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念轉變與價值重估

? ? “我很難講述自己信念轉變的歷史，何況這種事情也許不太有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3年的“作家日記”中寫道。難，大概有點兒。但至于不太有趣，則未必有人贊同。信念轉變的歷史，難道在文學的全部領域里還有比這更具誘人魔力的故事嗎？信念轉變的歷史，這首先是信念誕生的歷史。一旦到了一定的年齡，具備足夠的經驗和洞察力以便追蹤自己心靈中這些偉大而深刻的秘密時，在一個人身上，在他的眼睛里，這些信念就會復生。假如這一過程陀思妥耶夫斯基未予察覺的話，他就不會是一個心理學家。假如他不與人們分享自己的觀察，他也就不是一個作家。顯然，上述引文的第二部分之所以說出來，是出于禮貌，這種禮貌要求作家至少是表面上輕視自己。其實，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清楚，關于信念誕生的提問對于我們可能具有多么大的決定性的意義；他也知道，要想多多少少說明這一問題，可能只有一條途徑：講述自己的歷史。您還記得《地下室手記》的主人公的話嗎？“一個正派人能夠懷著極大的愉快談論什么呢……回答是：談自己，那我就談談自己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實現(xiàn)這一綱領。隨著歲月的流逝，隨著才能的成熟和增長，他越來越大膽和誠懇地談論著自己。但直到生命的終點，他都一直用小說中虛構的主人公的名字遮遮掩掩。當然，這里說的已經不是文學的或日常的禮儀。

? ?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文學]生涯的晚期已不害怕破壞人際關系中更嚴肅的規(guī)則。但他不得不常常通過其主人公說出一些東西。這些東西他雖然意識到了，但假如不是以虛構的形式出現(xiàn)、體現(xiàn)小說中杜撰的主人公的而非作者個人的意見和愿望，也許就不具備如此清晰確定的形式。在《地下室手記》的注釋中，您可以特別強烈地感覺到這一點。在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堅持“手記的作者就像手記本身一樣是虛構的”，而他只給自己提出了一項任務，塑造“至今尚存的一代人的一個代表”。這種手法，當然直接達到了相反的目的。讀者從開頭幾頁就會確信，虛構的不是手記及其作者，而是對它們加以說明的注釋。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后來的作品中保持了這種注釋方式，那么他的創(chuàng)作也就不會給如此眾說紛紜的注解提供理由。然而注釋對他而言不只是空洞的形式。他本人恐怖地想到，他如此鮮明地描繪的“地下室”，不是某件完全異己的東西，而是他本身的、自己的東西。他本人害怕展現(xiàn)在他面前的恐佈事實，于是集中心靈的全部力量，用隨便什么東西、用最早降臨的理想掩蓋它們。梅詩金公爵和阿遼沙·卡拉馬佐夫的形象就是這樣創(chuàng)造出來的。充斥于《作家日記》的狂熱宣傳也源于此。所有這一切只是提醒我們，拉斯科爾尼科夫們、伊凡·卡拉馬佐夫們、基里洛夫們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其他人物，說的都是自己的事，而與他們的作者毫無共同之處。所有這一切只是《地下室手記》注釋的新形式。

