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文學作品中，經(jīng)常描述的大隊干部就像種豬一樣，肆意糟蹋農(nóng)民的妻子，就像皇帝臨幸自己的妃子一樣。這種情況在我們那里并未出現(xiàn)，也或許是那時我的年齡尚小，還不懂這些。

那時的農(nóng)民叫“社員”，無論男女老幼，我們都是“社員”。生產(chǎn)隊是管理社員的最基層單位，生產(chǎn)隊也叫“小隊”，因為它上面還有大隊（也就是后來的“村民委員會”）。

“分單干”以前，社員的吃喝拉撒、婚喪嫁娶，甚至一舉一動，一切都在生產(chǎn)隊掌握之中。但其職權也僅限于“掌握”，有決定權的是大隊，大到影響農(nóng)村青年命運的推薦當兵、當民辦教師、當赤腳醫(yī)生，為本隊到外面參加工作人員的轉(zhuǎn)正、入黨、提干前的“社調(diào)”出具意見蓋章等，小到結(jié)婚登記開個介紹信，這都是大隊的責任，大隊干部的權力。

在法律層面，大隊也就是村，是村民自治組織。國家最基層的政權組織在農(nóng)村是公社，公社里面才有干部，有工資拿的，吃商品糧，算國家的人。公社有了民警，有了法庭，有了醫(yī)院，公社就是農(nóng)民的天了，生殺予奪都可以的。

我們那里更大的官也是出過的，那里是革命老區(qū)，李德生、許世友、錢鈞、尤太忠、萬海峰，都是婦孺皆知的，但那是神仙，是管天上打不打雷下不下雨的，并不能決定誰家吃干的誰家喝稀的。

但公社干部可以，大隊干部也可以。公社干部可以讓人長期吃干的，大隊干部可以讓人至少一陣子吃干的。神仙們在鄉(xiāng)下的親眷卻好像沾不了啥光，萬將軍的姐姐就嫁在我門村，是我本族的四奶奶，好像幸存的親人就這么個姐姐了，但除了每年大隊里會送個“軍屬光榮”的牌牌，那些小輩們都是和大家一樣的農(nóng)民和農(nóng)民的孩子。很久以來我們都不覺得一起光屁股長大的小伙伴有啥特殊，直到八十年代初的那一年將軍回鄉(xiāng)探親。此是后話。

那時我們村相鄰的兩個生產(chǎn)隊，在外當干部的年輕人各出了一個公社黨委書記，都是窮苦人家子弟出身，同屬一個大家族的，讓那個家族在我們當?shù)責o比驕傲，仿佛屬于那個姓的都是天之驕子，那個姓的青年才俊也都是當?shù)嘏嗄陚兓榧薜氖走x。至于他們的女青年，在我那時的記憶中，好像就沒有嫁在本大隊的，興許是嫁到鄉(xiāng)鎮(zhèn)的街上或者在縣城有工作的人了，總而言之多是嫁給吃商品糧的，嫁到我們見不到的地方去了。

我們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幾個同族男孩玩游戲，把幾位大隊干部子弟（女妹）逐一分配，指定誰誰誰是誰的“小媳婦兒”。一年級的小男生確實覺得她們就是比其他女生漂亮，人家問你小媳婦兒長啥樣啊，我挺自豪的介紹：“飽飽的臉”。但二年級的時候，就知道“小媳婦兒”是一個很羞恥的概念，被姐姐們嘲笑取樂了很多年，近年回鄉(xiāng)還會被問及“你那飽飽的臉的小媳婦兒呢”。當然，這種指婚后來沒有一對兒成功的，本來就門戶不對么。

我們家族，盡管人也不少，但跟那幾個大姓相比，人數(shù)上還是屬于小姓，又沒有在外面做官撐門面的，自然是弱族。也有個別的小姓，人數(shù)更少，也沒有做官的，但人家向來民風剽悍，自然不會吃虧。當然，他們雖然讓人敬畏，我們家族卻是不讓姑娘嫁過去的，我們雖是弱族，但讀書人不少的，我后來見到過幾位大伯流傳下來的毛筆字，寫得確實很好。

