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葉歸根，精神成土

——淺析牛放《落葉成土》的審美體驗及精神向度

當(dāng)代散文的版圖上，地域書寫始終是一個無法繞開的命題。然而，太多的地域散文淪為了風(fēng)物志的文學(xué)翻版，這部分作者沉溺于“一地一情、一物一議”的小傷感，或者將某一歷史斷面無限放大為空洞的“大散文”。牛放的《落葉成土》（內(nèi)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卻提供了一個值得深究的異質(zhì)樣本。他的創(chuàng)作既不滿足于“在地者”的代言式書寫，也不沉湎于“外來者”的獵奇式凝視，而是呈現(xiàn)出三種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美學(xué)品質(zhì)：“通”“透”“融”?！巴ā闭?，貫通萬物的視野格局；“透”者，穿透表象的目光深度；“融”者，混融邊界的文化胸襟。三者層層遞進(jìn)，而在這三者之下，還涌動著一條更為深沉的精神河流——牛放對歷史的獨特感知與反思。從《落葉成土》中的第一篇《江南最后的鄉(xiāng)村》到接近“尾聲”的《中國歷史的粗心大意》，牛放的散文創(chuàng)作完成了一場從“地理的行旅”到“時間的行旅”的精神躍遷，最終在“歷史”與“現(xiàn)實”的交匯處，找到了當(dāng)代散文的靈魂。

超越地域的地域散文

《落葉成土》是一部散文集。但如果追問它屬于哪一類散文，答案并不簡單。

從題材上看，牛放的創(chuàng)作帶有鮮明的地域印記。他曾在阿壩高原生活二十余年，筆觸帶著若爾蓋特有的氣息——不是觀光客眼中的雪山草地，而是與生命纏繞的日常土地。全書分《春水》《夏木》《秋火》《冬土》四輯，諸多篇章以川西高原為底色，有具體的地理空間，有獨特的自然與人文景觀，有作者長期浸潤所得的在地經(jīng)驗。這些特征很容易讓人將其歸入“地域散文”的范疇。

然而，這個判斷只說對了一半。牛放沒有像許多地方性作家那樣將自己固化為某一地理符號的代言人，而是將若爾蓋草原作為觀察世界的“原點”而非“終點”。他既能沉入高原內(nèi)部，也能跳出地域局限。這種“在地”與“越界”的雙重姿態(tài)，使書中的“地域”不再是書寫的對象，而成為丈量遠(yuǎn)方的尺度。

更準(zhǔn)確的判斷應(yīng)是：《落葉成土》是一部“超越地域性的地域散文集”。它的根扎在高原，枝葉卻伸向了更為遼闊的精神疆域。牛放曾說：“行走很重要，但容易流于表面，眼見的東西往往是表面，如何看見事物背后的東西才是水平。”這句話道破了他的創(chuàng)作方法論——超越地域不是對地域的遺忘，而是以更深的文化洞察為前提的穿透。

正是這種穿透力，使《落葉成土》超越了風(fēng)物志的文學(xué)翻版，在當(dāng)代散文版圖上提供了值得深究的異質(zhì)樣本。

“通”“透”“融”的三重維度

牛放散文的核心美學(xué)品質(zhì)，可以概括為三個字：通、透、融。三者層層遞進(jìn)，構(gòu)成了他創(chuàng)作的精神骨架。

通：貫通萬物的視野格局。

“通”是第一重品質(zhì)。它指向一種視野——不被單一空間所困，能夠在看似隔絕的地理與文化之間發(fā)現(xiàn)內(nèi)在的貫通。

在《江南最后的鄉(xiāng)村》中，這種“通”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牛放站在遙遠(yuǎn)的大草原來觀察江南六鎮(zhèn)，他發(fā)現(xiàn)江南水鄉(xiāng)的水是從岷山流來、從草地流出的，涓涓細(xì)流匯入長江，于是寫下那句令人過目不忘的判詞：“云是草原的水，水是江南的云”。這不是文字的機(jī)巧，而是一種世界觀的呈現(xiàn)：高原與江南并非隔絕，它們在水的循環(huán)中完成了一場跨越數(shù)千公里的“云水之約”。