? ? 遺憾的是，這一次注釋與正文如此緊密地編織在一起，已不可能機械地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實感受與他臆想的“理念”截然分開。當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指出，在某個方面應該作出區(qū)分，例如，所有的套話和老生常談就絲毫沒有告訴我們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東西。這一切都是借用。甚至不難猜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中撈取它們的源泉，一說實話，他的手是相當慷慨地。第二個特征是敘述的形式。只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言語中聽到歇斯底里、非常高的聲調、不自然的喊叫，您就可毫無疑問地斷定，這是“注釋”開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已不相信自己的話，并試圖以“感情”、雄辯來彌補信心的不足。如此絕望的、激動得喘不過氣來的雄辯，對于粗鄙的耳朵也許確實是不可抗拒的。但對于較有經驗的聽眾，它說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 ? 不言而喻，上述特征還遠遠沒有為解決困擾我們的這個問建提供數(shù)學般精確的方法。它們還為疑問和含糊留下了相當廣闊的空間。當然，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某些部分乃至整本整本的長篇小說的解釋中，可能會有錯誤。在此情況下，又能寄希望于什么呢？批評家的嗅覺嗎？！但讀者并不滿意這樣的回答。它散發(fā)著神話、破舊、霉爛、謊言乃至刻意構筑的謊言的氣息。那，怎么辦呢？只剩下一條路；任意所為。也許，這個詞以其開誠布公更能吸引那些要求過高的、懷疑批評家嗅覺的人們，尤其是，如果他們猜出了aprestout[寓意]，這種任意所為也就不完全是任意的啦。

? ? 無論如何，我們的任務已經確定。我們必須完成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預定的、但尚未完成的事業(yè)；講述他的信念轉變的歷史。我在此僅指出一點，這種轉變確實是非同尋常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過去的信念，他青年時代初入別林斯基小組時信仰的一切，沒有留下一點痕跡。人們通常認為，推倒的偶像仍是神，坍塌的廟宇仍是廟。陀思妥耶夫斯基卻不是這樣，——他詆毀曾經信仰的一切。對于自已從前的信仰，他已經不僅憎恨，還加以唾棄。這樣的例子在文學史上不多。在當代，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說只有尼采。尼采身上恰好有這樣一段歷史。他與青年時代的理想和導師的決裂，同樣決絕和猛烈，同時又是極其痛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談論著自己信念的轉變，尼采則說要重估一切價值。實質上，兩種說法只是用不同的言辭說出同一個過程。如果注意到這種狀況，那么現(xiàn)在大概就不會感到奇怪，為什么尼采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那么髙的評價。這就是他的原話：“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唯一一位能讓我從其學到某種東西的心理學家；我把與他的相識看作一生中最美妙的成功?！保ā杜枷竦狞S昏·一個不合時宜者的漫游》第45節(jié)）尼采承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自己的親人。

? ? 的確，如果使人親近的不是出身的相同，不是共同的居住地或性格的相似，而是內在經驗的一致,那么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毫不夸張地被稱作兄弟，甚至是孿生兄弟。我想，假如他們生活在一 起，他們會互相憎恨的?；锫宸蚝蜕惩蟹蛞黄饛拿绹眯袣w來后即抱有這種特殊的恨。旅美期間他們曾不得不半饑半飽地在窩棚里躺了四個月。但尼采僅僅是從書本上認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而且那時他已去世。死者的一切均可原諒，甚至原諒他知道了向窩棚中的基里洛夫和沙托夫敞開的秘密。他不會出賣……

? ? 然而尼采錯了。誰也不會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充分地出賣他。當然，反過來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許多幽暗的東西、都被尼采的著作闡明了。我們第一次注意到這一驚人的情況。如眾所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歡預言。他最喜歡預言，俄羅斯必將把歐洲人遺忘的全人類是兄弟的理念還給歐洲。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就是最早對歐洲人產生影響的俄國人之一 。他的說教是怎么風行起來的？人們談論過它，甚至對它感到驚奇，怛又遺忘了。歐洲懷著感激之情從俄羅斯接受的第一份禮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學”，也就是地下人及其變種，拉斯科爾尼科夫們、卡拉馬佐夫們、基里洛夫們。這不是命運的深刻的諷剌嗎？但命運最喜歡嘲弄凡人的理想和預言，而，應該想到，這其中顯示了命運的偉大智慧。