若干年后，我上大學了，那兩位黨委書記從縣里到市里再到省里，官做的更大了，他們的一些不遠不近的后代在我們當?shù)亻_枝散葉，從大隊到縣城仍是權重一方。有一年正月里我的幾位表哥到我家來拜年，由于喝了點酒，在返程的班車上沖撞了下鄉(xiāng)拜年的另幾位城里人。我?guī)е淮竺滓黄鸪塑嚨?，正好開學到縣城高中報到交米換飯票。離學校順路的地方，表哥讓司機專門停車放我下來，讓可以我背米少走一大段路。畢竟表哥也是縣城一個小單位的領導，更是其中一位前黨委書記的門侄兒，行這點方便當然沒問題。我同時想那幾位城里人見此也該服氣些了吧。

誰知在下一個周末回家的時候，聽說表哥幾個那天被人打了，那人命令司機把班車直接開到交警隊去打的。我想這還得了，那幫人有苦頭吃了。再后來得知，只是大水沖了龍王廟，那幫人是另一位前黨委書記的外甥，兩方不打不相識，握手言和了。

剛才說了，大隊干部是沒有國家工資的。大隊干部的身份是農(nóng)民，是附著在土地上的，是大隊集體土地所有者的一份子，也是靠腳下的土地吃飯的。理論上也是要跟大家一起下地干活的。但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大隊干部很忙，大隊有很多工作要做，大隊有黨支部書記兼大隊主任負責全面工作，大隊會計負責核算工作，有治保主任負責治安、有民兵排長，還有婦聯(lián)主任。正如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那篇小說《蛙》所描述的，婦聯(lián)主任這個角色在后來的計生工作中那真是操碎了心、跑斷了腿、磨破了嘴。這也是后話。

僅僅作為一級經(jīng)濟核算單位，但不是一級政權，也就沒有國家供養(yǎng)的大隊干部當然是由大隊社員供養(yǎng)的。這一部分的供養(yǎng)費用，在社員的分配里叫“大隊提成”。

大隊的經(jīng)濟核算原理是這樣的。首先是公社里根據(jù)各大隊的土地面積和人口情況，核定一個上交公糧指標，比如說是二級紅小麥多少公斤、二級稻谷多少公斤，都是有質(zhì)量標準的，不同的質(zhì)量標準會有一個折算比例，由糧庫收公糧時候掌握執(zhí)行。這個公糧指標，包含了三大項：最基本的當然是“任務糧”，是耕種土地的社員應該完成的國家任務；其次是“行政攤派”，公社和上級機關預算外的、超計劃的行政費用，或者像興修水利工程等臨時支出，都歸到這里；第三塊就是村級提成了，被大隊工作耽誤了下地干活掙工分，大隊干部得到的工作津貼也是誤工費，每人多少，列的清清楚楚。還有工作經(jīng)費，大吃大喝那個時代是沒有的，都在社員眼皮底下。有時上級管控這部分費用，壓到很低，那個年代很明確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大隊干部就跟生產(chǎn)隊商量搞“派飯”，派到社員家里管飯，折算工分。當然，就是到誰家派飯那也是有講究的，只要是不用下地勞動就能獲得工分的事情，都屬于大隊干部的特權。

經(jīng)常有一個大隊干部上下班要從我家旁邊的小路穿過，大概是個“民兵排長”，走路時架著膀子夾著腿，每次我都肅然起敬，緊張地幾乎屏住呼吸。那年春天我家母雞正好抱了一窩小雞，護崽的母雞走起路來像極了那位大隊干部。我悄悄地告訴姐姐，這個母雞的名字叫“小排長”。

在一些文學作品中，經(jīng)常描述的大隊干部就像種豬一樣，肆意糟蹋農(nóng)民的妻子，就像皇帝臨幸自己的妃子一樣。這種情況在我們那里并未出現(xiàn)，也或許是那時我的年齡尚小，還不懂這些。在我的印象中，大隊干部雖然能夠影響人們的命運，但也只限于“不破壞”，也就是說大隊本身并沒有“成事”的資源，有的只是“壞事”的能力，像當兵、提干這些事情，都是外面的資源，但大隊非不給你蓋章你也通不過。反過來，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鄉(xiāng)親，誰家的孩子報名參軍被錄取了，大隊也不能無事生非說人家有政治問題。除非~~

除非有直接的利益沖突了。只有一個當兵或者招工的機會，你跟大隊干部的人處于競爭地位，那沒有二話，直接把你干掉，理由是大把的，而且冠冕堂皇。社員也都認，自然吃癟接受，誰誰的小啥，那才是天經(jīng)地義的，社員都拎得清的。據(jù)說我家堂兄當年在一個美好的招工機會面前就是這樣被留在了農(nóng)村的，只是堂兄自身條件實在是好，作為補償，還是得到了當鄉(xiāng)村民辦教師的機會。