這種“通”還體現(xiàn)在他對時間維度的把握上。在《落葉成土》的諸多篇章中，牛放將現(xiàn)實中的情景、人物、事件揉進(jìn)歷史與思想，使平常的日子成為記錄歷史的載體。《送文化下鄉(xiāng)》里的場景，《校長是地主的兒子》中的沉重，還有陜北的史小溪、若爾蓋的歐漆匠——那些從歷史中走來或已凝固成歷史的形象，被他引申為文化生命的隱喻：離散終有歸途，漂泊終有安頓。他是一名“行者”，但他的行走不是觀光，而是一種文明對比與反思的儀式。“通”讓他在行走中看見了萬物之間的隱秘連線。

透：穿透表象的目光深度。

如果說“通”是橫向的空間貫通，那么“透”則是縱向的深度穿透?！巴浮敝赶蛞环N目光——不被表象所遮蔽，能夠從風(fēng)物中見出信仰、從日常中見出神圣。

在《民歌，陜北的信仰》一文中，這種“透”最為充分。牛放沒有停留在對陜北民歌藝術(shù)特色的賞析，而是直抵其靈魂本質(zhì)。他寫道：“陜北民歌是一個大麻袋，將陜北人的酸甜苦辣一股腦兒地全裝了進(jìn)去”“陜北民歌對于陜北人來說，就是家常便飯，天天都要吃，不吃就要餓肚子”。他將民歌上升到信仰的高度，稱其為“陜北人崇拜的宗教”和“貧瘠而苦難的陜北人的精神家園”。他看見了民歌不僅是歌，更是一種生存方式、一種精神依歸。

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牛放的一種“大膽”。在祛魅的時代，許多作家小心翼翼地避開任何帶有宗教意味的表達(dá)，生怕被貼上“矯情”的標(biāo)簽。牛放卻毫不避諱地將民歌稱為“信仰”。這種“大膽”并非修辭上的越界，而是一個文人的良心——他拒絕在文化碎片化的時代保持沉默，敢于說出自己看到的真相：人不能沒有精神家園。

這種“透”還體現(xiàn)在他對“文化廢墟”的清醒認(rèn)知上。牛放并不回避現(xiàn)實的困境——他坦言“現(xiàn)在的陜北，早已經(jīng)不是遍地民歌，倒像是民歌的建筑廢棄后留下的一座民歌廢墟”。但他沒有止步于批判，而是穿透廢墟的表層，看見廢墟之下依然涌動著的生命力：“只要山坡坡、溝洼洼、熱炕炕還在，只要歌聲還在”，民歌就依然是“陜北人世世代代的信仰”。這是一種穿透絕望之后的希望，是牛放散文中最動人的精神底色。

融：混融邊界的文化胸襟。

“融”是第三重品質(zhì)，也是“通”與“透”之后的綜合與升華?！叭凇敝赶蛞环N胸襟——不固守單一文化的邊界，而是在不同文明之間尋找共鳴與對話的可能。

牛放的“融”，首先體現(xiàn)在寫作對象的多元性上。他不固守藏地一隅，而是將目光投向陜北、江南、巴蜀乃至更遠(yuǎn)的地方。在《高高鷓鴣山》中，他將高原的記憶與蜀道的歷史交織；在《映秀是條路》中，他寫透了映秀的前世今生；在《尋找木頭里的聲音》中，“懂木頭”的何木匠如何一步步進(jìn)化為“大師”，他娓娓道來。

評論界早已指出，牛放的散文“延續(xù)了文化散文的路數(shù)，取材上以西部風(fēng)物為主，采用歷史的視點與自我的視點相融匯的方式，彰顯出特有的文化混融性”。他用草原的豪情去解構(gòu)江南的婉約，用高原的信仰去照亮陜北的溝壑。正是因為有了信仰，陜北的男人頂天立地卻也會在愛的面前表達(dá)別人難以企及的“執(zhí)拗與柔情”。這種跨越地域的“文化混融”，正是牛放區(qū)別于一般地域散文作家的關(guān)鍵。

如果說上述篇章展現(xiàn)了牛放在地理空間中的“通”“透”“融”，那么收錄于集子中的《中國歷史的粗枝大葉》，則標(biāo)志著他在時間維度上的精神深潛。這篇歷史隨筆是他從“地理的行旅”走向“時間的行旅”的思想成果。

