昭王的帶領(lǐng)下如何向齊國復(fù)仇之前，下一篇我們先看看帶領(lǐng)趙國崛起，并使其成為足以抗衡秦國力量的趙武靈王的矛盾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