二、人性，天才的重負

? ?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活動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以 《窮人》開端，以《死屋手記》結束。第二個時期始于《地下室手記》，終于紀念普希金的演說，——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創(chuàng)作的憂郁的尾聲。這樣，地下人的手記就處于兩個時期之交。從手記中，讀者會突然和完全意外地看到，還在寫作其他小說和文章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上已發(fā)生了一種最可怕的危機，這種危機只有人的靈魂才能產生和承受。原因是什么？苦役嗎？看來不是，至少不是直接的原因?？嘁壑?，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下了一系列文章，其中不僅沒有拒絕自己從前的信念，而且還以他年輕時代想都不敢想的天才力量來表現(xiàn)它們?？嘁壑髮懢土碎L篇小說《死屋手記》，——所有人、甚至陀思妥耶夫斯基新傾向的敵人，至今仍一致贊揚它是“特別”可敬的作品，確切地說，是又一部特別不同于他全部后期小說的作品。這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是那個其第一部小說在別林斯基小組里受到熱情入迷傳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從“理念”、“信念”看，《死屋手記》[的作者]無疑屬于“瘋狂的”的維薩里昂（別林斯基，1811—1848）、喬治?桑和上世紀前半期法國理想主義者的忠實信徒，

? ? 這部小說的內容幾乎就是《窮人》的內容。當然，這里也有某些新的東西：現(xiàn)實的鑒別力、看清生活本來面目的企圖?？烧l會想到，現(xiàn)實的嗅覺會哪怕稍稍威脅到信念和理想呢？所有的人，包括陀思 妥耶夫斯基本人，都絕少認可這種假設?，F(xiàn)實當然是陰暗和丑陋的，尤其是服苦役的現(xiàn)實，理想則是光明和美好的。然而這種對立正是理想生長的土壤：[対立]不僅沒有推翻理想，反而替理想作了辯護。剩下的只是驅使現(xiàn)實加速發(fā)展，直到它與理想之間的差距達到無窮小、達到零。與此相應，描繪陰暗現(xiàn)實要追求的唯一的目標——與現(xiàn)實斗爭并在遙遠的、但感覺很近的將來消滅它。

? ? 在這個意義上，《窮人》與《死屋手記》出自同一學派，并有同一任務；區(qū)別僅在于作者的技巧，在15年間，作者的寫作藝術有了相當大的提高。在《窮人》中，恰如《兩重人格》和《女房東》里，您看到的是一個雖有才華、但還有點兒笨拙的學生，在熱情洋溢地普及藝術大師果戈理的創(chuàng)作，如別林斯基闡明的那樣。讀著上述小說，您自然會想到 《外套》、《狂人日記》、《可怕的復仇》，也許還會默默地想到，不需要普及。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的一批小說永遠留在了作者的頭腦中，讀者也許會有所損失。但作家需要這些創(chuàng)作。早在非常年輕的時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仿佛預感到將來的使命，——嘗試描繪陰暗沉重的畫面。暫時他在模仿，但他的時代即將到來，他將拋棄自己的導師，而寫自己的恐懼。從這個青年身上看到追求灰暗色彩的傾向，當然很奇怪，可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不知道別的色彩。您自問，難道他不敢走向光明和歡樂嗎？難道他早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本能地感到需要將全部的自我祭獻給自己的天賦嗎？但情況就是這樣：天才是Privelegium odiosum[可憎的天賦]，它很少給自己的擁有者塵世的歡樂。