在這篇文章中，牛放面對中國數(shù)千年歷史，沒有沉溺于帝王將相式的宏大敘事，而是以散文家的敏感去觸摸歷史的肌理，從宮廷政治的縫隙中發(fā)現(xiàn)普通人的生存痕跡。他寫道：“幾千年來這片土地上的真實存在過的世俗生活在腦海里復(fù)原了，中國的歷史并不僅僅由勾心斗角的宮廷政治和萬骨枯的流血戰(zhàn)爭構(gòu)成，除了將相王侯還有許許多多普普通通的賤民?！边@種將“歷史的溫度”歸還給普通人的姿態(tài)，與他在《民歌，陜北的信仰》中為底層文化正名的做法如出一轍。

牛放的歷史書寫有著鮮明的“透”的品質(zhì)。他不滿足于復(fù)述史實，而是以“歷史的視點與自我的視點相融匯”的方式，在歷史與現(xiàn)實之間建立精神對話。他寫歷史，是為了在歷史的“粗枝大葉”中尋找民族精神深處的根脈，從而理解當(dāng)下中國人的生存處境。正是這種“以史為鏡”的思想自覺，使他的散文創(chuàng)作從地域書寫上升到了對民族文化命運的深沉關(guān)切。

當(dāng)然，《落葉成土》并非無懈可擊。在個別篇章中，牛放的“融”偶爾會呈現(xiàn)出一種“過于自洽”的狀態(tài)——當(dāng)他試圖在不同文明之間建立連接時，有時會略過其中的斷裂與張力，使得論述顯得過于圓融。此外，相較于他書寫陜北和江南時的驚艷，部分純粹書寫高原風(fēng)物的篇章，反而略顯“本色當(dāng)行”而少了些許意外之喜。但這些小疵并不掩瑜，無損于這部作品的整體高度。

比較之中見獨異

將牛放置于四川乃至全國的散文版圖中審視，其獨特性更為清晰。與楊獻(xiàn)平《成都煙火日?！返南騼?nèi)深描不同，牛放更像“站在高原眺望”的思想者，向外尋找文明之間的精神通感；與李銀昭的溫潤靜觀相比，牛放的目光投向遠(yuǎn)方，在文明的碰撞中尋找意義；與姜明的“知性寫作”（《八千年的凝視》）相比，牛放更偏重“體驗性”——不是在博物館里凝視文物，而是在曠野中行走、在民歌中聆聽；與周聞道的“在場主義”理論實踐相比，牛放更接近一種“原生”的寫作狀態(tài)。放眼全國，與劉亮程、李娟等西部作家相比，如果說李娟的“阿勒泰”是靈動的牧歌，那么牛放的“若爾蓋”則是帶有殉道色彩的沉思。他的獨特貢獻(xiàn)在于，在眾多散文止步于揭露時，他試圖在廢墟上重建價值，將文學(xué)書寫上升到信仰的高度。

行者·真人·仁者

牛放散文的獨特品質(zhì)，最終要回到他的人格上來。他的“通”“透”“融”，不是技巧的堆砌，而是一個“行者”人格的自然流露。

所謂行者，是說牛放不是在書齋里拼湊文化的學(xué)者，而是一位在曠野中行走的文人。他的寫作建立在自己的行走之上——從高原到陜北，從蜀道到江南，從歷史深處到現(xiàn)實當(dāng)下。他曾無數(shù)次往返成都與高原，用腳步丈量大地，用心跳感受文化的脈搏。正是這種“行”的姿態(tài)，讓他的“通”有了根基：他不是在書齋里想象貫通，而是在行走中發(fā)現(xiàn)了貫通。

再說真人。牛放的“透”之所以能夠穿透表象，是因為他拒絕偽裝。他敢于說出民歌是“信仰”，敢于承認(rèn)文化已成“廢墟”，敢于在廢墟上依然懷抱希望。他的散文創(chuàng)作態(tài)度嚴(yán)謹(jǐn)，作品充滿高原氣息，對藏族和羌族的真摯感情令人動容。這種“透”的背后，是一個文人敢于直面真相的勇氣。他不寫安全的文字，只寫真實的文字。

