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立之前經歷了三國兩晉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大混亂，士族和軍閥輪番爭奪權利，到了北宋就吸取之前的教訓，依靠寒門出身的文官治國，軍事上也依賴文官，遏制武將的權利，因為文官本身依附于政權，不會有意愿和能力推翻政權，避免了前朝教訓的重演，保證了國家的穩(wěn)定。但是相對于第一帝國的事功制度，北宋的制度缺乏效率和戰(zhàn)斗力，對內要花錢養(yǎng)大量冗余官員，對外要花錢買和平，財政有很大壓力甚至入不敷出。這是趙頊找王安石變法的原因。
雖然趙頊和王安石以堅定的信念推進變法，但是過程仍然一波三折，最終以失敗告終。有三個原因占主要因素。
首先，新政的頒布在朝堂上爭論不休，由于缺乏理性辯論的平臺，如列數(shù)據(jù)，爭論最終都變成了道德審判，變法派和保守派都變得極端，能夠中和雙方觀點的理性聲音也徹底被淹沒。其時變法派的領袖王安石和保守派的領袖司馬光都是道德高尚之人，之后雙方的繼承者在打擊異己方面就沒那么手下留情，這也一定程度導致北宋滅亡。
在政策的執(zhí)行上，新法設計的初衷考慮到保護農民的利益，并與政權達到雙贏，趙頊和王安石也嚴令禁止強行推行新法而傷害農民權益。然而在執(zhí)行過程中，地方官員仍然強行推行新法，結果新法減輕農民負擔的初衷沒有實現(xiàn)，反而加重了負擔。糾其原因，上面有了政策，下面就會拼命響應，迎合上意，以達到升遷的目的。
再往深里追究，就到了變法的出發(fā)點，從來都不是為了保障農民的權益。也許王安石們懷著文人憂天下的精神希望減輕農民的負擔，但是自上而下的變法，從根本上說是為了保護社稷。所以在變法過程中農民的權益受了損害，王安石認為是變法的陣痛，可以忍而且必須忍，而一有了損害社稷的苗頭，則必須馬上叫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