? ? 在四十歲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耐心地承受著自己天才的負擔。他感到，這個負擔輕松，又如此美好。在《被欺凌與被侮辱的》中，他異常高興地回憶了最初的文學經驗。用他的話說，他感到最幸福的 不是他的作品發(fā)表的時刻，甚至也不是初次從當時最優(yōu)秀的作家和文學專家口中聽到非凡好評的時候。不，他認為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是：誰也不知曉的他，靜靜地寫著自己的手稿，對著自己臆想—— 膽小如鼠、被壓垮的小公務員馬卡爾·杰烏什金的命運，痛哭流涕的時候。我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誠實，以及他是否確實在因臆想而痛哭流涕時體驗到了最大的幸福。也許其中有某些夸張。但即便如此，即便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出這樣的坦白只是為了迎合當時占統(tǒng)治地位、而與他本人漸漸分離的觀點,那么他的古怪言論也能夠并且應該喚起我們慌亂和疑惑的感情。這是什么人呢？他們竟認定自己有責任為了不幸的馬卡爾·杰烏什金虛構的厄運而瘋狂地喜悅？ 怎么可以將“幸?！迸c眼淚聯(lián)系在一起呢？這些眼淚，據(jù)說是他們因可怕的臆想而流下的。請注意，《被欺凌與被侮辱的》是以與《窮人}》同樣的風格寫成的。15年的間隔在這方面一點也沒“改善”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前他流淚為杰烏什金，現(xiàn)在為娜塔莎。至于創(chuàng)作的喜悅，如眾所知，則從來沒有離開過作家。

? ? 乍一看來，似乎再也沒有比把眼淚和喜悅聯(lián)系在一起的一切更違反自然、更惡劣（請原諒我的用詞）的了。喜悅來自何處呢？一個人需要講述，馬卡爾·杰烏什金或娜塔莎正遭受侮辱、折磨、毀滅；看來沒有什么好高興的。但他卻伴著自己的故事度過整月、整年的時光，然后公開地、坦白地、一點也不難為情、反而顯然驕傲地聲明，這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刻。對于閱讀這類作品的公眾，要求的就是這種情緒。要求公眾在流淚的同時，也別忘了快樂。是的，這些要求有自己的根據(jù)。他打算這樣喚醒善良的感情：“心揪緊了，認識到，飽受摧殘的、最卑微的人也是人，并且是你的兄弟?！庇谑?，為了在讀者中間宣揚這一理念，需要一批特殊的人，他們畢生從事的，主要就是在幻想中觀察以各種形態(tài)存在于大地上的—切可能的慘禍和畸形，并在自己的書中描繪它們。畫面應該是清晰、活潑、激烈、扣人心弦的，應該以玄妙的力量震撼心扉，否則，它們就要受到指責，否則它們就不能產生預期的作用……

? ? 我們暫且不談讀者及其心靈和善良的感情，但那個肩負著描繪各種慘禍以喚醒他人良心這一可悲使命的作家，其狀況應該是怎樣呢？如果他成功地、哪怕暫時迷惑自己的良心，以便專為影響其他人而描繪的畫面，對自己的良心本身不起作用，那是很好的。

? ? 當然，這是違反自然的，但正如我們看到的，在心理學上卻是可能的?？v使陀思妥耶夫斯基過分夸張地轉述了自己與繆斯的最初的交談，無論如何其故事中還是包含著確鑿無疑的真理?？蓱z的馬卡爾·杰烏什金想必帶給他很多甜蜜的時刻。年輕、無經驗、前輩優(yōu)秀人物的榜樣，這些因素可以構成隨便多么荒謬的東西。請記住，當人們的前方、哪怕很遠的地方，閃爍著“理念”的光環(huán)時，他們是不能下決心做任何事情的。一旦論及服務于理念，一切都被遺忘了，一切都祭獻給理念，——不僅僅虛構的馬卡爾·杰烏什金（對他還只是要“像親人和真正的活人一樣和睦相處”），現(xiàn)實的，活生生的人，甚至親人，也都被拋開了。面對著虛構的、飽受侮辱的小公務員的面龐，卻可以感到自己是幸福的，還值得驚奇嗎？！但無論如何，不論有什么東西牽連其中，陰暗現(xiàn)實描繪者的角色越是危險、可怕，也就越真誠、全面，承擔這一角色的人也就越有才華。我再重復一遍，天才是Privelegium odiosum[可憎的天賦]，陀思妥耶夫斯基，像果戈里一樣，遲早會感受到天才的負擔是多么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