仁者，善也。牛放的“融”之所以能夠混融邊界，是因為他對他者的文化懷有真誠的尊重與溫情。他寫藏地，不獵奇；寫陜北，不居高臨下；寫江南，不酸腐。他以平等的姿態(tài)與每一種文化對話，以溫厚的心腸體察每一個群體的精神生活。這種“融”的背后，是一個文人“民胞物與”的仁者情懷，是一位心懷悲憫者的真誠善良。

《落葉成土》這個書名本身就是人格與文格的最佳隱喻。落葉象征著漂泊、離散與文化的流逝，而土則是歸宿、本源與永恒的生命力。牛放以其“通”的視野、“透”的目光、“融”的胸襟，將高原的云、陜北的歌、江南的水、歷史的塵，都化作了一片片落葉，最終落在他精神的厚土之上。

骨骼與思想

在解讀牛放散文創(chuàng)作特色的過程中，有一段他自己的話值得特別重視。牛放極為反對將散文——尤其是歷史文化散文——用一大堆面面俱到的材料堆砌起來，而無骨骼，亦無思想?！耙淮蠖蚜⒉黄饋淼娜猓褪菦]有生氣的活死人。”他說，“同樣，沒有思想的文章，只能是一堆文字垃圾?！?/p>

我聽他說這句話，先是震撼，后覺釋然。因為細(xì)想起來，這句話恰恰是理解他“通”“透”“融”的一把鑰匙。

什么叫“有骨骼”？骨骼是文章的支撐，是貫穿始終的精神主線，是作者面對素材時的價值判斷與思想立場。沒有骨骼，再華麗的辭藻也不過是一攤軟塌塌的“肉”——好看，但站不起來。牛放寫陜北民歌，如果只是堆砌歌詞、考證源流、羅列演唱者姓名，那這篇文章就是“一堆肉”。但他以“信仰”二字為骨，將民歌與陜北人的生存方式緊緊捆綁，于是文章立起來了。寫中國歷史，如果只是復(fù)述帝王年號、戰(zhàn)爭勝負(fù)，那也是“一堆肉”。但他以“粗枝大葉”為視角，從宮廷政治的縫隙中發(fā)現(xiàn)普通人的生存痕跡，于是歷史不再是冰冷的史料，而有了體溫。

什么叫“有思想”？思想不是故作高深的玄談，而是作者面對世界時那種“非說不可”的洞察與判斷。牛放寫“云是草原的水，水是江南的云”，背后是一種萬物相通的篤信；寫民歌是“信仰”，背后是在精神家園日漸荒蕪的時代，人依然需要有所依的堅守。

要讓文章有思想、有靈魂，寫作者首先要有思想、有靈魂。牛放算得上“人文合一”的作家。他在“通”達(dá)之后看“透”，所以在為人上融洽，在為文上融通，作品也就有了靈魂。由此反觀，“通”不是漫無邊際的聯(lián)想，而是有方向、有焦點的視野貫通，背后是對萬物關(guān)聯(lián)的篤信；“透”不是刻意求深的鉆牛角尖，而是有溫度、有情懷的目光穿透，背后是對精神家園的守護(hù)；“融”不是和稀泥式的文化拼盤，而是有尊重、有底線的邊界混融，背后是對他者文化的平等對話。沒有這些“骨骼”與“思想”，“通”會淪為散漫，“透”會淪為刻薄，“融”會淪為諂媚。

牛放用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踐樹立了一個樸素的榜樣：寫散文，先問自己——我這篇文章的“骨骼”是什么？我要傳遞的“思想”是什么？只要骨骼挺立、思想在場，哪怕文字樸素、結(jié)構(gòu)簡單，文章也會擁有站立的力量。

牛放的散文讓我們相信，在套路化的文學(xué)時代里，真實而充滿信仰的文字，依然具有讓土地豐饒的力量。一個文人的良心，正是這片土地上最珍貴的養(yǎng)分。

我請牛放在贈我的《落葉成土》上簽名，他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文字的縫隙中如果有些許陽光，一定也逃脫不了你的眼睛?！蔽易x這本收錄33篇散文的集子時讀得很慢，不愿辜負(fù)他對我的期待，更愿把他的文字之光發(fā)散出來，照耀更多的人。不論我是否達(dá)到他對我的期望，我對牛放先生都心生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