鄉(xiāng)村民辦教師和赤腳醫(yī)生，這兩個介于農(nóng)民和國家正式職工之間的職位，是大隊支書的禁臠，別人都不會妄想，從來也不會有人覺得有啥不公平——這個職位畢竟太少了，赤腳醫(yī)生一個大隊只需要一個，民辦教師幾十年下來也就那么十幾個人。

一般來說，大隊主要干部總是會在那幾個大姓當中輪流，這和家族勢力狀態(tài)基本一致，當支書的必須首先要有強力的群眾基礎。一般來說，支書姓啥，大隊會計肯定也姓啥，其他幾位主任在另外幾個大姓之間平衡就是了。小姓，是絕對沒有機會的，給你干你也干不好。婦聯(lián)主任這個角色比較特殊，既要有家族基礎，主要是個人要潑辣能干。那個時候的農(nóng)村婦女識字率都不高，能當婦聯(lián)主任的那是鳳毛麟角了。

于是，我們大隊的赤腳醫(yī)生，忘了是自己姓李還是姓李的兒媳婦。這工作也當然需要一定的業(yè)務技能，要送出去培訓的。得來不易，人家干的挺珍惜的。我小時候常生病，我媽帶我去打過很多次針，我媽讓我喊“姑姑”，人家挺敬業(yè)的，也很專業(yè)，還挺和藹。

更多的是我們的村辦小學，我們的老師，大部分都是大隊干部那幾個姓，或者是姻親關系。我那堂兄是個例外。

記得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有門課叫《自然常識》（我們那時候竟然還有機會開設這種課程，真是不可思議），有一節(jié)課講熱的傳播，以農(nóng)村地區(qū)常用的熱水瓶為例講解熱的轉(zhuǎn)導對流和輻射，然后老師布置的作業(yè)就是寫一篇《熱水瓶的保溫原理》的應用文。

第二天上課，代老師就在課堂上表揚了一位同學，說他的媽媽很感謝地跟老師反饋：太高興了，孩子在學校竟然學會了熱水瓶的保溫原理！

其實，這就是我們課本上的知識，我們每個同學都學會了。只是這位同學的媽媽就是那位婦聯(lián)主任。

那個時候，大隊干部就是我的神話。我當年的理想都不敢是將來當大隊干部，而是“生產(chǎn)隊長”，也就是“小隊干部”。主要是因為決定一些雜糧是“按人分”還是“按工分分”，是由各生產(chǎn)隊自己決定的。主糧，像稻谷，小麥，那肯定是要按勞分配的，以示公平；但雜糧，也要考慮不要餓死人，好賴讓人填飽肚子，就要兼顧一下家庭人口。我們家都是孩子，父親在縣里工作后來又被“隔離反省”了好幾年，只有身體不好的母親一個人算半個勞力，每到分糧，別人家用大籮筐，一擔一擔地挑；而我們家，大姐帶著我們拿菜籮子就能抬回家了。我小時候大概就是比較伶俐的，當時就撅著嘴說：“我長大也要當隊長”。在后來的幾十年里，這個一直成為美談，這個志氣，讓我成為姐姐們的驕傲。

當然，還沒等我長大，沒幾年就分了單干，隊長就不值錢了。

那時每年生產(chǎn)隊核算，各家被分為“余糧戶”和“缺糧戶”。我們家每年都是缺糧大戶，糧食分給你吃了，那就要折算成錢，叫做“交缺糧款”。記得每年的這個時候，母親都是日夜難安，盡可能找跟我們稍微沾親帶故的大隊干部哭訴，希望減免一點。有一年，一位姓朱的駐隊干部，實在看不下去，讓他們幫我們家免了一大筆“缺糧款”。駐隊干部是啥？只知道是公社派下來的，像是能管大隊干部的欽差大臣那種吧，其他就不知道了。

后記：這篇文章的初稿，先給二哥看了，他在農(nóng)村生活的時間長，比我更懂得農(nóng)村人情世故。二哥微信給我說，盡管很多事情都是時代的而不是個人的，幾十年過去也物是人非了，但他們的后代們并不一定能有你我的境界，還是把那些真名實姓抹去了吧。